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警在中國人民銀行門前巡邏。攝於2015年7月8日
隨著消費者、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多年來為實現中央政府的增長目標而過度借貸，中共面臨越來越大的債務壓力。北京面臨著用最少的工具解決這些債務的難題。
中共（以地方幹部執行中央指令為特徵）的治理結構方式，將決定其解決債務積壓問題以及中央政府與地方省份之間關係的策略。
人們普遍認為中國是一個專制的中央集權國家，但這只能反映出部分現實。官僚機構、收入和支出的政府機制顯示中共是一個相對去中心化的國家。作為一個簡單的衡量指標，2022年，美國聯邦政府占公共支出總額的74%。相反，2022年在中國，中央政府徵收的公共收入占總收入的47%，僅占政府總支出的14%。換言之，儘管人們認為中國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但為滿足特定需求而收取的資金支出是高度去中心化的。
這筆錢可能花在了地方，但北京設定了方向。例如，多年來所設定的過高的年度增長目標，近年來成為官方指導方針。北京給各省縣指定目標，結果是荒謬的，幾乎每個省份都會報告全國增長率的增長。
這種中央指導和地方決策加上威權主義，即使在地方一級，也會導致糟糕的結果。每年，當北京宣布目標行業時，地方政府和國有銀行都會在官員指定的行業上投入大量資金。這導致，無論產品質量或專業知識如何，受青睞的行業的資金迅速供過於求，因為每個追求補貼的省份和公司都試圖進入一個陌生的行業。僅在2023年，中國就有近11,000家半導體公司倒閉，幾乎所有倒閉的公司都曾經得到過政府的大力支持。
這種決策權力的分散化和問題的集中化也表現在其它方面。清華大學最近的一項研究估計，中國地方政府債務的真實水平接近13萬億美元。研究人員認為，中共處理如此高額地方政府債務的方式之一是由中央政府承擔債務。這樣一來，中央的指令與難以控制的地方收支造成了衝突。
雖然從理論上講，將地方政府債務轉移給負債較少的中央政府可能聽起來不錯，但它沒有考慮到中共權力下放的動態。北京中央政府每年只花費5000億美元，如何能夠償還超過13萬億美元的債務？即使中共政府官方的10年期國債利率為2.5%，這也需要中央政府將近三分之二的支出用於支付利息。
從理論上講，解決中國經濟問題所需的變革很簡單。但實際上，它們是深刻的、難以解決的和棘手的。
即使主權國家的債務占GDP的比例較低，一個缺乏收支基礎的中央政府也沒有能力從地方政府層面吸收任何實質性的債務。中央政府可能希望鼓勵對目標行業提供融資。然而，當銀行是國有的，並被告知要向某些部門放貸時，它會產生不正當的激勵措施，讓銀行不受限制地放貸，而忽視市場力量，比如產品是否優質。尋求中央政府青睞的地方領導人會將資源投入到項目中，無論他們是否有任何優勢或專業知識，都只是為了討好中央。
從本質上講，中共實行的中央集權分權代表了威權主義的失敗。中央政府缺乏資金和人員來執行其願景，只能依靠地方當局和領導人來執行。然而，地方領導人只是自己領域內的威權主義者，缺乏市場或法治護欄的限制。
一個地方領導人在當地擁有幾乎無限的權力。在地方上，銀行和從這些銀行借款的大公司都是由政府控制的。作為地方獨裁者，他們希望保住自己的工作或獲得北京的晉升，所以他們沒有理由遵守北京傳令下來的權力限制，而且他們完全有動機打破這些規則以實現中央政府設定的目標。
中央政府通過資金和基建（如橋樑）來衡量成就，地方官員們被激勵去建設基礎設施，而不管財務可行性如何。再加上他們既是銀行又是借款人，而且對他們的地方權力的限制很小，如果他們不願意進行更根本的改革，北京幾乎無能為力。
這種模式在中國政治中根深蒂固，一句古老的諺語恰當地描述了這種現象：「山高皇帝遠。」隨著中共黨魁習近平嚴厲打擊不追隨他的派系和領導人，即使是完美的信息機器也會使他與任性的地方領導人隔絕。
除非中共解決威權主義的政治誘因，否則它將無法解決其權力下放難題。地方領導人正在向最強勢的領導人學習，將自己塑造成地方威權主義者。
作者簡介：
克里斯多福‧鮑爾丁（Christopher Balding）是越南富布賴特大學（Fulbright University）和北京大學研究生院滙豐商學院的教授。他專門研究中國經濟、金融市場和技術。他是亨利‧傑克遜協會（Henry Jackson Society）的高級研究員，在移居美國前曾在中國和越南生活了十多年。
原文「Decentralized Debts Present Big Problems for China」刊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