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存活在中國大陸的古稀老人，如果請他們回憶一下童年時代印象最深刻的往事，八成都會談到一幫小夥伴相跟著奔跑到遍布城鄉的臨時刑場，在那裡去看槍斃人的現場。那年代是所謂的建國初期，又據說蔣介石逃離大陸時，留下了大批軍、警、特人員，準備他日反攻大陸時裡應外合。對這類被稱為潛伏敵特焉能不鏟草除根？因而視城市的規模大小，鄉鎮人口的多寡，每隔三、五天，多則十來天都會召開所謂公判大會，一次公審十幾人、幾十人多則上百人的槍殺，街頭巷尾有大幅布告，報紙上有醒目的大字標題，陳述著被殺者姓名年齡罪惡事實，結論為「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等語，草草幾十個字就剝奪了一條條鮮活的生命。這種血腥殺戮對普通老百姓也構成一種恐怖威脅，讓他們知道新的統治者是嚴酷冷血的殺手，按毛氏教科書的說法：「這就叫歷史，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鬥爭史」。
關鍵是跟在行刑隊後面急匆匆奔跑的這群孩子，在他們不諳世事智力初開的幼小年歲時，讓血腥的「腦袋開花」去替代三字經「人之初」的啟蒙是絕對有害的，其中必有不少成為「文化大革命」中的「紅衛兵闖將」，造成一場深重的民族浩劫，不能說這裡面沒有暗含著體制的必然聯繫。
那時我十六歲，在解放軍部隊裡被「狼奶」餵養得鬥志昂揚，經常列隊進入會場作精神抖擻以揚軍威狀，聽主持會議者作報告時，該鼓掌時我熱烈鼓掌，該呼口號時我振臂高呼。從來沒想過這些被殺的編輯記者、老師教授、鄉紳名流多為傳承我中華文明的精英人士，有幾個是貨真價實的匪首特務？1957年我已二十三歲，不再像前些年那樣人云亦云鸚鵡學舌，中共開展整風號召「大鳴大放」，我也響應「知無不言」的要求，談了一點五十年代初槍斃人太多的個人看法，誰知話音剛落，我也就成了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了。常人有所不知，如果你已經倒霉到如此地步，與你相關的情感關係都會發生質的變化，你得口口聲聲以賤民的身份卑躬屈膝面對任何一個人，即便你明知他是個勢利小人或者白痴。你得隨時承認你是一個罪人，之所以還能吃飯幹活呼吸空氣，那是由於黨的寬宏量大給了你贖罪的機會，即使你心理想的不過是他媽的「兩根蕃薯」反革命而已，口頭上仍得承認罪大惡極死有餘辜。
據說「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來越好。
只是階級鬥爭更加尖銳更加複雜，犯人們從勞改實踐中也能體會到。稍有農業常識的人都知道，所謂大忙季節就是指栽秧和撻谷兩季，或者像讀書人說的春種和秋收。我被「槍斃」那天，正是秋收季節，加班加點早出晚歸，眾犯人累得鼻塌嘴歪，收工後倒在床上吹噗打鼾，一個個睡成死人模樣。半夜十二點過後，突然門邊一聲槍響，接著寢室門被軍用皮靴踢開，電筒光射進門的同時，幾十個飽含階級仇恨的男高音不斷吼叫著：「出來！滾出來！」驚恐的犯人匆匆忙忙的從室內擁出。門外兩側計程車兵組成一條窄巷子，手執用棕繩編成的鞭子，對在巷子內奔突的犯人劈頭蓋腦的打將下去，顧不得你是接受改造還是反改造，奔完這段「鞭打巷」，有權威聲高叫：「到曬垻里集合！」也就是到隊上晾曬穀子的三合土壩子裡集合，全體「驚弓之鳥」便向曬垻擁去，此時突然亮光一閃，「叭」的一聲槍響震在耳邊，對大多數沒有戰場經歷的犯人，這槍聲幾乎抽掉了他們的腳筋，渾身發軟，只差癱倒在地。
根據「狗急跳牆」的原理，高等動物在緊急情況下可以爆發出特大的力量以自救。今晚，這一隊作為高等動物的犯人終於用他們的爆發力完成了：「立正、向左看齊、向前看、報數」一系列平常總不能認真完成的軍事動作，你聽那一、二、三、四、五……的報數聲，吐詞多麼清晰洪亮，一個接一個多麼緊湊，簡直像一隊訓練有素的軍校學員，但他們也絕對地不像軍校學員，因為剛才那一聲槍響，加上深夜的寒風（涼山地區的氣候秋夜已經很冷）使眾犯人無一不在瑟瑟發抖，特別是那些從深山的茅棚里剛剛抓來的資產階級份子，（他們中許多人直到老死也沒有看到過一個真正的資產階級。）兩腿篩糠，雙膝發軟，盡最大努力不讓自己癱倒下去。
