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去世後遭到的惡評之多，令研究基辛格多年的學者忿忿不平。但我相信，一個人對歷史走向影響越大，就越不可能立即「蓋棺定論」，而是需要更長時間才能有「公論」。這就涉及到了評論家們沒有提出的一些問題：假如沒有基辛格，中國和世界會發生如此巨變嗎？基辛格直接推動的巨變，究竟是令世界更好還是更壞呢？而基辛格個人，又要對其帶來的重大歷史後果，承擔多大的道德責任或褒貶呢？
我想到這些問題，是因為基辛格非本土出身，竟然能對美國和世界帶來如此巨大的影響，這不僅與他不同於本土精英的思維、視野和手腕有關，更與美國社會超越全球的開放性有關。也就是說，基辛格是美國開放社會的產物。從建國開始，美國的成長一直得益於社會的高度開放，美國開國元勛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就是最突出的例證。問題是，基辛格的外交成就，尤其是他打開中國大門的成就，是否對美國的開放社會，乃至整個西方的開放社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甚或是風險呢？我認為這將是歷史最終評價基辛格無法迴避的問題。
基辛格自己應該最清楚這一點，一些人完全用貪婪和私慾來解釋基辛格一直保持與中共的密切關係，是有偏頗的。讀基辛格《論中國》，我認為他可能比絕大多數人更早、也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國經濟崛起將帶來東西方兩種文明秩序觀的文化衝突和全球戰略衝突。作為一個有機會推動歷史演進的知識人，他是否因看到了這種衝突的巨大危險而放棄歷史給自己的機會？基辛格顯然不這麼想，這其實也符合中國「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理念。基辛格認為，早在六十年代，美國就有機會改善與中國的關係，雖然很難證明事實是否如此，但基辛格的這個觀點反應了他對歷史的積極態度。沒有這種態度，他不可能抓住歷史的機會，但問題是，抓住了歷史的機會，並不意味著能持續把握住歷史的進程。
事實上，美中從和解走上合作的進程之快，遠遠超出了基辛格和所有當事人的想像。為什麼會如此，有相當多的運氣因素，但也有過去被忽略的深層因素。在我看來，一個被許多西方學者忽視的因素，就是非大陸的華人社會，包括香港、台灣、以及海外華僑社會，（如新加坡）在催化中國對外開放中的巨大作用，一直被嚴重低估了。鄧小平較早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但基辛格對華人問題的分析則相當欠缺。從《論中國》一書不難看到，基辛格一方面反對以歐洲為參照系來理解中國的全球戰略，自己卻很難擺脫這個框架的束縛。
這個問題與當前美中衝突乃至世界秩序危機的關聯何在呢？簡而言之，來自非大陸的華人之所以能極大地催化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融合，基本原因在於他們大多來自「開放社會」，他們的文化身份與政治身份的組合，大大緩解了民主國家的開放社會與中國專制社會之間的不信任與制度摩擦，尤其是在合作的商業利潤如此誘人的時候。
中外經濟藉助海外華人而深度融合，開通了開放社會對中國專制社會的交流渠道。中國人的留學、移民和旅遊的規模，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想像。在很多人越來越為此而對未來更樂觀的同時，基辛格看到了中共領導人的焦慮也在不斷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