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馬斯為什麼非要堅持恐怖主義的政治路線？普京為什麼非要拿下烏克蘭，習近平為什麼非要打台灣？如果站在群體的立場應用「趨利避害」的「理性」，顯然不好解釋，因為在巴勒斯坦內部，有更好的主張，更有德才兼備的政治家，在俄國，也是如此。至於中國，習近平拿下了同樣是紅二代，但不主張打台灣的劉亞洲，更把主張堅持改革開放的政治對手李克強，逼入了死境。最困難的問題是，這些惡人或「壞人」為什麼能在遭到多數人的反對時，還能這樣做，甚至有時還能得到相當多的人支持？
主張用政治文化來解釋這個問題的人，遭到的反問是，政治文化說得清楚嗎？更重要的是，政治文化又從何而來呢？我的理解是，政治文化與歷史上群體生存策略的選擇有關，而歷史上的選擇，與地理、地緣以及技術、尤其是軍事技術的發展有關。當群體之間的軍事實力懸殊之時，政治文化再高明，或者再「理性」（reason）的群體，也不得不屈從，甚至無法避免被毀滅。
今天，西方文明的政治文化雖然更理性（reason），但他們趨利避害的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是不用武力征服和統治非西方文明，本質上，並非出於道德，而是力不從心。這就給「理性」（reason）不足的政治文化，綁架群體的文化身份創造了機會。當然，這個機會也與西方，尤其是美國主導世界秩序犯下的嚴重錯誤有關，比如小布希發動的伊拉克戰爭，比如西方對蘇聯解體應對不當，比如老布希對鄧小平六四屠殺的姑息。
現在的問題是，面對有可能全面展開的所謂「文明衝突」，中國可能扮演一個什麼角色？作為一個自認是文化中國人的華人，可能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我的理解是，中國確實可以扮演一個樞紐性的角色，即中國既有機會把世界推向一場後果不亞於二戰的大災難，也有機會自救救人，成就所謂「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國扮演這個樞紐性角色的基礎，就是中國的經濟崛起。中國回歸經濟大國，為整個人類進入所謂的「豐裕社會」（Affluent Society，Kenneth Galbraith）提供了「物質基礎」，也就是說，中國深度加入世界經濟分工體系，從根本上解決了人類整體進入現代文明生活的供給能力問題。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成就，而中國人，也包括很多華人，因此而飄飄然，結果是讓習近平把中國和世界都帶入了險境。
許多中國人和華人的這種飄飄然，與中國的政治文化當然是有關的，這種文化容易讓人利令智昏，失去理性（reason）的能力，更失去想像力。結果是，中國明明有利己利人的生存策略可以選擇，卻走上了一條自毀毀人的邪路。這集中地體現在竟有那麼多人支持大陸打台灣。
那麼，事到如今，頭腦清醒的中國人和文化中國人，還有沒有機會用增強理性（reason）來改造中國的政治文化，為選擇一條文明的生路創造條件？我認為這個機會是存在的，也是值得去努力把握的。此非鄉愿，理由是中國與世界，華人與他者交往和交流的知識基礎和技術手段，已經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文化宿命之不可取，因為只會讓中國付出更大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