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下半年，四清工作組來了，廠里準備給我摘掉右派帽子。職工評審大會上，一開始氣氛不錯，工作組長態度平和。一個積極分子上台發言：「××，有一回，我們幾個人去五金公司送貨，五金的一個人問你是不是帶隊的幹部，你指著板車說：『我是車前工。』你會車鉗工嗎？你是車鉗工嗎？你這不是在外面騙人嗎？今天你說說你是什麼意思？」我說：「我說的不是車鉗工，是車前工，拽著繩子走在板車前面的工人。」這一下炸鍋了，紛紛怒斥我抗拒改造，對政府不滿。
另一積極分子站起來說：「我來揭發一點！前幾天××理髮，說是理了一個泰山頭。大家看看，分明是風涼頭，他偏說泰山頭。他這是想說我們工人階級頭上還壓著三座大山，污衊我們黨，污衊新社會，挑撥革命群眾和黨的關係。」於是，會場氣氛陡變，群情激憤，高呼「打倒××！」
我當場拒絕了這一指控。我說：「從一種髮型做出這樣牽強附會的分析，我不能接受。」各種指控紛紛嚷嚷，義憤填膺，聒噪了好一陣，工作組長開口了：「今天，我很受教育。看來，我們廠的工人同志們的政治嗅覺是很靈敏的，政治覺悟是很高的，也是敢於鬥爭的。××，你不要以為你是大學生，我們工人文化低，但是，我們有毛澤東思想這個武器，還有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頭，你是鬥不贏我們的。聽說你平時話不多，但放的毒不少，把風涼頭說成泰山頭，話不在多，一句話就挑撥了黨和工人群眾的血肉關係，很惡毒。」我終於忍無可忍了，不等他說完就頂了過去：「照這樣分析，可以把任何人說的任何一句話都往反革命上靠。」
四清工作組長是何等身份，連廠里的書記在他面前都俯首帖耳，今天我一個五類分子竟敢在群眾大會上頂撞他，這還了得！他把桌子一拍：「囂張！」我也豁出去了，據理力爭，毫不示弱。我始終堅守一點：即泰山頭推導不出挑撥群眾和黨的關係。我和工作組長吵起來，會議不歡而散。一連幾天，我等他們出招，準備承擔後果，奇怪的是，四清工作組和組長再也沒有露面。此事雖沒惡化，摘帽的事泡湯了。14年後，即到1978年，我的右派帽子才摘下來。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十一期，2011-0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