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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長貴:我看清華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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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文革是文化大革命最具典型意義的代表。 一位清華文革的親歷者,當時三年級學生鄭易生說:「與中央的政治鬥爭直接相連互動無疑是清華大學文革歷史引人注目的原因。」,自王光美當了清華工作組的顧問,「從此清華文革就和中南海內兩個司令部的鬥爭結下了剪不斷、理還亂的緣分。」這話都很精闢,非常深刻和到位。 因此,研究清華文革,不僅對清華來說重要,而且具有全局性的意義,即是研究整個文化大革命不可或缺的環節。

古語云:「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當沒有外「侮」,內鬩就起了。古今中外的社會組織,莫不如此。細按1967年和1968年各地、各系統、各部門的武鬥,有許多都是在造反派內部分化的兩派中開展和進行的。清華也這樣。以蒯大富為首的井岡山兵團成立以後,內部也逐漸分裂成互相對立的兩大派。

1967年3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4期發表了《必須正確對待幹部》的社論,指出:「必須清醒地看到,大多數幹部是好的,鑽進幹部隊伍中的階級異己分子只是極少數。犯有錯誤的幹部,甚至犯有嚴重錯誤的幹部,在黨和群眾的教育下,大都是可以改正的。我們絕不能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鑽進幹部隊伍里來的階級異己分子估計得過多,如果錯誤地擴大打擊面,把鬥爭的矛頭指向廣大的幹部,也是敵我不分,那是很危險的。」又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七年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是占統治地位的,大多數幹部和黨團員是執行這條路線的。十七年來,在各條戰線上所獲得的偉大成就,就是鐵的證明。要把幹部一概打倒的觀點,就是抹煞十七年的基本事實,就是否認十七年的偉大成就。」

緊接著,3月30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5期上又發表了評論員文章《在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批判》和調查員文章《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兩月清華大學工作組在幹部問題上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情況調查)。

《紅旗》雜誌《必須正確對待幹部》這篇社論,特別是《紅旗》雜誌調查員這篇以清華大學為素材的幹部問題的調查報告以及為此配發的評論員文章,猶如幾枚震撼彈投落在清華上空,在清華井岡山兵團內部爆炸開來,使各縱隊、各戰鬥組織之間早已存在的分歧和對立驟然加劇,他們迅速地分化組合,形成鮮明直接對立的兩派。這兩派在如何估計清華十七年和幹部狀況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爭論。以蒯大富為首的團派核心認為對清華要「徹底砸爛」,以沈如槐為首的一派認為清華十七年是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占統治地位,即「紅線主導」。

到4月14日,以沈如槐為首的一派成立「徹底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實現革命三結合串聯會」,簡稱「414串聯會」。

414串聯會,名義上還在井岡山兵團內,5月29日成立井岡山兵團四一四總部(簡稱「414派」或「四派」)公開分裂出去;以蒯大富為首的一派仍稱井岡山兵團總部,簡稱「團派」或「老團」。「團派」和「四派」,人數都很多,團派一萬多人,四派七千多人,誰也不服誰,都自詡自己這一派符合和代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兩派鬥爭尖銳。比如解放幹部,你要解放誰,我就抓誰、鬥誰,從張三到李四,輪番進行,針尖對麥芒,互不相讓——誰也不懂得妥協。團派罵四派「右傾復辟」;四派罵團派「極左」。

團派和四派從小磨擦到大斗爭,口誅筆伐,雙方都採用斷章取義、添枝加葉、上綱上線等手法,唇槍舌劍一年多,結果釀成了從1968年4月23日到7月27日大武鬥,雙方動用的武器不僅有石塊、長矛,還有真槍實彈,這場武鬥,雙方死12人,傷難計其數,史稱「清華百日大武鬥」。

