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的最後一周，《財新網》創辦人胡舒立成為中國最受關注的女人。她接連拋出兩篇重要文章，《重溫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和《2023終有一別》，與習當局違逆歷史大潮的政治經濟政策做公開對抗。
這些文字很快就被下架，與此同時，胡舒立的個人微博也被清空。進入2024年後，1月4日，《財新網》開始連續刊載胡舒立的作品《重走前輩流亡路》。胡舒立的這些文字引發了外界強烈的關注，那麼，胡舒立的背景如何？她為什麼能有這麼大的膽氣敢於公開挑戰習黨魁的權威？
胡舒立背景深難測 輓歌三場戲中有戲
中國民主黨海外分部主席王軍濤在《菁英論壇》節目中表示，本以為胡舒立的第一篇文章發布後就是她最後的輓歌，因為她唱一段就結束了，但是好像習近平也沒有動她，有關方面也沒有動她，於是她的輓歌二、輓歌三的就接連唱下去了。你仔細看，這三篇文章是一貫的，而且一個比一個更深入在回答她為什麼要告別以及告別後她幹嘛去。
第一篇文章，她發布了這個《重溫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就是講當前改革已死，下一步是什麼呢？因為十多年前，中國有一個憲政學者就提出觀點說，「改革已死，革命當立」。那麼胡舒立其實現在就是說，改革死了，我也要走了。
第二篇文章《2023終有一別》就在解釋她為什麼要走，她文章提到李克強、基辛格的死亡，其實就是要講，改革已經死了，所以我要走了。
第三篇文章，其實在說她走之後幹啥去。胡舒立是一個愛寫作的人，她寫過很多東西，但是把這些東西登到財新網，其實她就是在解釋這個問題。你要好好看一下那個文章，她大概寫了四段話，寫的當年他的大伯父等等這一批人，還有他的爺爺，他的外祖父，外祖父的哥，這些人後來在日本占領了新加坡後，他們就跑到蘇門達臘流亡去了，而且他們當時說還要繼續戰鬥，當不能用筆戰鬥，他們就要怎麼怎麼去戰鬥，甚至用牙去咬。胡舒立其實就是在以此文明志，就是我準備走了，我隱姓埋名但是我不會放棄戰鬥，我用匿名，當我不能公開用筆戰鬥的時候，我可以用別的方式繼續戰鬥。
很多人在習近平上來之後，知道絕望的都在退場，但退場方式一般人就是悄然退場，黯然退場，覺得算了，不抱希望，但是也不想惹他。胡舒立相當於摔門而去，然後最近就踢桌子，踢桌子不夠，然後又砸書架子，然後就走。
但是這就帶來一個問題，當局怎麼不整胡舒立呢？我就覺得，其實胡舒立這人背景很深，如果王岐山不當那個官的話，胡舒立在北京京城裡圈比他背景深得多。而且胡舒立在國際上也是根基很深。應該說，胡舒立是在中國媒體界裡國際背景最深的記者之一，她當時拿過斯丹福的奈特獎學金，後來多家美國新聞機構又給她頒發頂級的獎項。所以胡舒立現在這樣做的話，下一步當局會不會動她，我覺得習還是要仔細考慮的。
紅二代天生自負 敏感話題接連碰
資深編輯與主筆石山在《菁英論壇》表示，如果說紅二代習就不動的話，這也恐怕說不過去。因為我們看，很多紅二代都動了，包括李尚福、劉亞洲、任志強都動了，連這個胡錦濤，胡錦濤不是紅二代，也都給架出去了，習已經動了很多人。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問題不是紅二代的問題，最重要的問題是習近平不認為胡舒立對他有即時的直接的威脅。
年輕時的胡舒立
其實胡舒立絕對不是代表了她一個人的想法。她的那幾篇文章，比如《2023終於一別》中，除了李克強之外，還有基辛格，還有蔣彥永，還有高耀潔，這幾個人物我們衡量一下，其實都可以琢磨出一些味道來。
李克強當然了，前總理嘛，他整個經濟政策和習的政治方向是相悖的。那麼基辛格呢，基辛格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結束，就是中美關係，基辛格塑造了中美關係和整個中美的蜜月期，他走了是不是代表這個時代也走呢？我們看到這個趨勢也很明顯。那蔣彥永呢？蔣彥永是SARS的時候出來的，大家會想到疫情、清零這方面的一些問題，甚至蔣彥永還寫過信要求給六四平反。那高耀潔是代表民間最底層受苦的這一批人，河南那個最窮的農村已經受這種苦了（愛滋病村），官方還繼續打壓她。所以從這幾個人物你看看，當然它有可能是巧合，因為剛好這幾個人就是在2023年去世了。但是從這幾個人物的背景來看，總會覺得有一點問題，當然最敏感的還是李克強，難道胡舒立不知道這個東西敏感？她當然知道。
