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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雜記之被組織的「反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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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2月初,學校號召學生給老師貼大字報,似乎是任務,人人都要寫。

當時反潮流是個時髦詞,國家號召、鼓勵人們反潮流,樹立的典型是考試交白卷的張鐵生、給老師提意見的黃帥、給毛主席寫信反應走後門情況的李慶霖,等等。我們當時對這些「榜樣」都是接受的,雖沒有特別欽佩,但也決沒有反感。

那時我對老師的一些做法已經很有意見,如對某位「後進學生」在班上召開批判會,儘管我也很不喜歡她,但看到黑板上「分析批判某某某同學大會」幾個醒目大字,還是很反感,覺得太不尊重人。

當學校布置我們給老師貼大字報的任務時,我就把自己前一個月寫的一篇關於師生關係的日記拿出來,幾個要好的同學看了都同意,紛紛表示願意簽名(其實她們可能是偷懶),這樣我們的大字報就貼在牆上了,那篇日記原文如下:

73.11.11

《我的一點意見》

老師和同學之間應該是什麼樣的關係?

在社會主義國家裡,老師和同學應該是師生關係,同志之間的關係。老師不能把同學當敵人看,同學也不能把老師當敵人看,也就是說,老師不是同學的敵人,同學也不是老師的敵人。

我們同學對待老師,應該是什麼樣的態度呢?對待老師正確的批評、教育是應該虛心接受的,而老師,我們並不能要求他們十全十美,他們也是邊學習、邊改造思想的,他們工作中有缺點、有錯誤,我們不應該鑽漏洞、打擊報復,這是很不對的。

尊重老師、關心老師、幫助老師,是我們每個同學必須具備的。

那麼,作為老師,對待學生應該是什麼樣的態度呢?

在這次學農中,部分同學吊兒郎當,勞動磨洋工,上課講小話,破壞群眾莊稼,偷紅薯吃嘴巴都吃黑了,罵下流話,挑撥是非等等,是相當傷腦筋的。對待這些問題,對待這些同學,老師應該怎麼處理?應該是什麼態度?下面我講一講老師處理問題的態度:

這些同學掉隊了,犯了錯誤,老師和同學晚上開批判會,罵了流話的漱口,有的還關在一個黑房裡,一個中午沒有吃飯,後來一個同學偷偷地遞進了兩個饅頭,老師發現後,又在全班批評,她們是如何批評的呢?是個別找的談心?不是,是先做自我批評?也不是,而是動不動就大會批評,對待同學就像對待敵人一樣,沒有一絲笑容,沒有半點親切樣子,而是動不動就板起面孔,吼幾頓,有時甚至還抓住同學的衣領扯,有時還和同學打了起來。說輕一點,這是沒有教育方法,說重一點,這是把同學往敵人懷抱里推。難道不是嗎?你這樣做,損壞了同學的自尊心,後果如何呢?同學們都恨了你們,怕了你們,但表面上還是「愛」你們,難道我們的師生關係是這樣的嗎?誰沒有缺點呢?誰不犯錯誤?只是十個指頭不一般齊,有的人缺點少,有的人缺點多罷了。那麼我們對這樣落後同學就是這樣整嗎?這樣整,他們會變好嗎?我說,這些問題的處理都是不妥當的。關鍵在於老師怎麼去幫助,用什麼方法幫助。俗話說:「好將手下無弱兵」,只要老師用毛澤東思想檢查一下自己,做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問題不就解決了麼?是的,他們有時不小心又重犯了,為什麼不允許別人重犯呢?別人幾年養成的習慣,難道要求開一次會、談一次心就解決了,可能麼?人的思想是複雜的,要解決人們的思想疙瘩就更難,「難」有什麼可怕的呢?我們生長的階級社會裡,難道不允許社會上有階級鬥爭?難道不允許別人思想里有問題?這些說起來是可笑的,可是,一旦不小心,自己總難免不犯相類似的錯誤,這是什麼原因呢?大家仔細想一想吧!

再說,為什麼不能送給同學饅頭吃呢?送了為什麼要受批評呢?俗話說:「人是鐵,飯是鋼」,不吃飯怎麼行呢?難道這也是「關心」同學嗎?同學之間互相關心,他才會去送饅頭呀,讓他吃飽飯養了身體,又有什麼錯呢?你們說:「那他為什麼不從大門送,而要從後門,而且是偷偷的送呢?這不是搞陰謀詭計了嗎?」這個問題你們自己已經回答了。不是麼?你們平時對學生那麼厲害,難道同學們還敢從大門送麼?從後門送了都大會批評,那麼從大門送不是要挨打了麼?他們的行動就是說:「我們不同意你們的做法,但是因為怕你們,所以不敢提出來,就必須『走後門』。」

好了,我不講了,其餘的事情你們自己去想好了。不過我在這裡還要說一點,就是:我前面已經說了,十個指頭不一般齊,你們犯點錯誤是難免的,問題是今後怎麼做……

然而,社會主義國家不是對什麼人說服、教育都行得通的,對待敵人是不能客氣的,對某些人也必須實行懲罰,但是這些都是在教育、說服後不通的情況下,才可實行。

這些文字今天看來已經在試圖學著「說理」,但明顯帶著小說《歐陽海之歌》裡部隊指導員做思想工作的口氣,也有某種紅衛兵的味道,一方面反感老師的居高臨下,一方面自己又自覺不自覺地也在居高臨下。

大字報貼出的當天晚上以及後來的一些日子,我都有些思想負擔,擔心老師會打擊報復,如以後鑑定上缺點寫多一點,考試分數給低一點,入不了團,……後來想起張鐵生、李慶霖,尤其是這年的12月28日聽了黃帥的「事跡」,很受鼓舞,坦然了許多。雖然後來並沒有因此受到什麼打擊報復,但初次承受了可能「挨整」的心理壓力。

1974年3月12日和4月17日,我們參加過兩次有組織的遊行,第一次是我們一中的紅衛兵,第二次範圍擴大到全市中學的紅衛兵。我們排著整齊的隊伍,統一著裝,喊著口號,一路上引起不少市民圍觀,浩浩蕩蕩的紅衛兵隊伍令我感到驕傲和自豪,那天還寫了一首詩,結尾一句是:「紅衛兵的力量啊,能移山、能填海!」當時有種人群聚集的興奮,尤其是這些聚集的人群都是我們的人,從而產生了一種「天下無敵」的幻覺。其實對於遊行的目標和任務(要幹什麼),我們並不了解,也不關注,只是單純地被遊行這種形式所鼓舞,充滿熱情和興奮。

不記得是1974還是1975年,長沙出了個我們覺得匪夷所思的案子,一些人組建了一個政黨,其成員包括我們一中的一位年輕教師,我對他有點模模糊糊的印象,看上去很正常的一個人,沒想到,……他們很快被判刑,這件事似乎也很快被大家淡忘了,沒有產生太多議論,我們只是覺得出乎意料,覺得他們不知天高地厚,當然也大逆不道。

2023-10-26

責任編輯: 吳量  來源:新三屆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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