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普通的故事，可能在你身邊俯拾皆是，但又彌足珍貴。
仿佛上班途中行色匆匆的路人給你一個真誠的微笑，或者從環貿出來的時候前面的人替你扶了一下即將關上的玻璃門，又或者，高鐵上坐在前排的人觀察了你的行李後自始至終沒有把他的座椅靠背放下來。
這些細節很重要，這個族群成色幾何，這些都是必答題，至於我要講的故事，可以作為加分題。
我是重慶人，1990年大學畢業留在了上海《文匯報》工作，工作了兩年，1992年的某一天，政法部的Y老師找我，說要給我介紹女朋友，我說我有女朋友的，Y老師說報社年輕人都說你追求的上海女同學沒看上你。
我說：「他們曉得個錘子。」
老頭說別硬撐了，人家說那女孩子都要出國了。
我捶胸頓足：「冊那，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出國。」
老頭摸出一張照片說，姑娘跟你一樣大，合資企業工作，上海人，家裡獨女，條件可以的。
我看了看照片說：「這也長得太善良了吧……」
老頭有點急了：「哎呀，實話說，我也在求她父親幫點忙，你要不去見一下，成不成再說，儂就當幫我老頭子一個忙。明天中午12點，南京路德大西餐館。」
1992年我才不到24歲，Y老師我不好得罪的。
中午在德大剛坐下，姑娘就到了，那年頭手機微信啥都沒有，很不方便，還好提前看過照片，我見她一進大門就拼命招手：「這裡……」
柳雲龍演的那些電視劇接頭的時候估計也這樣：「請問，暗號是……」
「Y老師！」
「同志，我姓邱，你叫我邱記者就行，您貴姓？」
「免貴姓錢，缺錢的錢。」
得！羅宋湯和炸豬排估計都我買單了。
然後就開始吃，主要是吃，偶爾搭兩句，整個相親的主要矛盾是，邱記者條件很差，長得又矬，又窮，然後還沒看上對方的長相，男人啊，活一萬歲都沒人真心相信心靈美；女方條件也算不上好，長得純樸不說了，對我的收入、分房啥的打聽得仔仔細細。
當中還問：「你多高啊？」
我說：「一七五。」
錢姑娘說：「瞎七搭八，一六八最多了。」
我默默地喝著羅宋湯慚愧地說：「我有一六八真心天打雷劈。」
一頓飯吃了三刻鐘，情況已經很清楚，雙方都沒瞧上眼，而且雙方都承認自己是癩蛤蟆（錢姑娘先提出這個觀點的），但是都想吃天鵝肉，急起來唐僧肉都想吃。
錢姑娘說：「我就喜歡童安格那樣的，風度翩翩，又有創作才能，錢肯定也不少賺。」
我說：「那是，我跟童安格差距是有點懸殊，不過他唱歌嗲嘰嘰的。」
錢姑娘說：「那你喜歡什麼樣的？」
我說我就喜歡林青霞那樣的，長得又好、身材又好、皮膚又好。
錢姑娘說，口水擦一下。
我說：「你平時有點啥娛樂？」
錢姑娘說：「我不讀書，騙你是小狗。我就平時聽聽電台的流行歌曲，還有短波里的台灣香港流行歌。」
我說總算找到一個他媽的共同愛好，不容易。
我買完單我們就告別了，臨走，錢姑娘在紙上寫了個座機號碼給我，說是她家的電話。
「謝謝你請客。你一個人在上海不容易，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可以打電話。」
我說夏夏儂，咱生意不成仁義在。
上海人發音要叫上海寧。
我在上海生活了三十七年，有人說上海寧排外，覺得還好，準確地說是至少不排素質高的。
說其他地方的人偶有排上海寧的小情緒，倒是略有感知。
上海女人也挺好，怎麼個好法，會打扮、講情調、會過日子，這些都還不算核心價值。
有個叫谷歌的公司，它的口號說：不作惡。上海女人也有個重要特點：有底線。
1992年的時候，小平南巡，發表了重要講話。
夏天的時候，《文匯報》駐北京站的信息說，鄧公可能還要北巡，東北三省，建議總部派記者先去打前站。
我和樂先生被挑選出來，第二天就出發了。
在東北轉了兩周，跟沒頭蒼蠅似的，沒有任何消息。
有一天在瀋陽，天氣非常熱，我從來不知道東北夏天會這麼熱，旅館房間裡沒空調，倆男的光著膀子穿條短褲擠在一個房間裡，互相嫌棄。
