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以前，在甲樓一層秘書的辦公室里，有一台用軍用發報機改裝的收音機，體積很大，也很粗糙，但在當時，別的房間連這樣的東西都沒有。物以稀為貴，劉少奇的幾個孩子，便經常到這個辦公室來收聽廣播節目。
為了滿足孩子們強烈的求知慾，一位秘書就與改裝這台收音機的總參謀部聯繫，希望能用這台大收音機換兩台小的。總參那邊不僅爽快地答應了，而且還送來了3台由他們組裝的簡易「小收音機」。秘書留下一台，送給衛士一台，剩下的那一台，就放到了孩子們的房間裡。
一天，劉少奇到孩子們房間裡，發現了這台收音機，覺得奇怪：「這是從哪裡來的？」孩子們如實回答說，是一位秘書拿來的。
劉少奇從孩子房間出來，就把那位秘書叫去。問明情況後，他面色嚴肅地說：「你們怎能隨便向人家要東西呢！以後再不准隨便接受別人的任何禮物，不准占公家的便宜，不准打我的旗號辦不應該辦的事。要來的這些東西，通通退回去。」於是，孩子們房間裡的那台收音機又消失了。
父母對孩子們學業、政治進步、人格成長的關心，還反映在對孩子們主課以外的多方面興趣愛好所給予的關注和支持。
從那個時候起，桌球就是中國的國球了。大人、孩子都喜歡打桌球，並以桌球打得好為榮。要想打得好，就得苦練。一次，李樹槐的女兒李延梅到西樓會議室這邊玩，會議室里有個桌球台，劉源有了對手，兩人打得昏天黑地。
過了午夜，還不見劉源回家，王光美有些著急了，因為劉源平常一直是個挺守規矩的孩子。於是，驚動了警衛人員，四處去找。最後在西樓會議室里，找到了兩個汗流浹背仍酣戰不止的孩子。
作為母親，孩子午夜不歸，讓她焦急不安；還影響了那麼多人的休息，她心裡是挺生氣的，但看到孩子並沒有做什麼不該做的事，而是在打桌球強身健體，就沒有太多地指責孩子。
也許是受毛澤東的影響，中南海里的許多首長和幹部都對練書法興致很高，稍有閒暇，就在廢舊報紙上練開了。不知從何時起，劉源對中國的水墨畫產生了興趣，家長練大字時，他也拿著毛筆在舊報紙上劃拉。
後來，劉源投在黃胄門下學習中國畫。聽說劉源拜到了名師，中南海里另幾位有同樣愛好的孩子，也和他一起學藝，遍訪畫界大師。這些孩子中有朱德的孫子朱援朝、朱和平等，鄧小平的女兒鄧林、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宜還在中央美院附中受過正規的科班教育。
名師出高徒。幾個孩子經黃胄等人指點，畫技都有提高。劉源在11歲那年，參加巴黎國際兒童畫展，竟拿了個金獎，還在其他比賽中得過兩次三等獎。劉源來了興致，逢節慶之日，就自己動手繪製賀年卡，寄贈親朋好友。朱援朝說：「我現在還存著他給我們家畫的賀年片呢，他自己可能都已經沒有當年的手跡了。」
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第二次工作會議期間，劉源也跟著父親上了山。在山上，他畫了幅畫送給毛澤東，隨手把自己的名字寫成了元元。毛澤東看了署名，半詼諧半認真地說：「這個名字不好，不要圓，要有稜角嘛！」劉源趕忙解釋：「不是那個圓滑的圓，是源泉的源。」毛澤東聽了笑著說：「源泉的源麼，還可以！」
丁丁在起用學名劉允真後，常常想著父親的殷切希望／「請你們說實話，他們好就是好，差就是差……」／「你家的這兩個孩子的勤儉和樸實，在全校是出了名的。」／劉少奇面露慍色：「這是什麼道理？」
在廬山和毛澤東的對話，使劉源開始琢磨起自己的名字來，漸漸感到不太滿意了。中南海的孩子，都叫他源源，他覺得這是小孩子的名字，將來長大了，人家還「源源」、「源源」地叫，多難為情。
