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的主旋律到底是統一還是分裂，原本不是個問題。因為任何一個中國人，無論其個人對於統一和分裂的觀點看法如何，都會承認「統一」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內心體驗，是歷史的事實。
但是這個共識，卻曾經引發史學界的爭議。因為有學者研究發現，中國歷史上分裂的時間其實是多於統一的時間，這似乎意味著分裂才是中國歷史的主旋律。
對此，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的周良霄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長的話：「我們承認在中國歷史上，分裂的時間比統一的時間長，但有誰能否認，即使是在分裂的時候，人們也是渴望著統一的？」
「統一」絕非中國歷史上短暫出現的現象，而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基本因子，是至今影響中國人文化心理的重要一環。
無論是歷史上，還是在今天，絕大多數中國人從生下來那一天起，仿佛就被植入了「統一比分裂好」的觀念，潛移默化的認為，統一就意味著繁榮富強，分裂就意味著貧弱災難，這些觀念仿佛是一種肌肉記憶，對於中國人而言，根本毋庸置疑。
黃仁宇說，「中國在公元前221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統一，並且以後以統一為常態，分裂為變態：縱使長期分裂，人心仍趨於統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廷，也仍以統一為努力追求的目標，這不能不說是世界史上的奇蹟。」
那麼，中國人心中對於「統一」的觀念如此穩固，全世界獨一份，幾乎成了一種信仰，到底是因為什麼呢？
今天來探尋一二。
01
德裔美國歷史學家魏復古，曾把埃及、美索不達米亞、波斯、印度和中國這些他眼中的「東方文明」統統劃歸他所設計的「水力社會」範疇。
在他看來，農業生產必須依賴大規模的灌溉工程,而為了順利完成大規模任務，對大批的勞動力就必須施以嚴格的命令，因此專制主義在這些地方就會無法避免。也就是說，在魏復古的字典中「水力社會」和東方社會是同義詞。
魏復古之所以把日本排除在外，是因為他認為日本的灌溉工程是片斷零碎而非協調一致的，所以日本社會只是「水利農業」，而非「水利社會」。
他如此煞費苦心的把日本單列出來，是因為日本的歷史顯然並非一個大一統類型的國家，而長期處於封建割據的狀態，這個事實顯然並不支撐他的觀點——大一統的專制主義必然因為「大規模水利工程」而出現的結論。
雖然魏復古的觀點太過大而化之，諸多環節缺乏歷史事實的支撐，但是他的觀點毋庸置疑具備相當的啟發性。
這集中體現在地理條件對於早期人類社會形態和文明類型形成過程中的關鍵性影響。
談到影響中國統一的原因，很多人會強調中國文化的凝聚力，強調政治上實現「書同文、車同軌」對統一意志形成的關鍵性作用。
然而實際上，我們說「民以食為天」，在生存條件惡劣的早期人類社會，人們要生存下來，首當其衝是迎接地理條件的挑戰，地理環境才是導致文明形態不同的關鍵性因素。
上古時代的黃河中下游一帶處於相對封閉的環境之中。
往北，是無法耕種的草原；往南，是難以開墾的森林；往東，是無法跨越的大海；往西，則是不利農耕的高原。只有中原是一馬平川的黃土，這註定就是個「內卷」的環境，人們很容易就形成資源有限、不是你死就是我忘的意識。
我們拿同時代的希臘來做個對比。
雖然希臘林立的城邦同樣爭鬥不停，但希臘的版圖是由無數個小碎片組成的，希臘內部多山，一側臨海，面對資源匱乏的困境，希臘人可以把目光投向大海，一方面可以尋找更適合居住的肥沃土地，一方面可以從事利潤豐厚的航海貿易，而不是跟臨近部落殊死搏鬥。
即使是戰敗者，希臘人也有「海上逃亡之門」，所以，希臘文明所具備的政治寬容性、契約共享性和文化流動性並非無源之水，同樣是因為地理環境對他們的關鍵性影響。
反觀古代中國人就沒那麼好運了，地理環境的「內卷」迫使古代中國人不斷進行殘酷的內戰，一方面地理條件本身也不斷對古代中國人的生存形成巨大威脅。
這些威脅中，首當其衝就是黃河的水患。
我們常說，黃河是中華文明的母親河，然而，這個母親可是經常性的發怒，她一旦發怒，往往就造成難以計算的生命和財產損失。
所以，治水在中國文明發展歷程中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是兩千年來政府官員和眾多學者不斷強調的主題。
早在公元前651年,黃河流經的各個諸侯國就召開會議，除了討論其他事宜，最重要的一項議程就是保證不興修妨礙其他國家的水利工程，比如截斷水流。
所以，正如魏復古所持的觀點，不管是為了農業生產和灌溉，還是為了治理黃河水患，一個統一而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是當時非常迫切的生存需求。
