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在生產隊「大鍋飯」缺糧少錢的情況下，父親還需要設法掙錢來支撐這個家，他是這個家的頂樑柱，倘若這根頂樑柱傾斜了，歪倒了，這個家也就垮塌了。我相信，在內心深處，父親無疑進行過無數次激烈的煎熬和鬥爭。
母親悄悄叮囑我：娃，儘量少惹你爸生氣，為了你們，你爸多次有輕生的念頭。最終，父親以沉默面對著羞辱，以忍耐戰勝了痛苦，以煎熬期盼著未來，堅強地踏破坎坷，盼到了1979年摘帽子的那一天。
聽了母親的話，我禁不住在內心譴責自己，我在學校與父親劃清界限的所作所為，父親知曉不知曉呢？假如他知曉了，他會怎麼想，他會傷心嗎？他會痛苦嗎？他會自責嗎？我這樣做，對得起百般疼愛我的父親嗎？
在矛盾與痛苦的交織中，我盡力幫助父親做點事，給自己心靈一絲慰藉。別看父親看病開藥方從容瀟灑，但他小時候沒上過幾天學，文化水平較低，甚至連一封家信也寫不來。那年月，管制「黑五類分子」的大隊治保股幹部，常常在下雨天或夜晚，把這夥人召集到大隊部，進行政治學習，改造思想。學習主要是念毛主席著作，念報紙。每次學習結束，還要求每人交一份思想匯報。
父親的思想匯報起初由姐姐幫他寫，後來就主要靠我了。寫著寫著，漸漸地，我也摸到了寫這種思想匯報的套路。第一部分寫今天學習了什麼內容，闡述其內容的重要性和現實意義；第二部分將學習內容跟自己過去所犯的罪行聯繫起來進行批判，特別要把自己的過去臭罵一頓；第三部分則要感謝黨和政府的不殺之恩，感謝黨和政府給自己生活的出路，給自己飯吃，給自己勞動改造、重新做人的機會，要寫出感激涕零、痛改前非的深度來。
像這樣的思想匯報遞交上去，我想治保股幹部不會一份份仔細看，因為那時候大凡農村的正派人，是不屑於干治保工作的。治保股幹部經常率領一幫人，以巡夜、護青為名，幹著抄家、抓人、打人的勾當。他不會看每個黑五類分子遞交的思想匯報，更不會一份份仔細看完，頂多溜上一眼，數一數誰沒有交上來，誰的匯報文字寫得長就判定是寫得好的。當他每次看到遞交上來的一摞思想匯報，是不是會產生一種大權在握、居高臨上的優越感來？
可憐的父親心裡最清楚，他頭上的這頂帽子給家庭和子女帶來多麼大的影響。他每天謹小慎微地活著，盡心盡力做許多力所能及的事情，似乎在一點一滴彌補過錯，不，是在贖罪。我參加學校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母親給我縫製了黃上衣藍褲子的演出服裝，父親特意跑十多里趕集，買回一條價格不菲的武裝帶，供我表演時使用。我登台表演節目出盡風頭，父母親打心裡為我驕傲！
我在本村初中畢業後，上高中實行貧下中農推薦制度，全班50多名學生，公社只給了四五個名額。父親打探到，大隊推薦委員會由大隊黨支部、革委會幹部和12個生產隊貧協組長組成。他不敢找大隊幹部，厚著臉皮找過幾個此前關係處得不錯、能說上話的貧協組長，央求他們幫幫忙，能在會上推薦我上高中。拜見貧協組長時，父親沒忘送上一捆自己自留地栽種的旱菸葉，聊表心意。
還真不錯，據說在推薦會上，確有幾位貧協組長提到我的名字，說我的畢業考試成績名列前茅，把這樣的好學生推薦上去，能給咱們村里增光。但是，此言一出，當場就被「極左」的幹部否決了：就這幾個名額，咱們貧下中農子女都不能全部上，哪能輪到黑五類子女？沒能被推薦上高中，我痛苦，父親更傷心。他老人家重男輕女思想嚴重，感覺女兒讀完了高中，兒子因為自己的一頂「帽子」讀不成高中，心痛！
這樣的父親，我咋跟他劃清政治界限？
我沒能被推薦上高中，心灰意冷回鄉參加勞動。這無疑會給家裡掙工分，減輕父親的負擔，還可以幫父親干許多家務活。可是，父親見我身小體弱，擔心經受不起生產隊的艱苦勞動，苦口婆心，勸我再復讀，等待上高中的機會。我不同意，父親說：娃，即便復讀一年後上不了高中，年長一歲，再參加勞動，身體也會結實點。我沒能拗過父親，重回本村學校復讀。
這樣的父親，我咋跟他劃清政治界限？