於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父母提出改名的請求。父親被說動了，思考了一番後，給他更名「鑒真」。父親把這個新名字告訴劉源時，還和他交談了許久，給他解析「鑒真」二字的涵義。
然而，沒過太久，首都文化、宗教界舉行了一次紀念鑒真和尚的活動。活動提醒了王光美：「鑒真」與歷史上一個著名的和尚同名。她不贊同這樣改，改名之事被擱置了下來，但父親那諄諄教誨，卻烙在了劉源的心裡。
通過改名對孩子進行教育，後來還發生過一次。
有一段時間，劉少奇發現丁丁做事漫不經心，學習也不認真，便把丁丁叫進了自己的辦公室。在指出他的弱點和缺點後，劉少奇告訴丁丁，自己為他想了個學名「允真」。他對丁丁說：「爸爸希望你以後能改正自己的缺點，無論幹什麼事都要努力、認真。」
丁丁在起用學名劉允真後，常常想著父親的殷切希望，做什麼事都比以前認真和投入了。從給丁丁起名「允真」，給源源起名「鑒真」看，劉少奇對「真」字還真有點偏愛。
在劉源等幾個孩子的記憶里，爸爸媽媽不單單自己對子女要求嚴格，還說服其他和子女相關的人，不可對他們搞特殊和過於寬縱。
1959年5月10日下午，劉少奇在中南海的家裡接待了平平和源源就讀的北京第二實驗小學的陶淑範、褚連山等老師。
在認真詢問了老師們的工作和生活情況後，劉少奇說：「平平和源源是我的孩子，你們的學生。有句老話說，『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今天請你們來，就是想告訴大家，希望能嚴格要求他們。你們不嚴，我就不高興。」
劉少奇望了望在座的老師們，突然發問：「平平和源源在學校表現怎麼樣啊？」
老師們只顧聽「首長指示」了，腦子一時還沒轉過彎來，都愣在那裡。
「請你們說實話，他們好就是好，差就是差，或者哪方面好，哪方面差。我雖然是他們的家長，可是沒你們接觸的多，了解的多。」為了打消老師們的顧慮，劉少奇又補充了幾句。
「平平和源源在學校里學習都很努力，他們生活很儉樸，對老師也很尊重，也能團結同學，積極參加各項活動。我們知道你對孩子要求非常嚴格，他們有缺點錯誤時，我們也敢批評，沒有顧慮，從不護短。」一位老師想了一下說。
「這樣就好，這樣就好。做父母的沒有不愛自己的孩子的，但溺愛和嬌慣，實際上是害他們，是對他們不負責任的表現。你們能嚴格管理平平和源源，我們非常感謝。」王光美肯定了老師們的這種態度。
另一位老師說：「你家的這兩個孩子的勤儉和樸實，在全校是出了名的。」
「勤儉是一種美德。」劉少奇接過這位老師的話頭，「不要說現在我們的國家還很窮，就是將來我們的日子好過了，也還要提倡勤儉節約，學校和家庭要從小培養他們的勞動觀念和集體主義思想。」
「那次老師來，爸爸媽媽跟他們談了很長時間。」事情已經過去40多年了，劉源還記得很清楚。
劉允真考高中那年，因成績不理想落榜了。他因此情緒低落，無精打采的。有的人想用劉少奇的名義，去學校為他講情。劉少奇知道後，專門為此事召開了有工作人員參加的家庭會議。
「我的孩子們不論是上學還是工作，都不讓填寫父母的真實姓名，就是怕人家不好管理，搞特殊照顧。現在，好像高幹子女上了初中就一定要上高中，上了高中就一定要上大學，而不管考得上考不上；參加工作就一定要當幹部，而不管有沒有那個能力！」講到這裡，劉少奇面露慍色：「這是什麼道理？為什麼高幹子弟就不能當工人、當農民、當解放軍戰士？我再次聲明，我的子女絕不能搞特殊！」
劉允真最終沒有靠父親的關係上北京的名牌高中，而是根據考試成績，進了北京郊區的一所寄宿制的半工半讀農技學校。
臨去學校前，丁丁向父親告別。一貫神色嚴肅的父親，這一次溫和地對他說：「我支持你學點技術，但一定要刻苦努力。否則一事無成，到時候就誰也幫不了你嘍。」
