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在長征的時候,由於是戰敗潰逃,一到哪裡可以說就是土匪進村。走到哪裡,搶到哪裡。紅軍一進村,就分頭跑到老百姓家裡,翻箱倒櫃的找他們需要的東西,布匹、糧食、銀圓、雞鴨、牛羊豬無一倖免落入他們的口袋。由於前行的紅軍把村民的東西搶光,後面經過的紅軍實在沒啥可搶的。於是,它們就把老百姓收割好、堆放在碾麥場的糧食就地取材,直接從堆上卸下來,用火燒了吃,弄的狼籍一片。
8月1日是中共的「建軍節」,中共中紀委監察網站推出了特別策劃視頻《「紀」在心間》,開篇即提到了中共紅軍當年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過視頻沒有提到的是當年在其下被掩蓋的罪行。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之由來
按照中共官方的說法,「三大紀律」的首次提出是在1927年10月。當時,毛澤東在所謂的秋收暴動失敗後率領殘餘部隊抵達荊竹山,並打算進發井岡山。為了與在井岡山做「山大王」的袁文才和王佐部隊搞好關係,毛向所屬部隊宣布了三項紀律,即: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籌款要歸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
到達井岡山後,為了與周邊老百姓搞好關係,毛又於1928年1月頒布了「六項注意」,即「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不拉夫,請來夫子要給錢;不打人罵人」。
3月,毛在率部隊攻打湖南桂東縣沙田搶奪地主財產時,將二者合在一起。據《紅軍在沙田》一文記載,當時毛說:「現在要頒布幾條紀律。第一條,一切行動聽指揮;第二條,不拿工農一點東西;第三條,一切繳獲要歸公。六項注意:一、上門板;二、捆鋪草;三、說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借東西要還;六、損壞東西要賠。」這次他將原來的「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改為「不拿工農一點東西」。
1929年,紅軍向贛南閩西進軍。紅軍到這些地方後,還是按照過去的習慣,到野外大便,隨便到溝里、河裡洗澡,引起群眾的不滿。毛知道後,把原來的「六項注意」改為「八項注意」,新加的兩項是:「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廁所」,後來改為「院子打掃乾淨,挖衛生坑(廁所)」。
1930年9月25日,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印發的《紅軍士兵會章程》正式出現「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除原來的六項之外,另外加上的是「不得隨便屙屎和不搜敵兵腰包」兩條。
1947年10月,中共解放軍總部發布訓令,重新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最後修訂版的「三大紀律」是: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一切繳獲要歸公。「八項注意」是: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不打人罵人;不損壞莊稼;不調戲婦女;不虐待俘虜。
與中共其它欺騙的伎倆一樣,中共雖然出台了制約軍隊的「紀律和注意」,雖然在宣傳中將紅軍吹得天花亂墜,但中共軍隊真的做到了嗎?一些回憶錄和民間說辭透出了端倪。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下的惡行之勒索富戶
2011年5月6日,中共《人民日報》官方網站刊文《陳毅述紅軍籌款秘訣:貼條子勒索豪紳不給錢就燒房子》,該文章是中共十大元帥之一的陳毅1929年在上海向中共中央作的書面報告。報告原載1930年初《中央軍事通訊》創刊號,後收入《陳毅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版)。
報告稱,1928年初,毛上井岡山後,因國軍不斷圍剿導致給養困難,因此逃離井岡山,四處遊蕩。每到一地,毛的紅軍都要張貼標語,宣傳共產思想,同時向當地富戶「籌款」。
