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家族歷史中，曾經有過一段令人非常驚悚的往事。我曾經從我不同的親友中獲悉過這樣一個故事：大約在1929年的秋天，我的姑母，曾經被一夥土匪綁架。當時，姑母剛生下二表哥不久，土匪在綁架姑母時，連帶著把不滿半歲尚在襁褓中的二表哥也一起綁架走。土匪向姑父勒索500元大洋。身為鄉間郎中大夫的姑父為了籌措這筆巨款到處借貸，可是，在贛西北這個窮山僻壤中，一時卻無法籌措到這麼多錢。
姑父出生於江西樟樹一個中醫世家，年輕時前往贛西北一個名叫征村的小村落行醫。在這個地方，姑父娶了我姑母。成家後的姑父姑母一家努力行醫司藥服務鄉梓，在這個缺醫少藥的窮山僻壤之地贏得了好口碑。當時姑姑一家的生活並不特別富裕，在20世紀初葉那個百業凋敝的時代，他們的生活也只能稱得上能夠維持溫飽而已。
因為籌款耗費時曰，連累到姑母和二表哥，讓他們經歷了更為長久的磨難。土匪們為了躲避當地政府的揖拿，需不斷移營換寨，每當此時，便會感到帶著嬰兒的姑母特別礙事。有一次，他們終於忍無可忍，強行命令姑母拋棄手中的嬰兒，以跟上行進中的大隊。姑母拼命反抗，誓死也不願丟棄懷抱中的二表哥。正當此時，有一個在山上採薪的樵夫路過，姑母認出是曾經向姑父尋醫問藥的病人，於是情急之下向其託付懷抱中的二表哥。那位樵夫滿口應允，接過二表哥，後來輾轉將手中的嬰兒送到了姑父手中。此後，姑父加快了籌款的步伐，不惜傾家蕩產，籌夠贖金，終於贖回了姑母。經歷過近一個月地獄般的磨難，姑母總算回到家中，只是，此時身心俱疲，創痛久久不能平復；二表哥在被劫持時，頭上沾染癩瘡，經姑父細心醫治，很久後才得以痊癒，後來還為此得到過一個＂二癩子＂的綽號。
家史中的這個故事，脈絡似乎頗為清晰，前因後果，都一清二楚。只是，細究起來，卻又讓我們後代墜入一片歷史的混沌之中：那些綁架姑母的人是些什麼人，他們來自何方，此後又遁入何處？他們又是否為他們綁票勒索為害四方的惡行受到過正義的審判懲罰？答案盡付闕如。家族中的長輩也從不提起這些重要的細節。偶有後輩問及，他們也只是閃爍其詞，以＂土匪＂對之。
五年前的一個冬曰，我父親和我坐在暮色四合的客廳里，他又提起了這件令人傷心的往事。祖父家中有倆男倆女四個子女，姑母是老大，我的父親則年齡最小。姑母這個大姐比父親年齡足足大了一輪，父親和姑姑早年失恃，後來父親自已在六零年這個人為造成的饑饉之年又不幸痛失了自己的妻子——我的母親，因此一直以來，父親以及我們全家都受到年長如母的他的大姐諸多照顧。將及暮年的父親，由於姐弟情深，常常會懷念他的這位長姐。這次，他又重複了一遍這個姑姑和二表哥被綁架的故事，講完以後，他陷入一種長久的停頓之中。他眼光透過黯淡的窗戶，思緒似乎漸行漸遠。
良久，他轉過頭來，語氣低沉地對我說：＂綁架你姑姑的是紅軍。＂
這就像一個石破天驚的告白，使我這個聽聞者頓時陷入一種失語的震驚狀態之中。作為出生在那個紅軍巳經被神化的國度里的晚輩，我從小就被灌輸了不少關於中國革命、中國紅軍、中國共產黨的宏大敘事：他們是那樣地崇高，以天下蒼生為念，不惜犧牲自我而解救天下於倒懸。可是，他們何以會對像我姑母和二表哥那樣的婦孺幼嬰，痛下狠手，綁票勒索，而且幾乎置我那個尚在襁褓中的二表哥於死地？在那種革命的宏大敘事中，世人被強行劃分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並且賦予所謂的被剝削階級以任意剝奪處置剝削階級的生命財產的權力。可是，我的姑姑和姑父只不過是一個社會中的自食其力的自由業者——他們甚至連僱工也未有請過——在社會上掙扎，全靠行醫司藥，服務鄉梓。那末，這種宏大敘事又是如何來合理化綁票勒索這種在一個正常社會被視為邪惡罪行的作為的呢？
這些疑問讓我開始去探索這種宏大敘事背後隱藏的骯髒勾當的具體細節：1，這樣的綁票勒索的普遍程度；2，這種綁票勒索的具體施行者；3，這種綁票勒索的具體操作指南；最後，4，這種綁票勒索的意識形態依據。
在二十世紀初葉，中國正經歷一種從傳統王朝社會向近現代社會轉型的陣痛期。雖然中國以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近乎和平的方式完成了這個轉型的第一步，在清廷軍事強人袁世凱，同盟會革命黨領袖孫中山，以及國內的立憲派共同努力下建立起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但是卻由於歷史的負累以及當事者過於急切的選擇痛失一個好局，隨之墮入天下失序，武人橫行的亂世。亂世中走投無路者會挺而走險，走上剪徑綁票勒索的歧途，就像人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