劉少奇聞知此訊，感到兒子的行為簡直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他們的戀情，偏偏是伴隨著中蘇關係的矛盾和敵對與日俱熾／赫魯雪夫對劉少奇說：你兒子的女朋友給我寫信，尋求我的支持
1960年，劉少奇的二兒子劉允若從蘇聯回國。
在蘇聯，劉允若最初讀的是工學院飛機無線電儀表專業，後來，他感覺這同他的興趣不甚一致，加之和幾個同學的關係也相處得不太融洽，心情很不舒暢，就想轉學轉系轉專業，改學文學或新聞。
他把自己的想法向中國駐蘇聯使館留學生管理處提出後，留學生管理處不同意，給他做工作。劉允若想不通，又給父親寫信，想從他那裡得到支持。
對這種遇到一些挫折就退卻的意念，劉少奇很不贊同。他回信說：你轉系的理由不充分，我支持留學生管理處的意見。劉允若思想仍轉不過彎，導致在一段時間裡情緒低落，學習成績下降。
劉少奇聞知此訊，感到兒子的行為簡直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他寫信批評道：你過去雖然受過一些苦，但也染上了一些壞習氣。眼下的所作所為，是嚴重的個人主義思想在作祟。
對此，劉允若不以為然：不就是想讓你說兩句話幫自己轉系嗎，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對父親接二連三且越來越嚴厲的批評，劉允若產生了叛逆心理。
直到隔了一段時間，他逐漸冷靜下來後，才覺得父親講的道理是對的。最後，他聽從了父親的意見，繼續在理工科學習，只是專業轉為飛彈的總體設計。
就是在蘇聯留學期間，劉允若與一位叫麗達的蘇聯姑娘相識並墜入愛河。而他們的戀情，偏偏是伴隨著中蘇兩黨兩國關係的矛盾和敵對與日俱熾。
鑑於中蘇關係的轉惡，劉少奇要劉允若慎重考慮戀愛婚姻問題，終止和麗達的關係。但處於熱戀中的人都是盲目的，不遵從理智的忠告。因劉允若回國而分離的兩人，都沒有放棄為終成眷屬的努力。
赫魯雪夫
麗達給當時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雪夫寫信，請求他促成她和劉允若的結合。她不可能想到，她和劉允若純真的愛情，會被人利用作政治籌碼。赫魯雪夫在和劉少奇見面時，拿出了麗達的信對劉少奇說：你兒子的女朋友給我寫信，尋求我的支持，我完全贊同他們的結合。你看，你們的下一代也將在我們蘇聯這一邊。
劉少奇感到赫魯雪夫此舉不僅僅是在傷害他個人的感情，而是在向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挑釁。隨著蘇共在世界共產黨的聚會上煽動圍攻中國，在中印邊界武裝衝突中袒護印度，插手新疆伊犁、塔城暴亂，公開的論戰已經箭在弦上，中蘇兩黨兩國關係已經沒有了轉圜的可能。
在這樣的背景下，劉少奇還能有別的選擇餘地嗎？他只能讓兒子毅然剪斷和麗達的情絲。劉允若的執拗再次凸顯了出來，有一股非麗達不娶的勁頭。身邊的人多體諒他，即便發現他偷偷到父親的辦公室給麗達掛國際長途，也不曾揭發，但大家都感到他這種掙扎是徒勞的。
眼看著劉少奇和毛毛父子倆的對峙，王光美心中非常焦慮。她深知丈夫的政治抉擇是不可改變的，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她也會做出同樣的決斷。但作為繼母，她對失去生母的孩子，更希望施予儘可能多的關愛，讓孩子得到人生的幸福。
在利弊權衡、苦口婆心的勸說皆不奏效的情況下，王光美寄希望於通過讓劉允若和本國的女性接觸萌發新的戀情，以撫平他同麗達分手的心靈痛創。從此，她開始留心去觀察劉允若眼睛的細微變化。