1973年，憑藉鄧小平二次出山「智育回潮」的機遇，我遠赴姐夫姐姐工作的陽曲縣泥屯鎮考上了高中，因路途遙遠花銷太大，就轉學回到家鄉的閻景中學。由於兩地春季和夏季招生的錯位，我的學業跟不上，希望留一級，跟隨下一屆學生扎紮實實學點知識。那時候學校秩序比較混亂，壓根沒有留級這一說。父親找到學校一位領導央求，該領導回答，現在學生都在混哩，你孩子留級做啥？我們保證給你孩子發一張畢業證。
父親無奈，又想盡辦法找到當年的一位醫療界同事，這位同事跟萬榮縣教育局局長楊剛關係不錯。楊局長給該校領導寫了一封信，父親拿著這封信，星期天冒著酷暑騎自行車找到校領導在農村的家，校領導看信後，這才同意我留級，跟隨下一屆同學從頭學起。
這樣的父親，我咋跟他劃清政治界限？
看著父親為兒子的成長費心勞神，不辭辛苦，想到自己卻要與父親「劃清政治界限」，我心裡像打翻了的五味瓶子，真不是滋味。
我「留級」後，再一次滿懷熱忱向團組織遞交了申請書，每次都會附上要跟父親劃清政治界限的表態。可是，過了一個學期又一個學期，仍然沒有音信。有次班級團支部討論我的入團問題，團員們在肯定我成績的同時，提出了三點不足：一是有點自命清高；二是不愛搭理女同學；三是不積極參加體育鍛鍊。其實我並不清高，只有自卑。
有天下午，我因感冒獨自在宿舍休息，同學們在教室開班會。會後，史建群同學悄悄告我說，剛才班主任賈華老師講話，提到你雖然不是共青團員，但根據你的各方面表現，已經完全符合一個共青團員的標準了。終於望見跨入團組織門檻的曙光了，我激動得一夜失眠。
那時，我們農村孩子讀高中，將生產隊分的全年口糧交到糧站，國家給每個學生每月補足32斤糧食。但在學校食堂上灶，吃的多為玉米面高粱面，白面稀少，且吃不飽，同學們只好每周回家背饃充飢。
閻景中學校舍占用閻景鎮李家大地主的莊園（現已改建為旅遊景點），我們一個班男生居住在一座四合院內。一天，我正在北房宿舍休息，院子裡有同學高聲喊道：「印譜，印譜，你爸爸來了！」我聞聲跑出來，身後幾位同學也跟隨跑出，北房、東西廂房的同學，有的擠在門口，有的隔窗觀望。我心裡明白，大家好奇地想看一看，馮印譜「反革命分子」的父親長啥模樣。
我甚感窘迫，面對父親脫口而出：「爸，你咋來啦？」
趕了三十里路的父親站在台階下，說：「我來趕集，你媽新蒸的白面饅頭，讓我給你捎來。」
「我還有……」從父親手中接過饅頭布袋，我沒有讓父親進北房看看我的宿舍，沒有讓父親進宿舍歇會兒腳，沒有給父親打一杯開水喝。反而，內心深處，只希望父親快快離開宿舍，離開班級同學們的視線。
父親看我的表情，似乎讀出了什麼，也感覺到了什麼。「……那我就走了，集上還擺著旱菸攤，托別人在照看，學校灶伙食差點，家裡有饅頭，一定要吃飽……」
我點點頭，默默送父親走出宿舍大院，望著他的背影漸漸消失，心裡翻滾著苦澀的浪花。
1976年1月，高中畢業前夕，經歷了數年（包括初中階段）的「長期考驗」，在賈華老師和入團介紹人馮義榮、馮海泉，以及全班同學幫助下，作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獲得閻景中學校團委特批後，我終於成為一名光榮的共青團員。
十年浩劫，有政治的混亂，有經濟的崩潰，有生命的凋謝，有文物的毀壞，有道德的淪喪。而最嚴酷的傷害莫過於人性的泯滅。「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宏論，造成了職工鬥爭領導，妻子揭發丈夫，兒子痛毆父親，學生打死老師的一幕幕慘劇。我跟父親之間雖然沒有發展到那種程度，但是在各自心靈深處造成的傷痛，就像密林中兩隻遭受暗箭射中的豹子，蟄伏在地，默默地用舌頭舔舐一次次滲出鮮血的傷口。
勤勞、坎坷一生的父親1998年患肺癌謝世後，第二年母親臨終前告我，我是他們的養子。
嗚呼！每每想起父親對我無私的愛，心中陡然湧出一種莫名的內疚和負罪感。九泉之下，親愛的父親，您能原諒不懂事的兒子嗎？
2013年8月草於凌空書屋，2014年11月修改，2019年1月27日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