石山表示，我覺得胡舒立在中共裡面有一個比較特別的一種東西，這種東西其實我們並不陌生，就是紅二代或者官場的子弟裡面，他們有一種自負，這種自負就是說，我就幹了，你不能拿我怎麼樣。包括劉亞洲，包括任志強，他們都有這種東西，就紅二代也好，官二代也好，就這個幹部子弟吧，他們有這種自負。我覺得從胡舒立的表現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她除了有自由派方面的思想以外，她也確實有這樣的一種氣質，就是這種比較自負，你拿我沒辦法，你能把我怎麼樣的自負。這和一般的從底層上來的幹部他們的那個表現就有所不同。
中國上演「南北戰爭」 胡舒立不是孤軍作戰
總編輯郭君在《菁英論壇》表示，胡舒立背後當然不止她一個人，既然是「派」就不是一個人，中共黨內的自由派，他們的想法從溫家寶2012年人大講話中就可以看出來，溫家寶說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改革的成果可能會失去，文革可能會再來。其實中共黨內還有另外一大批人，可以說是自由派的經濟派，他們更重視經濟上的自由，比較不談政治自由。比如「放管服」就是李克強談的最多，還有汪洋在廣東試驗減少政府的干預，過去幾年李克強在位的時候，一直在減少行政干預減稅等等。但經濟自由派的這種努力和中共黨內保守派的這種加強控制，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一派是希望經濟更自由，另一派希望政治控制更嚴，問題是這兩方面正好相反，是沒辦法調和的。
王岐山和劉鶴都屬於經濟自由派的。90年代，北京有個「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這裡面出過一大批赫赫有名的人，核心人物，一個叫高西慶，一個叫王波明，還有一個是周小川，我們還可以拉出一個長名單，包括張曉彬、王岐山、劉鶴等等。後來有一大批中共證監會的官員，都從這裡出身的。王波明是前財政部長王丙乾的兒子，八十年代留學美國，去了華爾街工作，後來回到北京搞了一個《和訊網》，後來出版了一本在中國很有名的雜誌《財經雜誌》，而胡舒立就是這本雜誌的社長兼總編輯。我們剛剛提到的這些人名，大部分都是紅二代，包括胡舒立也是，後來胡舒立和王波明鬧翻了，胡舒立去浙江搞了財新傳媒，她和北京那些自由派現在到底怎麼了，我們不知道，但胡舒立的觀點肯定不是她一個人的。
郭君表示，北京和上海的政策體現了政治控制和經濟自由之間的巨大矛盾。上海和江浙一帶是中國自由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地方，包括當地的官員，他們對如何發展經濟，有一整套自己的看法和實踐。而中共的整套體制，是從蘇聯學來的、計劃經濟、國營企業、國家壟斷各種生產資料，再加上政治上的封閉和高壓控制，這兩個東西是相輔相成的，是完整的一套系統。鄧小平改革開放，基本上只改了經濟體制，而政治體制完全沒動，或者基本沒改動，所以中國形成了「北京的政治」和「上海的經濟」兩種對立的因素。
在剛剛過去的幾個星期里，北京要「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所以直接給上海各個證券公司和基金下命令，不許淨賣出股票，就是買的股票必須比賣的要多，不僅如此，有時候還下令說，這個公司的股票不能賣，那個公司的股票可以賣等等。結果搞得各投資機構大混亂，大家都不會做了。以前是根據對市場的判斷、對企業的前景分析來決定買賣股票，現在是「光明論」，必須根據北京的命令來買賣。那怎麼辦呢？如果你虧了錢，北京可不會補給你，最後的結果一定是，如有機會趕快賣掉股票套現，這就是我們看到新年以來中國股票不斷下跌的一個原因。上海股市3000點保衛戰，到現在2900點保衛戰。最近，北京買賣股票的命令取消了，據說現在不硬性規定不許淨賣出了，因為這種作法不可能成功，市場根本不是這麼玩的。上海十里洋場，哪個官員不買賣股票。《第一財經》說，最大的承諾是「放權和放手」，這個說法，本質上代表了「南方資本主義經濟」和「北方社會主義」控制的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