當她發現劉允若對一部反映新中國成立後少數民族生活的影片的女主角很欣賞後，就設法了解那位女主角的有關情況，試探她的態度。調查反饋的情況是她的家庭成分不甚理想，王光美將此事擱下沒有跟劉允若提。在那個時候，家庭成分是和能否進中南海緊密相關聯的，是絕對不容輕率的。
王光美繼續為劉允若留心著。在「三年困難時期」過後，一部反映抗美援朝內容並廣得佳許的影片上映，王光美觀看後，對其中一位配角留下的印象不錯，就不動聲色地做了一些外圍調查。
得知這位配角的出身和社會關係都沒有什麼問題後，王光美和劉允若談起了此事。劉允若對繼母的關心很感恩，專門到電影製片廠看了那位女演員，並表示滿意。但當他向那位女演員表示進一步發展關係時，女方感覺兩家境況懸殊，委婉推脫了。
「爸爸不得已的選擇給毛毛帶來的情感損傷，始終讓媽媽牽念，凡是能做的她都不遺餘力，以使毛毛獲得情感補償。可毛毛婚姻之事格外蹉跎，因此他內心一直存著一個結。」從政多年，如今擔任解放軍總後勤部副政委的劉源，大概最能理解自己父母親的內心款曲。
第一次到部隊鍛鍊，趕上了當年大比武的尾巴／張寰至今還能背出當年經常出入中南海的中央領導轎車的牌號／聽說劉主席的兒子有意見，楊德中的表情頓時嚴肅了起來
在劉少奇家搬離西樓甲樓前的最後那段日子裡，還有一件特別讓劉源難忘，並在爾後幾十年間常常驕傲地加以回顧的事情，那就是在中南海里穿著軍裝，挎著衝鋒鎗，像中南海里的警衛一樣，在哨位上站崗。
劉少奇對子女的政治成長很關注。劉允若剛從蘇聯留學歸來，劉少奇就對他說：「你應該儘量爭取到農村、工廠、部隊都鍛鍊一下，這對了解中國，接觸廣大群眾和使自己成熟起來，有好處。」這番話雖是跟劉允若一個人談的，但要求則是對家中全體孩子的。
劉源偏巧聽到了父親和哥哥的談話，覺得很對自己的心思。他每次進出中南海從崗哨身前走過，對軍人的戎裝和威武都產生出絲絲羨慕，於是便向父親提出在假期到部隊鍛鍊的要求，父親隨即表示支持。
1965年8月，劉少奇在家中聽劉源匯報在部隊鍛鍊情況
劉源把這事告訴了常常在一起玩的朋友：董必武的孩子董良翮、陳毅的孩子陳小魯、李富春的外孫李勇、李先念的孩子李平平、何畏的孩子張寰……男孩子誰沒萌生過當兵的願望？他們於是便向各自的父母請求，幾乎都從長輩那裡得到了支持和鼓勵。
中南海里有警衛部隊，為到軍營鍛鍊提供了便利條件。暑假來臨，經幾位家長出面，劉源、董良翮、李勇、李平平、張寰都進了中央警衛團。當別的孩子看見他們挎著槍站在哨位而流露出羨慕的眼神時，他們內心便漾起特別的得意和滿足。
在這群好朋友中，唯有陳小魯當年沒撈著神氣的機會，而其他穿上軍裝的孩子，反而都是父親早已不在軍中任職的。陳小魯說，這是因為媽媽張茜對孩子到部隊不甚贊同。母親對陳小魯說：「你們現在的主要任務是學習。放暑假期間，應該利用來多看看書，或隨父母外出走走，多長點見識。當兵可以待畢業以後嘛。」
軍營的生活規律而緊張，在軍營鍛鍊的孩子，和軍官們同吃，同住，同出操和訓練，按規定的時間站崗。雖說周圍都是軍官，但來鍛鍊的孩子，一律穿士兵的軍裝，掛列兵的軍銜。稚嫩的身板，列兵的軍裝，往哨位上一站，還是挺顯眼的。
中央警衛團的副政委王化宇回憶說：「他們來鍛鍊，我開始都不清楚。一天偶然經過小西門，見劉源在那裡站崗，詢問了幾句，才知道他們來鍛鍊的事，還鼓勵了他一通。」
孩子們到部隊鍛鍊，起始於1964年。他們之所以能記得那麼清楚，是因為趕上了當年大比武的尾巴。那時，大比武之風也刮到了中央警衛團，而且團里除了要求射擊、擒拿等軍事技能過硬外，還要練「背」功，背出經常出入中南海的汽車車牌號。
背車牌號是中央警衛團的一項硬功，其警衛要求中，就有保障中央常委的車進出中南海通行無阻。如果該攔的車警衛沒攔就放行了，就算一次事故；如果該直接放行的車警衛攔截之後才放行，也算一次事故。