列隊完成後，喊口令的指揮官手裡晃著手電筒的亮光開始講話，他大聲吼著說：「你們這些狗雜種，天天在盼望蔣介石反攻大陸，今天晚上我們要對你們『機槍點名』……」有的人不懂，有的人嚇壞了，有的人不相信。我就是不相信中的一個，因為我在1950年6月從軍政大學畢業後，曾被分配到大足縣警衛營二連去擔任過文化教員。當時連隊裡從北方打到南方身經百戰的老兵比比皆事，我親耳聽他們閒聊中說過，若干年前在某種特殊情況下會對俘虜進行「機槍點名」，那只是藉口調動將俘虜們押解到一個山凹里，突然一聲令下，預先埋伏好的輕重機槍一陣點名似的掃射便「把敵人消滅乾淨」，從沒聽說過像今晚這樣，先把敵人列隊集合先行宣布然後執行「機槍點名」。雖然我不相信，但今晚來勢洶洶的突襲架式也不會是鬧著玩的。
果然指揮官（我估計他是個排長）從衣兜里摸出幾張紙，電筒光射在紙上喊出了第一個人的名字：「楊根柱」。此人據說是來自瀘州市的歷史反革命，傳說他在國民黨軍隊裡當過營長，他也是經常被含沙射影的「座山雕」或「黑手」之一。但他是旱地班的成員，雖然同為反革命，我對他印象相當不好，最看不起他在「犯際關係」上的欺軟怕硬，本著勞改箴言「多一個敵人多一條絞索，多一個朋友多一個陷阱」的警示，我們無任何私人交往。他面對犯人的隊列站著，背後是十個左右的「戰鬥力」，一個個手執籮索纏成的鞭子，眼睛裡燃燒著仇恨的火焰，突然一個士兵在這楊根柱身後一貓腰，然後猛一伸手抓住楊犯的腳踝，往後一拉，只聽得「卟通」一聲，楊根柱硬挺挺地撲倒在地。接著就「往死里捆，往死里綁」。捆綁完畢就用籮索纏成的鞭子在楊犯身上猛抽，並伴以軍用皮靴的踢踏，然後又令他站起，又再一次的拉倒、痛打，像這樣反覆了四次，直到第五次，這一次拉腳踝計程車兵兩手用力不平衡（不排除故意這樣作），以至楊根柱側身倒地將他的左臉摔破出血，楊根柱也似乎被打得氣息奄奄。
終於指揮官的電筒再次射在一張紙上，按姓名年齡性別的順序宣讀了楊犯根柱的刑事判決書，其主要罪行除眾所周知的偽軍營長之外，也不過是獄吏們在晚點名或其他會場所講的那些「幕後支使者」「黑手」之類的含沙射影，最後的判決出乎意外地竟然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眾犯人以為馬上就拖到一邊去槍斃，但卻沒有，只是掀他到這臨時會場的一邊去站著。
指揮官的電筒又射到一張紙上，喊出了張思友的名字，因為他是南充所轄的岳池縣人，算我的半個老鄉（我在南充劃為極右份子），稍微有些親近，記得他是歷史反革命，判刑二十年，但他已服刑了十九年，年齡也已六十歲出頭。因為患有胃病，人很消瘦體力不好，便在隊上擔任篾工，專門編些籮筐撮箕之類的生產工具。此人最大的特點是愛說些引人發笑的俏皮話，他不知道「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不允許反革命份子開懷大笑的年代。常言道言多必失他的俏皮笑話也就讓他吃了苦頭，當晚一頓痛打以後也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第三個叫到名字的是江其昌，他原是成都市一家印刷廠的切紙工人，反革命罪但刑期才幾年，幾天前吃中午飯的時候，他領得包穀粑一個（犯人主食，每人一個，重三兩多，絕對吃不飽）。這個江其昌一隻手拿著包穀粑，另一支手拿著筷子在包穀粑上敲著從飯堂中間走過，他一邊走一邊嚷著說：「這么小的一隻包穀粑，別個咋個會要你參加聯合國嘛！」（那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未恢復在聯合國的席位），雖然當晚挨了批鬥，今晚還得進一步清算，暴打一頓然後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直到第六名，終於喊到了我的名字，我也就照例撲倒、暴打，再撲倒、再暴打，只是在第三次撲倒的時候，我的下巴頦先落地，撞裂開了一條約四公分長的口子，暴打過程中，我的臉部又曾觸地，我自己流出的血也可能還有前面幾位犯兄流在地上的血把我染成了「紅臉關公」。興許各位「戰鬥力」打得有些累了，就沒有再第四次將我拉倒，宣讀完死刑判決書後將我弄去和前五名一起列隊等候。在我之後還有兩名倒霉鬼步上後塵，一共也就是八個判處死刑的份子。