文章稱,紅軍每月至少要需要五萬元左右,這筆款項大部分出在富戶身上,小部分出在城市商人身上。籌款的方式有:一、城市籌款。紅軍在城市,召集商人代表(拒絕與商會接洽),提出最低額款項,限三日交齊。紅軍每寫信到臨縣要款,不必派兵都可以送來。
二、勒索富戶。如果沒抓到富戶或其家人,就估計其房屋價格並在其房屋上貼一張罰款的條子,限兩日內交款,不交則立予焚毀,每到期不交,則焚一棟屋以示警告。據說,這個方法很有效,紅軍的經濟大批靠這個方法來解決。
三是挖窖。豪紳許多現款藏在地下,紅軍一到其房內便要搜查槍彈或現款。紅軍前後挖得之金子不下三四百兩,挖得之現款常常可得招數百元、數千元或至萬元不等。此外,獎勵來報告富戶窩藏處或其地窖的所在的,亦常常是有效的法子。
在2002年中共地方黨委編纂的《薌江風雲》一書中也記載了中共紅軍對商戶、富戶的勒索。1932年毛隨紅軍東路軍入閩,打進漳州後,紅軍負責籌款的毛澤覃提議按資金多少來定「捐款」數額,由商會評議,定出各途(行業)商戶應「捐助」的數額,指派專人收集,每日集中點繳。籌款人員持紅軍發的證件上街,確保人身安全。「捐款」的商戶,紅軍發憑證,上寫「籌款交清,給予保護」八字,貼在店門口。此舉與土匪、黑社會收取保護費並無兩樣。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下的惡行之綁票
中共紅軍除了「勒索」和收取保護費外,更為惡劣的是進行綁票。當年中共紅軍頒布的《籌款須知》中,有迅速捉人及宣傳恐嚇的秘訣:
「人是活寶,只有捉到人,籌款就容易。在周密調查結束後就要迅速捉人。捉人的方法要注意運用便衣隊,而部隊中要注意找本地人參加組織。隊員出發時要化裝成各色土民(每次化裝要不同),暗藏手槍,分途出發。特別注意趁黑夜、半夜、雨夜、雪夜,以及拂曉、黃昏這兩個時候。……捉了本人當然好,就是當家的獨生子甚至家屬以及走狗也都可以。」
「特別對其走狗(雇的工人、鄰人等)、小孩、老人、婦女,按當地人情風俗及其家庭情形,分別被捉人的輕重,普通以當家的、父母、獨生子以及上有父母,下有兒女的為最重要,同時未嫁的女子,且只有一個,或媳婦懷孕,娘家又厲害的,也為重要對像。」
綁票後,中共催款的手段也是「貴乎厲辣」,「在必要時,沒收一家的財物,燒一家的房子,或殺一個土豪」,「以及用要燒要殺的形式恐嚇(燒房經過宣傳,拆開大門,倒洋油)等的階段,每階段中都可利用恐嚇催繳。殺人也要經宣傳、擬罪狀、捆綁、寫罪狀、蓋官印的幾個階段。」
中共綁票的一個典型代表是被中共鼓吹為「英雄」的方志敏。1931年11月,中共趁國內混亂,在蘇聯的幫助下,於江西瑞金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控制了贛南、閩西兩塊叛亂根據地。方志敏當時任蘇維埃政府「贛東北省」主席兼財政部長,籌款的主要方式就是綁票勒索。
1930年7月,方志敏領導的紅十軍偽裝成國軍,洗劫了只有一個營守衛的瓷都景德鎮。此行綁架多名外國商人,押往「省會」葛源,在得到其家人巨額「贈款」後才將其釋放。著名瓷器美術大師鄧碧珊的家產被洗劫一空,鄧本人因替被搶掠的受害者討要財產,也遭紅軍槍殺。
1932年6月,方志敏所部紅軍廣豐獨立團由團長周良瑞、政委吳光丕親自率領,會同游擊隊、花槍連五百多人,帶著大批「挑夫」奔襲千年古鎮廿八都,掠走數萬元財物。據《衢州文史資料》記載早在兩個月前,紅軍就派人摸清了當地富戶的情況,「所以抓起人來,一抓一個準」。
紅軍將地主、商人及其家屬共兩百多人統統綁架回江西。保長謝盛仔被釋回鄉,給這二百多人的家人帶回消息,要速交足額罰款贖人。隨後謝盛仔帶領本地一群青壯年,每人擔去八百塊大洋,但有些人仍被撕票。
兩個月後,驚魂未定的古鎮再遭洗劫,紅軍又綁架了地主和富紳三十多人為「肉票」。從此,廿八都走向蕭條。當地健在的老人對此仍記憶猶新。
方志敏,這個曾殺死親叔叔,洗劫景德鎮、殺人越貨的中共紅軍將領,還曾綁架了美國傳教士達能夫婦和他們的女兒,在索要巨額贖金遭拒後,將夫婦倆砍頭,而請求留下他們女兒的一位不知名的中國人也被一起砍頭。正因為如此,國民政府才全力圍剿方志敏部,並將他逮捕後以「綁票殺人罪」被處死。
而網上刊登的李元龍撰寫的《紅軍的綁票和借條》一文透露,作者曾因文字被關進監獄時讀到了《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內中提到在1934年11月,賀龍、肖克的紅軍在貴州的黃平縣城抓到了兩個英國傳教士魯道夫•博薩哈特和海曼,以及他們的妻子或孩子。兩個傳教士被紅軍綁起來,「像牽狗一樣」被紅軍牽著走,共有560天之多,而紅軍只為從他們身上勒索錢財進行長征。