樂先生也是收音機發燒友，百無聊賴的時候，他在短波里搜到一個台灣的信號，叫做「中廣流行網」。
一個台灣的女生DJ說：現在我們向各位聽眾介紹女歌手孟庭葦的新專輯，主打歌的名字叫《冬季到台北來看雨》，請欣賞。
那是我一生中聽過的最清涼的歌，直接澆滅了瀋陽35度高溫。
2016年初的時候，我還在體制內的老單位。
有一天去北京參加一個什麼論壇，一上飛機坐下來，就覺得旁邊一個中年婦女老打量我。
飛機剛進入平飛，安靜了一點點，一個遙遠的聲音從右耳飄過來：
「還是喜歡林青霞？」
暈暈乎乎中腦子裡閃過至少30秒的畫面，我才定格在德大西餐館。
「喔喲，童安格夫人！」
前後兩排對這兩句對話回應了一點輕微的騷動。
「我姓啥還記得不？」
「你缺錢呀，還能姓啥？我姓啥你記得不？」
「呵呵，我訂了東方早報的。」
我們一起出機場的時候，一個男的戴著白手套在出口等他口中的錢總。
錢總說：「儂怎麼走？」
我說去叫車。住在國貿。
錢總說我送你吧，介意不？
我說，介意……個屁。
司機明顯訓練過的，上車幫我擋著頭，經介紹後一口一個邱總咱出發了，邱總水和咖啡都有，邱總溫度如何？
邱總說：「你就別邱總了，咱聽聽錢總聊聊她怎麼從缺錢變成不缺錢的。」
司機說：「您看哎呀我就是改不了嘴碎的毛病，錢總都批評我好幾回了。」
錢總打個哈欠，把飛機上看的一本書放進她的愛馬仕包里。
我說高鐵上好多假的愛馬仕，800塊一個那種。
錢總說：「姓邱的，你毛病也是同一個，嘴碎。」
一路無語，兩個男的都怕挨錢總罵。
我先到了，錢總跟下來，說去喝杯咖啡吧，都二十四年了我的天哪。
錢總說她有兩個二十年，結婚二十年，下海經商二十年，生意做得挺成功，女兒去年上了大學，按說一切都挺好的。
唯一遺憾的是，比她大十歲的老公2006年的時候，查出患有心臟病，還動了二尖瓣手術，但是手術後的效果比較差。
嚴重點說，感覺整個人都廢了。體重從160斤降到了100斤，像一個紙片人，稍微一動就喘得直不起腰。
2006年的時候，老公對她說，你才38歲，還有大把的人生要過，我勿要再拖累儂了。
她說，你把我看成什麼人了。
2009年的時候，她老公又進了ICU，所有的人都在想，也許，老公終於解脫了，錢女士，也終於解脫了。
但是，奇蹟一直發生，老公又一次挺了過來。
只是，仍然在一種極端虛弱的狀態。
她說：唉，哪有完美的人生，完美的都是假的。
我喝了兩杯咖啡，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她說：1992年的時候，我們看重的東西，現在看來，不值錢啊，但是，不經歷這些，24歲的年輕人又怎麼可能悟得到呢？
錢總走的時候，把包里的書拿出來，說很好看，她看完了，送給我，說她四十歲後改讀書了。
這本書叫《所有我們看不見的光》（《All the Light We Cannot See》），是普立茲獎的得獎作品。
什麼樣的好故事才能配得上這麼好的一個書名呢？
叫瑪麗洛爾的法國盲少女和叫維爾納的德國少年有一個共同的秘密，通過短波收聽一個法國教授講述科學知識，講述「一切美好和真實的東西」，在希特勒納粹時期，私下收聽秘密電台是死罪。
瑪麗洛爾在二戰後期捕手了教授的電台，用於向盟軍傳遞法國海岸線的情報。德國少年維爾納作為技術天才被納粹徵召入伍，負責搜尋這部電台。
最後的結局，當然是維爾納為了保護「美好和真實的東西」而倒戈，擊斃了他的上級並向盟軍投降。
但是戰爭的瘋狂完全摧垮了尚未成年的維爾納的身體和靈魂，他已經弱得像個紙片人，並在一次漫無目標的奔跑中踩中地雷變為塵土噴涌而去。
我加了錢總的微信後聊了一回天。
她說：「很多人都認為這本書的結局很不合理。最好的結尾應該是維爾納愛上了盲女瑪麗洛爾，在戰爭結束後過上幸福的生活。」
我說：「我就是這麼想的。」
她說：「我可能心理有了問題，好像只有我一個人覺得，這是最好的結局。或者說，這是唯一的結局。」
2018年的一天，她發了一個朋友圈，大約是毫不避諱說自己已經50歲了，人生跑過了半場。