指揮官最後對沒判死刑的一百多名犯人簡單的訓了話，也就是叫他們改惡從善，不要像這八個反改造一樣走上今天晚上這條抗拒改造的死路，然後令逃過了「機槍點名」的眾犯返回寢室。
我們八個死刑犯被眾「戰鬥力」推向地垻的邊緣，夜色中我也看得不十分清楚，仿佛有三、五個已無力行走，由「戰鬥力」拖曳著走去的。到了地垻邊緣，響起了一陣槍響，然後戰鬥力們大聲高呼：「同志們，我們占領了××××高地，沖啊！」向幾公里外他們的營房住地沖回去了。
槍響了好一陣，我才發現我並沒有死，而且一動不動地站在原地，其他的幾個人則全部倒在了地上，但夜色中也似乎有人在動彈或發出呻吟聲，這時中隊部的犯人衛生員來到了，隊上的監管獄吏、分隊長李富貴也打著電筒來到了「刑場」，他令衛生員為我們幾個傷者包紮傷口，同時故意說了一句中共特色的此地無銀三百兩，使人感到分外噁心。他說：「怎麼搞的，我們一點也不知道」。實際上他的住房就緊挨在曬垻旁邊，他的聽力又無以倫比，有時犯人說悄悄話他都能聽見，夜深人靜的晚上，又是打槍又是吼鬧就差沒在他門上扔手榴彈，他能「一點也不知道嗎」？不過他知道，任憑他怎樣自欺欺人，被騙者也沒人敢揭穿他，這也就是當前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需要追求的效果之一。
衛生員在我的傷口上縫了七針，在我的下巴頦上，從此留下了一條永不消逝的傷口。前文曾提到塗國華「以卵擊石」「自我槍斃」後，在頭頂上留下了一條「天老爺一睜眼就能看到的傷口」，我這條永遠對著地面的傷口，便是土地菩薩老倆口只要抬頭一看，便能一目了然我下巴底部的這條傷口，我和塗國華兩人，一條對天，一條對地，倒也相映成趣。
最令我奇怪的是，幾個月前，我在犁田時曾經被一頭荷蘭耕牛打掉了一顆下門牙，這缺口旁邊的兩顆牙齒也為此鬆動，其中一顆已經搖搖欲墜。就在今晚的「槍斃」過程中，它永遠地離開了它賴以生存的牙床，它什麼時候掉的，掉到哪裡去了，是被我不經意地按弱勢群體「打落牙齒和血吞」的民諺吞進了肚子裡，或者在昏昏迷迷中吐到了地上，我無論如何也回憶不起來。這也似乎可以證明，高等動物在精神緊張到某個臨界點以後，就會逆轉而成麻木狀態。我不知道醫生們是否認可我的這項分析，我只有用這種分析來安慰我那顆失蹤的牙齒。
大忙季節這八個勞動力就只能躺在床上呻吟，據說民間有童子尿喝了能治內傷的傳聞。但這勞改隊又不是少年犯管教所，哪裡有什麼童子，最小的也是二十歲出頭，無奈之下有幾個受傷犯人竟用自己的包穀粑，找這些年輕犯人換他們一泡假冒偽劣的童子尿，我看見他們一盅盅地喝，簡直犯了噁心，我一次也沒有喝過，因為我不相信那東西能治內傷。
八個人中，最不幸的是張思友，這老頭可能因為骨頭老化而脆性，他的胳膊打斷了，更不幸的是，他被死刑嚇成了一個瘋子，從此隊上少了一個手腳靈巧的篾工，卻多了一個裝瘋賣傻份子。更可悲的是他那群兒子兒孫，如果能有幸看見滿刑出獄的老爺子，見到的只是一個語無論次的瘋老頭。
曾多次有人問我：「在『槍斃』你之前，你在想什麼」？我回答說：「我想死。」在那些年代我真正有生不如死的感覺，曾經想到過自殺，我沒有這樣作的唯一原因，只覺得這樣會對不起我白髮蒼蒼的母親，我沒有理由摧殘我父母賦予我的生命，別人殺我是別人對不起我的母親，那是他的事。
1980年我平反後，曾短暫的在南充絲二廠技工學校教書，有一天晚上，學校里停電，我摸著黑去上廁所，突然從黑角里竄出一個漢子，驚叫一聲後將我緊緊抱住，我卻鎮靜地一言不發，這個姓侯的同學想用這個惡作劇來嚇唬一下他的同學，一看是我，他顯得既尷尬又抱歉，事後他問我：「張老師，你怎麼一點也不害怕？」我回答說：「因為我死過。」
2001年12月1日於成都
2011年3月改定於新都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