這場大武鬥是清華文革史上的大事件,也是清華文革的轉捩點:清華文革從此開始走向一個新階段。

這場大武鬥是怎樣結束的?不是雙方妥協停戰。其結束是靠了外力。——這外力不是別的,而是毛澤東或者說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從數十個工廠企業調集工人、幹部三萬人組成「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工宣隊)在清華人(包括蒯大富等人)毫無所知的情況下於7月27日上午——也正是武鬥還在進行的時候——進駐清華,「四派」熱烈歡迎,「團派」認為有「黑手」,悍然開槍,打死5人,傷731人——清華大武鬥居然是以這樣的形式結束的。

7月28日凌晨2時多,……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了發生在清華大學的嚴重流血事件,毛澤東聽後,驚奇之餘,大為惱怒,脫口而出地說道:「造反派,真的(地)反了?」(參見619頁)毛澤東立即驅車前往人民大會堂,在湖南廳召見北京五大學生領袖:聶元梓、蒯大富(遲到)、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毛澤東以下黨政軍首腦(除極個別的如張春橋可能不在京以外)悉數出席。談話時間長達五個半小時。

毛澤東親自出面召見造反派這在文革中還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談話內容非常廣泛,召見時間長達5個半小時。這次召見因工宣隊制止清華武鬥的事引起,我們只談與清華有關的事情。毛澤東對蒯大富說:「你們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對於你們毫無辦法。你們打下去沒有出路,要消滅四一四也不行,我還是傾向你們這派,因為四一四那個思想我不能接受。」又說:四一四認為「打江山不能坐江山,蒯大富奪權只能交給四一四。」「蒯大富,你真蠢哪!」「四一四歡迎工人」,「你們反對工人,還開槍打死五個工人,打傷工人」,「我們搭梯子讓你下來,你不下來,你們這樣和中央的政策對抗」。毛澤東也說:「沒有打招呼,是我的錯誤,但間接打了招呼。」當召見結束,毛澤東剛離開大廳,突然又回來,對在場的中央領導說:「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們又反過來整蒯大富,所以又回來了」,「不要反過來又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們」——毛澤東對蒯大富的護犢和寵愛之情殷殷。後來,蒯大富對毛不罪他開槍殺人之恩深深感激,沒世不忘。蒯大富雖然受到毛澤東的悉心保護,但從「七二七事件」後,他的政治生命終究是完結了,「團派」和「四派」同歸於盡。——這不僅是清華紅衛兵造反派的末日,也是全國紅衛兵造反派的末日。

毛澤東「七二八」召見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具有標誌意義的大事。它標誌文革進入一個新階段。這新階段的含義有二:一是紅衛兵造反派擔綱的群眾運動階段結束了,開始了所謂工人階級登上文革舞台和領導一切的階段;二是這次接見發生在接近所謂「全國一片紅」即文革勢力在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的百分之八十(24個)都奪取和掌握了政權(剩下5個省、自治區正醞釀建立革委會,最後兩個即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藏自治區成立革委會是1968年9月5日,距7月28日只有一個月多一點)的時候——按照毛澤東自己的說法:「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170頁)」,這時毛澤東對近似全國內戰的武鬥局面再不能容忍了,文革全局馬上就要由「亂」到「治」了,以後文革還在繼續進行,那都是在文革建立的「新」政權即所謂「治」的條件下進行了。

到此,我們對毛澤東和劉少奇在清華文革問題上的鬥爭,抄錄楊繼繩給《良知的拷問》所作的《從清華大學看文革》的序中的幾段話做為小結。

——「毛澤東和劉少奇把清華當作一個角鬥場。在這場爭鬥中,劉少奇先出招,毛澤東後發制人,置劉少奇於死地。最後毛澤東還是採取劉少奇的辦法解決清華問題。」(1頁)——這個概括,言簡意賅。

——「不過,他派出的不是500多人的工作組,而是3萬多人的『工作組』。」(6—7頁)——這個「工作組」就長期地留在了清華大學,成為清華文革新階段的領導力量和主力軍。

