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債還錢、借錢還錢，天經地義，無論是個人還是組織，無論時間有多長。很多中國人不知道的是，中共在1949年篡政前，為了生存和發展壯大，除了從蘇聯主子那裡獲得資助，在延安時期種鴉片販賣鴉片、在各根據地勒索富戶外，還有一個方式就是向有錢的地主和經商者打所謂的「欠條」或「借條」。
雖然中共在1949年篡政後，曾設立清欠辦，聲稱在篡政後不久，就統一對這些借條進行了償還，但迄今為止，沒有人知道中共究竟打了多少「欠條」或「借條」，因為很多借款者或在中共發動的一次次運動中喪命，或者懾於中共的淫威而不敢出聲。
此外，1970年後中共還調整了歸還政策，欠款不再歸還，而是作為支持所謂革命進行獎勵，數額由各地民政部門掌握。這不是變相地賴帳嗎？
可以說，直至今日，中共這個「老賴」的真面目還沒有被國人知曉。不過，從民間偶爾傳出的兩個個案中，還是可以說明中共屬實是個言而無信的流氓。
2023年3月，大陸有媒體曾曝出這樣一個新聞：2011年初，廣東省江門市蓬江區民政局內，一位來自棠下鎮大井頭村名叫梁詩偉的老人帶來了一張欠條。這張欠條的出現不僅震驚了民政局的工作人員，更震驚了全國。
欠條上的主要內容是：今借到大井頭村鴻文三姐白米共38石70斤，大洋五千元，金條八支，每支一兩。待勝利後由當地縣政府償還，付息兩分……此據在償還之日終結。落款是「新鶴人民抗日游擊隊三中隊」，時間是「民國33年12月29號」，即1944年。
這是梁詩偉在老宅發現的第二張借條。此前發現的一張60斤白米的借條，中共給了他兩萬元。在老人拿著這筆錢翻修老宅時，發現了這第二張借條。於是，老人輕車熟路，在77年後，拿著這張發黃的欠條再次找到了中共當局，希望縣地政府履行承諾，即按照游擊隊當日「借條」所說，償還借款、利息，合計金額3萬億元。如此天文數字，當然嚇壞了當地中共政府，引起了全國的關注。
報導稱，梁詩偉現在屬於「低保戶」，生活過得十分艱辛。而能將一個曾經富足的家庭變成今日的慘相，非中共莫屬。顯然，陸媒不敢深挖的是梁詩偉的長輩們在一次次運動中的遭遇，不敢追問梁詩偉在一次次運動中受到了怎樣的影響。從他的名字不難推斷，其父輩們對其曾寄予了莫大的希望，希望他詩書滿懷，成為一個了不起的人。但現實必定給了他難以想像的重擊。
對於梁詩偉老人出示的「借條」一事，報導說，尚在人世的中共游擊隊的指導員廖健的妻子表示對此事有印象。廖妻說，梁鴻文早年在美國務工，回國後利用自己的聰明才智以及敢闖敢為的精神，賺了不少錢，後回到國內，置辦了一棟大宅子，又添置了許多土地，一躍成為大井頭村的大財主。
他先後娶了六房老婆，借條中的「鴻文三姐」是梁鴻文的三姨太，頗有管理才能，在梁鴻文去世後成為梁家的掌舵人。梁詩偉的生母為鴻文六姐，但出生沒幾天就被三姨太抱養在膝下。
回過頭來，再看江門市政府如何處理第二張欠條的。據估算，這借條的本金現值17萬元，加利息就得有34271億元。按江門市當年財政收入來算，江門市政府不吃不喝要還342年。賠不起的江門市政府一方面以「當時是國民政府當政，或應由國民政府償還」、「存在錯誤且不被法律認可和保護的計息方式」而拒絕承認，但另一方面又想辦法幫助老人解決生活困難，大概也是覺得自己做的不地道吧。
對於中共的無賴行為，網友們紛紛表示「應該還錢」，「呵呵、金條、大洋都是有價的。兌價後算利息唄」，「直接一次性給予一億元的補償金，不然以後再有這種事就沒人再借了」，「應該兌換並感謝！這種看見多了就不想還錢的無信無義，應該得到譴責！！」「是借不是捐，如果證明借條是真的，國家必須承認並應該如數償還本金+利息，嫌數額巨大麼？別忘了，當初這筆錢和糧食起的巨大作用。」
還有一件是大陸媒體在2011年曝出的。說的是廣東博羅縣農民向政府討債討了六十多年無果的真實故事。
1947年，廣東東江游擊隊長向地主黃觀榮借了兩支步槍一支手槍，250顆子彈，還有1,000多斤糧食和兩頭豬。游擊隊中隊長李漢輝給黃家寫了張借據，並註明「打出江山來算帳」。
黃觀榮是黃蘇強的祖父黃海洋的父親。當時兵荒馬亂，為了保家護院，黃觀榮就買了一些槍枝彈藥。那時的槍枝都很貴，據說一支左輪手槍需要150擔稻穀，一支步槍也要100多根水桶粗的杉樹。