同時，季風與農業的密切關係，也促使中國在公元前趨於統一。
亞洲是大陸型氣候，中國農產區的雨量，80%出現於夏季的3個月內，其間主要的風向還會收變季風由菲律賓海沿著西北方向吹來，而由新疆方向自西至東吹來的旋風將這氣流升高，兩者相遇後,其中的水分凝結為雨。
但下雨或不下雨，或什麼時候下雨，全要靠這兩種氣流。
如果它們交匯在某些特定的地區，那裡就會產生洪水；如果氣流沒有交匯，就會產生極度的乾旱。因此，這兩種天災常常會同時侵襲中原的不同地區。
這造成的嚴重結果如《二十四史》記載，每6年農作物就會嚴重歉收，每12年會出現大饑荒。
於是，救飢救荒變成了歷代王朝政府的重要任務之一。
戰國時，梁惠王對孟子說，「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也就是說，若是某些地方有了災荒，就將那裡的人民遷移到別的地方去。
在這樣的生存環境中，「擴大地盤，增加人口」自然而然就成了那個時代的「政治正確」，提倡「統一」順利成章就成了能夠一呼百應的政治綱領。
歷史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
從炎帝黃帝時代起，「實現統一」就是歷代帝王的一項毫無爭議的豐功偉績。
在秦完成統一前的500年裡,中國長時期處於互相殘殺的階段，諸侯國由最初的100多個，逐漸減少到13個。到最後的200年裡，還剩下戰國七雄——韓、趙、魏、楚、燕、齊和秦，七個大國互相爭伐，後來由秦國吞併其餘六國,完成了統一。
從秦始，中國就開始結束封建時代，進入「大一統」的時代。
我們可以說，即使是沒有秦國，中國也不可能像歐洲那樣一直處於分裂的狀態，統一始終是中國人自古開始就形成的一種極為強大的文化意志。
而這種文化意志形成的最主要推動力，就源自古代中國人應對地理條件挑戰時的反應。
02
當然，除開地理條件對人類早期文明的決定性影響，在此影響下建立起來的文化基因、官僚體系，以及抗擊北方威脅的需要，同樣反過來進一步促進了中國人對於「統一」的信仰。
諸子百家雖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觀點有時嚴重對立，但它們在思想上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追求「大一統」。
所有的學派都呼籲趕快實現國家的重新統一，都認為天下沒有共主是不正常的，這會讓人心神不寧，必然導致天下混亂，戰爭連綿，民不聊生。
張宏傑總結到：
孟子徵引孔子的說法:「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孟子·萬章上》）面對「天下惡乎定」這個問題，孟子說「定於一」（《孟子·梁惠王上》），唯一的途徑是統一天下。
墨子則主張建立一個絕對君主專制的大一統國家。他的政治夢想是「尚同」（《墨子·尚同》），建立一個層級鮮明、紀律嚴厲、絕對整齊劃一、消滅個性和多樣性的社會。這樣才能「集中力量辦大事」，使國家富強安定。
老子認為，宇宙的本質是「一」，統一會解決一切問題。他說：「天得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老子·第三十九章》）
法家則是對大一統政治制度貢獻最多的一個思想流派。韓非子認為「一棲兩雄」「一家二貴」「夫妻持政」（《韓非子·揚權》）是禍亂的原因。
然而，如同希臘的地理環境與中原的截然不同，古希臘的思想家與我們的諸子百家也因此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古希臘人對統一從來就不熱衷，他們極為推崇城邦獨立的自治制度。亞里士多德在批判柏拉圖時指出，「城邦的本質就是許多分子的集合」，倘若過分「劃一」，就是「城邦本質的消失」。
希臘人容忍並享受分裂的狀態，甚至認為統一和過大的國家、過多的公民集團反而不利於民主與公共生活空間的營造。
我們不得不說，西方和中國在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所出現的分野，和地理環境的影響密不可分。在地理因素決定早期文明性格的過程中，文化系統無疑也是被地理因素左右，文化因素在其中僅僅是起到了催化和增強的作用。
而文化力量要發揮影響力，除了需要和地理條件相配合，也需要物質上的基礎。
比如說信息的交流，黃仁宇先生就指出，秦漢的公文傳遞,就有木簡，隋唐之間則不僅有了紙張，而且出現了木板印刷，所以使隋唐的教育較以前更為普遍，也使得整個文官集團能向小自耕農的社會看齊，彼此都能保持同一水平，所有這些技術躍遷和物質基礎，對於保持管理體制的穩定和確立民族認同感，實在功不可沒。
同時，隨著時代的演進，科學的出現和技術的躍遷，人類生存方式愈加強大和多元，地理因素對文明演化的影響逐漸退到次要的位置。
而文化開始通過對人觀念的塑造起到了愈來越重要的作用，否則你很難解釋，為何在人類生存方式如此多樣和極大拓展的今天，「統一」依然是中國人牢不可破的基本認知和訴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