博薩哈特後來在回憶錄記述道,紅軍向傳教團索要的贖金是七十萬美元。結果,海曼付了一萬塊銀元,博薩哈特則一文未付。但是,與他們一同被關押的那些被俘的中國人身上,紅軍的確榨出了不少金錢。
正是因為紅軍這樣的惡行,紅軍每到一地時,地主、富戶一般都聞風而逃了,但常常留下一個上了年紀的親戚或信得過的僕人在家照看財產。紅軍就把這些人逮起來,直到地主交了一筆適當的罰金才放人。如果不交罰金,人質有時就會被處死。如果人質年紀太大,或病弱得跟不上長征隊伍,他們也會被殺掉。
在博薩哈特寫的《神靈之手》中還提到,這些紅軍還曾綁架了一個德國傳教士凱爾納,他最終因為教會沒有採取任何行動而喪命。
不僅如此,《九評共產黨》中也講到,李先念的紅軍在鄂西一帶綁票縣城裡的首富人家,不是綁一個,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綁一個,叫「綁活票」。「綁活票」不「撕票」,即不殺人質,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裡人一壇一壇不斷地送大銀元去供養紅軍。直到餵飽了紅軍,或是家破人亡,無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質放回。有人因此被驚嚇折磨致死。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下的惡行之借條
在李元龍的文章中,還提到原中共將領吳法憲在回憶錄中的記載:有人說,那個時候吃了藏民百姓的東西,有的留了錢,有的留了借條。不過據我所知,絕大多數情況都不是這樣的,因為即使想留錢,我們那時候也沒多少錢。有的人倒是留了條子,說是以後還,可誰都明白,這是「老虎借豬,一借不還」。以後,那是什麼時候啊!後來有的乾脆連條子也不留了。哪裡還還,不可能還了。所有的部隊都一樣,見到了就吃,找到了就拿,把藏民家裡的東西吃光,既不給錢,也不留條。
吳法憲的記述應該是真實的,實實在在地打了中共厚顏無恥的嘴臉。
如此「借款」的光榮傳統到了國共內戰時期,被叫做了「就地籌措」。中共另一個將領陳再道回憶道:1947年劉鄧躍進大別山,無法依靠後方長途運送冬裝,「從商城南下時就開始籌措布匹,見到布店和有布的富家就借布,留下字據把布拿走,說明以後憑藉條如數付款。糧食也開借條,有的用打土豪的方法開倉取糧。部隊抽出不少幹部去借布、借糧。」
更為滑稽的是,2005年4月27日的《金華日報》的一篇報導說:湖南汝城胡運海在維修其祖父胡四德遺留下來的三間老土坯房時,發現了一張70年前紅軍寫的借條,內容是「向胡四德借稻穀103擔,生豬3頭,約503市斤,雞12隻」。最終,當地民政局向胡運海歸還1.5萬元。問題是當年的借條只值1.5萬元?中共真是不要臉。
難怪有人對此譏諷到:黨軍所謂的秋毫無犯,就是白吃白喝以後給老百姓留下黨軍自己印的錢票子——借條,實是變相地搶。不僅收借條的人不知什麼時候可以兌現,連寫條子的都不知道。……大別山就有商人在八十年代以當年解放軍開的借條作為革命文物獻給政府,而被政府「按現價」付帳「獎勵」。
民間老百姓的說法
對於中共紅軍的惡行,民間還流傳著源自老輩人的說法。大紀元曾登過一篇文章,文章稱其當地有老百姓說,紅軍在長征的時候,由於是戰敗潰逃,一到哪裡可以說就是土匪進村。走到哪裡,搶到哪裡。紅軍一進村,就分頭跑到老百姓家裡,翻箱倒櫃的找他們需要的東西,布匹、糧食、銀圓、雞鴨、牛羊豬無一倖免落入他們的口袋。
由於前行的紅軍把村民的東西搶光,後面經過的紅軍實在沒啥可搶的。於是,它們就把老百姓收割好、堆放在碾麥場的糧食就地取材,直接從堆上卸下來,用火燒了吃,弄的狼籍一片。老百姓對此敢怒不敢言,眼睜睜的看著自己的活命依靠被糟蹋。
相反被中共宣傳工具反面宣傳的國民黨的國軍,老百姓的評價比較好。老人說國軍進村時,都是列隊行進,從不讓軍人脫隊單獨行動,而且不准騷擾無辜百姓。即使國軍宿營也要到離村子較遠的野外宿營。
結語
中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掩蓋下的惡行,再次證實了中共是何等的無恥,中共與土匪並無兩樣,而其所謂的不拿群眾一針一線,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不打人罵人等,不過是宣傳的伎倆而已。可以說,中共的「邪、騙、煽、鬥、搶、痞、間、滅、控」九大基因迄今從來沒有改變過,世人若是相信了,只能被中共害得很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