駐紮在附近的中共東江游擊隊東山支隊中隊長李漢輝聽說黃家有槍和彈藥後，就提出要借用。於是，時年14歲的黃海洋遵從父命給游擊隊送去了槍枝、彈藥和糧食。李漢輝遂寫下了這張借據。
根據黃海洋的介紹，其祖上是地主，後因其父親染上了抽鴉片的惡習，導致家道中落。到了中共建政前，家裡還剩下七八十畝田地，就靠收租生活。中共建政後實行土地改革，黃家的土地被分掉，黃家被評為「破落地主成分」，黃觀榮也挨了批鬥，1962年去世。
60多年來，黃家一直保存著這張借據，一直希望兌現，然而卻迄今無果。1977年黃家人向博羅縣民政局申請解決借據之事，但縣民政局以「這種情況戰爭年代很多，現在縣裡也沒錢支付」為由不了了之。
2009年黃家人再次找到博羅縣民政局，縣民政局以「雙方當事人都已不在，只一個人作證不夠」為由，將他們擋了回來。
2011年，因黃海洋體弱多病，家境貧困的黃家無錢為其醫治，其孫子黃蘇強遂將借據發到網上求助。想必如果政府可以補償一些錢，黃家就可以給老人看病了。不過，雖然欠債還錢乃是天經地義之事，可看看當地民政局搪塞的理由，就知道黃家要想討回這筆錢並非易事。核心貌似就在於政府「沒錢」，可是即便有錢政府就會支付嗎？
不妨審審博羅縣經濟發展到底如何。網上信息顯示，2011年，該縣第五次被廣東省政府評為「2010年度加快縣域財政發展獎」單位。資料顯示，2010年，博羅縣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超過15億元，同比增長21.34%。博羅縣上劃中央「兩稅」收入8.39億元，同比增長13.29%；上劃中央所得稅3.04億元，同比增長36.78%。根據相關指標的權重計算，博羅是全省縣域經濟增長較快的28個縣(區)之一。
上述數據表明，博羅縣並不是一個窮縣，怎麼就拿不出錢償還黃家呢？不過就是幾萬乃至十幾萬塊的小錢（筆者粗略計算，並非真實）。看來博羅縣政府不是不能而是不願。不願的背後是良心的缺失和一個政府缺乏誠信的表現。也許在博羅縣的政府官員們看來，這樣良心的缺失和缺乏誠信從中央到地方可謂比比皆是，單單指責他們並不公允。
還有2014年大陸《南方都市報》報導廣州人吳記房拿著1942年游擊隊向他祖父打的欠條「油麻地游擊隊借穀子86擔、大洋1400元等」，希望政府補償。但廣州市民政局卻認為，只能給他榮譽，因為沒有政策規定說要還。最後，吳記房只拿到1000元慰問款。
大陸還有媒體報導說，1947年11月，劉鄧大軍某部供應科於向湖北武漢熊毓南、熊華先兄弟開出一張1000斤稻穀借糧證，上邊寫著：「……我民主政府成立之日，即行結算……。」在1953年和1957年，當地政府在清理相關借據時，熊毓南從未開口。是在害怕什麼？
圖為：熊耀明老人向記者展示借糧證 記者李響攝
直到1999年，武漢市政府才得知這張借條，經鑑定為真，但還是沒有賠償。直到2012年6月媒體報導此事，「領導迅速批示」，新洲區民政局才向熊氏兄弟的後人發放了一萬元的「特殊補助款」。當年借糧時的承諾早已成為了一紙空文。
從某個角度而言，不承認借條的江門市官員和不願償還黃家的博羅縣等等的官員們並沒有錯。因為他們所為之服務的中共政權從其建立之日起，就充滿了謊言和欺騙。它的建黨之日是假的，抗日是假的，所樹立的諸多英雄人物是假的。六十多年前的中共，為了美化自我，吸引民眾，還相當「嚮往」民主。
比如1945年9月27日《新華日報》發表了社論：民主的正軌——毫無保留條件地還政於民。在文章中，中共大力批評國民黨一黨獨裁，並要求其實行民主政治。「一黨獨裁，遍地是災！」「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言論出版集會和人身自由是民主的起碼條件。」……
可是看看當下的中國，人民既沒有真正的選舉權和罷免權，也沒有真正的對政製法律有創製和複決之權；既沒有言論集會自由，也沒有出版信仰自由。暴力、野蠻、欺騙是這個時代的特徵。中共不僅結結實實地打了自己的耳光，而且讓更多的人明白了：這是一個多麼善於撒謊的政黨啊！
在這樣的政黨下統治的中國，梁家、黃家要想通過正常渠道討回債務，確實是相當困難。（原文沒有圖片，文中圖片為萬維讀者網本新聞編者在網絡搜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