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伊始，我正在本村學校讀小學，父親被戴上一頂「歷史反革命分子」帽子，被從大隊衛生所趕回生產隊勞動改造。
此前，因為有一個會看病的父親，因為有一個賢惠又能幹的母親，因為有一個高中畢業當民辦教師的姐姐，因為我的學習成績十分優秀，因為我們家人口少日子過得比較殷實，在同學、老師、村民們眼中，我是一個人見人夸的「寵兒」：
「那是馮醫生的兒子，長得多帥氣！」
「馮醫生教育的孩子，聰明伶俐，又懂事理。」
「這孩子將來長大肯定有出息！」
……
然而，轉瞬間，籠罩在我身上的所有光環統統消失了，我成了一個「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兒子，一個「黑五類子女」，一個「狗崽子」。立刻，有的老師不待見了，有的同學不理睬了，村民們看見我，好像沒看見似的。
一度時期，一夥同伴聯合起來欺負我。我上地給豬羊割草，常常孤單一人尋不到伴兒。在山溝里，有的孩子老遠瞧見我，常常故意譏諷我，嘲笑我，辱罵我，扔土坷垃砸我。
有時與同學、同伴爭吵起來，他們就罵我「狗崽子」「反革命分子的兒子」。我聽了很覺刺耳，很感委屈，很不服氣，理直氣壯跟他們爭辯，說我父親是好人，他們便合起伙來揍我。我被迫「自衛還擊」，但身小體弱，常常寡不敵眾，被他們打得鼻青臉腫。
一路心酸，哭鼻子回到家，我故意撒謊，竭力遮掩，不敢也不願讓父母知道真相，不願讓他們看見我受傷。偶爾被父母發現了，他們一邊給我的傷口塗抹藥水，一邊搖頭嘆息，傷心落淚。
儘管在如此境遇下，我並沒有消沉，沒有灰心，沒有破罐子破摔。學校老師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對我們這些黑五類子女有個說法，叫做「出身不由己，道路在選擇」。
當時社會上廣為流傳一則周恩來總理的故事。說是有一次周總理會見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赫魯雪夫盛氣凌人地說：我出身工人階級家庭，而你卻出身官僚資本家庭。周總理含笑點點頭，機智地回答：「是的，赫魯雪夫同志，你說對了，不過，我們都背叛了自己的階級！」背叛家庭，投身革命，周恩來等老一輩做出了表率，我應當向他們學習。
我相信黨，相信組織，我要積極要求進步，我要躋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行列，我渴望加入紅小兵，加入共青團，加入共產黨，力爭做一名社會主義紅色江山接班人。
於是，在申請加入紅小兵組織的時候，在申請加入共青團組織的時候，在遇到各種政治運動要求表態的時候，我就需要公開亮明自己的政治態度：跟「歷史反革命分子」的父親「劃清政治界限」。這種表態，有時說在嘴上，有時寫在紙上。而且，關鍵是要落實到行動上，讓老師、讓同學們、讓組織看到，贏得他們的認可和讚許。
我們村學校組建了一支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我積極報名參加，星期天也不休息，勤學苦練，最終成為宣傳隊的主要演員。學校組織各種校外勞動，比如撿麥穗、翻地、挖渠、給孤山頂上挖泉工地背磚，我雖然身小體弱，但在勞動中咬緊牙關，特別能吃苦，不怕髒，不怕累。每次勞動結束班主任老師總結時表揚到我，心裡特別高興。在校園挖地道勞動中，我被班級同學評選為「勞動模範」，在全校大會上受到表彰。
但是，儘管我努力爭取，付出了許多，上小學輪到加入紅小兵，沒我的份；上初中輪到發展共青團員，沒我的份；初中畢業輪到推薦上高中，沒我的份；高中畢業回鄉輪到當民辦教師，更沒我的份……對此，我不敢向組織詢問：這是為什麼？只好拐彎抹角打探，得到的答覆總是那麼一句話：還需要個人努力表現，要經得起組織的長期考驗！
每當我在會上明確表態：要跟父親劃清政治界限；每當我在紙上明確寫道：要跟父親劃清政治界限。其實，最初，連我自己也鬧不清楚，怎樣做才算「劃清政治界限」？怎樣做才能「政治上劃清界限」？劃清政治界限，是不是不稱呼父親為父親了？哪我稱呼他什麼？是不是不跟父親在一個家庭生活了？哪我去哪裡生活？
後來漸漸弄明白，劃清政治界限，就是在政治上跟父親徹底決裂，在父與子中間劃出一條明顯的界線：他是他，我是我；父親是父親，兒子是兒子；父親是一個歷史反革命分子，兒子是一個追求革命的青少年；父親曾經與人民為敵，反黨反人民，兒子要擁護共產黨，做人民的好兒子；父親是一個接受政府勞動改造的階級敵人，兒子是一個紅色江山的未來接班人。
為了在老師、同學面前表現自己與父親劃清政治界限，每當父親在學校做義務活，比如清掃廁所。他干他的活，我讀我的書，即便當面碰見父親，也像沒瞧見一樣，絕然不會主動上前打一聲招呼，問候一聲，喊他一聲「爸爸」。
學校宣傳隊在村里戲台演出，父親被大隊治保股幹部支派在戲台後場燒火爐、打水、看護戲台、做雜務。在現場，我會接過父親遞過的一杯熱水，我化裝、卸裝會找父親要一盆溫水，我會接過父親遞過來的服裝道具。如此面對面接觸，甚至個別宣傳隊員還會沖父親喊一聲「叔叔」或「伯伯」，我絕然不吭一聲，似乎面前的父親完全是一個陌生人。
好多次，學校宣傳隊應邀上公社、縣城表演節目，如歡慶「九大」召開。父親受派跟隨宣傳隊做看管服裝道具等服務。午間休息，每個人啃吃自帶的乾糧，我和隊員、老師熱熱鬧鬧圍坐在一起，父親和另一個黑五類分子知趣地呆在遠處角落。我沒有勇氣走到父親身邊，關切地問候一聲，那怕給他遞上一杯開水。
我之所以這樣做，全在無聲地表明：我跟「反革命分子」父親劃清了政治界限。
然而，回到家裡，看見父親每天下地勞動歸來疲憊的身影，看見父親半夜三更被喊去做義務活，看見父親沉默寡言一袋又一袋抽旱菸的樣子，我深深地為父親感到難過，感到可憐，感到可悲。他獨自承受著肉體和精神上的雙重負荷。肉體上，他由不會幹農活的醫生演變成一個啥農活也會幹也得乾的農民；精神上，他需要干那些掃大街、掃廁所等眾目睽睽下丟盡顏面的義務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