據說當年一個新調進中南海的警衛把陳毅的車攔了，雖然陳毅當時還表揚了這個警衛，可在內部這就要算失誤。事後，中央警衛團又進一步強調了要熟悉車牌號、首長司機和首長隨衛人員的要求。
董良翮、李勇、張寰、劉源、李平平等人，在下了一番苦功後，也對中央領導人轎車的牌號有了相當的了解。經過那番苦背，張寰至今還能記起當年經常出入中南海的中央領導轎車的牌號。
那一年的「八一」建軍節，到部隊鍛鍊的幾個孩子是身著軍裝度過的。張寰記得那天還進行了射擊訓練，晚飯還是軍人大會餐。會餐後，他們接到通知，到警衛團團部去一趟，團政委楊德中要和他們談話。
「良翮、李勇、張寰、李平平和我聚齊後，排著隊走到中央警衛團的團部。」劉源回憶說。「此時，我們已經是上等兵了，而最初到部隊時，給我們佩戴的是列兵軍銜。我們參加的幾項軍事技能考核，成績都不錯，平時的鍛鍊也還可以，也許是為了表示鼓勵吧，就給我們每個人都授了上等兵的軍銜。」張寰還記得，「當時我們中隊的幹部告訴我，中隊就有權授上等兵的軍銜。」
在南海東南角的中央警衛團團部，團政委楊德中詢問了孩子們到部隊鍛鍊的感受。因為孩子們鍛鍊期間的表現確實不錯，楊德中一一表揚了他們。臨了他問道：「你們還有什麼意見？」
幾個孩子都沒吱聲，似乎是沒有什麼意見，楊德中已經準備說可以離開了。「我有意見。」劉源突然喊了一嗓子。「哦，你有意見？說說看。」聽說劉主席的兒子有意見，楊德中的表情頓時嚴肅了起來。
劉源說：「警衛們別的都挺好，無論是射擊、擒拿，還是出操、內勤，都是我們的榜樣，但是一回到宿舍，閒聊起天來，盡拿別人的妻子開玩笑，老是你老婆如何如何，他老婆怎樣怎樣……業餘時間總是這類話題，我覺得這樣好像不太好。」
楊德中一聽是這麼個意見，被逗得哈哈大笑：「哦，原來是這個意見呀。說得對，說得對，這個意見我們接受，應該提醒他們今後注意。」
出了警衛團的團部，孩子們開始意識到穿軍裝、戴領章的日子沒有幾天了，不免有點黯然神傷。
在回家的路上，劉源對李勇、張寰說：「咱們到王府井去吧。」張寰問，去王府井幹嗎？劉源說：「咱們找軍官敬禮去。按規定，士兵給軍官敬禮，軍官就得還禮。咱們馬上就要脫軍裝了，再不敬就沒機會了。」
張寰回憶說：「當時我們特別想找個將軍敬禮，可在街上溜達了半天，也沒碰到一個將軍。碰見的佩最高軍銜的，也就是一兩個大校、上校。我印象挺深，遇見的那位大校當時正攙著夫人。劉源第一個過去敬了個禮，那位大校趕快把攙夫人的手放下，給他還了個禮。接著，李勇和我也跟著上前和軍官敬禮。我琢磨著那晚走在王府井的軍官們可能都會覺得奇怪：這幾個小兵幹什麼呢？」
軍營生活結束了，第一批參加鍛鍊的董良翮、李勇、劉源、李平平、張寰，戀戀不捨地脫下了軍裝。然而，他們的嘗試卻勾起了中南海里更多的男孩子投入軍營生活的欲望。譚小光回憶說：「劉源他們第一批當兵站崗，我們都看見了，覺得他們特神氣。第二年聽說還組織，我們就都要求參加。」
劉源
1965年、1966年的假期，要求到警衛部隊當兵的孩子越來越多，甚至中南海以外的孩子，像當時中央調查部部長孔原的孩子等，也加入了這一行列。
當兵次數最多的，是劉源，三年裡一次也沒落下。至今依然讓他自豪不已的是，經過多次嚴格訓練和考核，他的軍事技能頗有長進，還榮獲了「特等射手」的稱號。
1966年國慶節閱兵時，他甚至成為國旗護衛隊中的一員，邁著標準的正步走過天安門廣場接受檢閱。
然而，也就是在劉源幾次當兵鍛鍊期間，他的家從西樓甲樓搬到了原來林伯渠家居住的福祿居院落，一直住到「文化大革命」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