——「造反派,當初作為毛整治官僚們的『石頭』,現在不僅沒有作用,反而成了實現『天下大治』絆腳石,成了『新生政權』革委會的對立面。江青說:『他們反對的是各省的革委會和解放軍』,毛澤東再次著重說:『現在是輪到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10頁;此話在過去說過)——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時候,直接訴諸群眾,需要「動亂」,而到所謂「全國一片紅」即奪權在全國完成的時候,也就不能再「動亂」了,要恢復秩序,清華的造反派,不,是全國的造反派,也就終其歷史使命,逐漸退出歷史舞台了。不僅如此,幾乎所有造反派以後都逐漸成了棄兒、落難者,從「清理階級隊伍」起的歷次政治運動(包括清查「五一六」以及文革結束後「清理三種人」),造反派都是被整治的對象。歷史捉弄人,在文革造反派這個問題上,表現得太突出,太驚人了!

毛澤東和清華文革的關係同整個文化大革命的時間一樣長,一直持續了十年。清華文革的親歷者、當年土建系青年教師陶德堅在《風雨人生》(1997年加拿大天下一家出版社)一書中說:「清華發生過多次牽動全國的事件」,在十年當中,清華「總是能創造出全國向他學習的經驗」。(見該書第107、156頁)此話一點不假。因為毛澤東派了他的機要員謝靜宜和八三四一部隊的一個宣傳科副科長遲群率領三萬人的工宣隊進駐清華,解決清華的大武鬥,釀成了「七二七事件」,從此遲群、謝靜宜也就成了大清華掌權者,因而清華的一舉一動都和毛澤東息息相關。毛澤東聲言:「誰反對小謝,就是反對我!」——「小謝」是毛澤東對謝靜宜的暱稱。所以,毛澤東和清華文革的關係,內容還很多很多。但我這次答問的主題和中心是講毛澤東和劉少奇在清華文革問題上的鬥爭,再羅列其他內容就沖淡這個主題了。所以到此打住。只再談一件事情,這就是文革最後一年,即1976年毛澤東號召開展的維護和否定文革成果的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即再次打倒鄧小平的運動也是發源於清華大學。孫怒濤在《良知的拷問》中說:「自從工宣隊進校以後,特別是遲群、謝靜宜獨攬清華大權以後,在毛澤東的支持關懷下,清華出盡了風頭。我常見到遲群在主席台上,挺著胸、昂著頭、背著手,冬天的時候披著軍大衣,趾高氣揚地一副將軍的模樣。他專橫霸道有時是無賴撒潑的作風讓劉冰等黨委班子都無法正常工作。於是通過鄧小平向上『參了一本』。這告狀信被毛澤東批為『矛頭是對著我的』,由此引發了反擊右傾翻案風。劉冰等四位告狀者,隨即被打倒在地。」(664頁)事實證明,謝靜宜,特別是遲群,在清華文革中,在整個文革中,都積極貫徹執行毛澤東的文革路線,起了很壞、很壞的作用。

就回憶文革來講,在清華大學畢業的學生或者在清華大學工作過的幹部(包括教師)是做得比較好的,同其他大學或單位相比,也許是最好的。他們兩個造反派(所謂以蒯大富為首的「團派」和以沈如槐為首的「414派」)的頭頭都寫了回憶錄。在這裡我特別向大家推薦前面已經提到的「井岡山兵團414總部」(即「414派」)的第二把手孫怒濤寫的《良知的拷問——一個清華文革頭頭的心路歷程》,在這本回憶錄的扉頁上,孫怒濤寫了這樣四句話:

文革是一個大劫難,陷中華民族於水深火熱之中

文革是一場大地震,撼動了國本也震醒了中國心

文革是一次大暴露,凸顯一黨極權體制嚴重弊端

文革是一座大煉獄,拷問著每個人的道德和良知

我讀了這本回憶錄很受感動,我主動地為這本回憶錄寫了一篇長達萬字的書評《不為尊者諱,不為自己隱——從〈良知的拷問〉這一書名談起》,我這篇書評現在從網上大概還可以查到。

以上是我對清華文革的一些看法,敬請方家和廣大讀者指正。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議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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