慶祝的方式是陪著她老公到小區里轉了半個小時，陽光很好，老公的身體有非常明顯的恢復。
「這是最好的生日禮物！」
「接下來，把工作交給年輕人，帶著老公到處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
2023年，美國串流媒體巨頭Netflix將《所有我們看不見的光》製作成4集網劇。
這是我在這一年看到的年度最佳，震撼程度超過了其他所有影視作品。
看完之後我突然想起來給錢總發一個微信：
「嗨，奈飛拍了那本書，你知道嗎？他們沒有讓維爾納死，還讓他和瑪麗洛爾深情擁吻。真是順應民意啊！」
中午的時候，錢總打了個語音電話給我。
她說：「去年底，那一撥，我老公也未能倖免，本來就有基礎病，在家裡捱了兩天，最後還是決定送醫院，在醫院只待了一天就走了。」
她說，在家裡那兩天，老公一直發燒，他在手機上看到很多東西，然後，他似乎已經確信自己過不了這一關了。
那兩天，就兩個人在家，孩子在國外讀研，家裡阿姨也請假處理自己家裡的事了。
兩個人聊了很多很多話，覺得，想把這一生要說的話一字不落的說完。
其中有一個細節，她說，很私密，但也很釋懷。
老公對她說：記不記得2007年的時候，他和她開玩笑，說你個公司董事長天天也不出去應酬，生意能做好嗎？
她說：記得。
老公說：我的意思就是，我已經從心理到生理上都是一個廢人了，我已經耽誤你太多了，其實，你自己要改變任何生活的方式，我都毫無怨言，甚至，那麼真誠地祝福和感動。
她說：我第一次就聽懂了。所以，除了必須的出差，一年兩三天吧，其他時間，我是朝九晚五，永遠回家吃飯，你知道為什麼嗎？除了我對你必須盡到的責任，付出的愛，我還有一個很自私的想法，我要讓那些陰陽怪氣的人、那些見不得別人好的人、「錢董事長也有今天」的人，都得知道，陪著你，我就是幸福的。
當然，最後的最後，我發現，這個想法不自私也不怪異，或者說，這就是人的生活，最簡單的生活，正常人的生活，當然，也是寧靜和幸福的生活……
她跟老公說，我這半輩子要說有個啥成就的話，四個字：沒有放棄。
老公在平安夜離開，一臉微笑，最後時刻說：
「儂一定要活得幸福，活得快樂，否則，對不起我們受的那麼多的苦。」
「秋天的小提琴，
那長長的嗚咽，
用單調的憂鬱，
刺傷我心。」
瑪麗洛爾在向盟軍發送情報的時候，收聽到了BBC廣播的重要信息，就是這首魏爾倫的《秋歌》，它告訴所有的抵抗組織，盟軍將在D-day於諾曼第登陸。
很多年前，我第一次讀《秋歌》的時候，還是在東方早報的初創時期，所有的一切都生機勃勃，我還把它用於東方早報的征訂廣告。
很多年以後，再次聽到魏爾倫美好的詩句，關注的是所有我們看不見的光。
當然，無論如何，還有光，以及，善良和愛，也許它已經不那麼耀眼、光芒萬丈，但是，它還在，平淡無奇、撫慰人心。
冬天的時候，我們約在上海延平路的小咖啡館喝咖啡。
錢女士說：「忙活了一年，企業的銷售倒有增長，很感謝你曾經發給我看的那段扎克伯格接受採訪的視頻，其中一句很有共鳴：樂觀者容易成功，悲觀者往往是對的。」
我說：「意思差不多就是正確地失敗，盲目地勝利，也不是沒道理。」
錢女士說：「女兒張羅著給我介紹老伴，讓我重新開始，對方條件還不錯，比我還小兩歲，人也高高大大的。就是我這歲數再弄這麼一出，也不知道妥不妥？」
邱總說：「臥槽又相上親了！」
錢女士說：「人家對方還沒給回音呢。我這條件也實在一般，55歲的丑老太婆，該不會是看上我的錢吧？」
邱總說：「網上說的，自信點，把『該不會』仨字兒拿掉。」
啪！咖啡杯毫無意外地敲在桌上。
「姓邱的，你是一嘴的烤瓷牙也吐不出顆象牙哈！服務員，買單，讓這個又窮又酸的戇男人買單。」
憤怒的高跟鞋在延平路的寒風中叮叮咚咚敲了十幾米，想了想又折回來：
「儂一個人在上海打拼不容易，需要幫忙就開口哈……」
邱兵重慶巴南人，李植芳老師的兒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