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到一九九四年，共計五十個年頭，以歷史角度看，五十年並不算長，但以一個人的一生來說，超過了半輩子。一本書若能對人類在某個時點產生重大影響，已是頗為難得了，若持續五十年不衰，甚且有歷久彌新的態勢，當然更是了不得。
一九四四年面世的《到奴役之路》，就是這樣的一本書。其作者是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去世的一九七四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
拂逆社會主義的異類
關於這本書的內容及其強大的影響力，索威爾（T. Sowell）在〈一條由善意鋪就的地獄之路〉這篇文章中，作了提綱挈領的剖析。（文見《卓越》一九九四年五月號）。
一九四四年正是凱因斯的大政府經濟計劃、管制理論，以及拉斯基社會主義理論受到熱烈歡迎的年代，《到奴役之路》卻是拂逆此種潮流的異類；奇怪而有趣的是，該書一出版卻得到讀者們廣泛的喜愛，被譯成十多國文字而成為暢銷書。或許就是因為該書的普及，才能保住西歐世界免受極權、共產主義的荼毒。
這是一本政治論調的書，旨在剖示任何形式的政治經濟計劃，都會危害到社會中個人的經濟自由，而沒有經濟自由便談不上政治自由，計劃經濟無可避免地會帶來貧困和專制的政府。
出書當時，正是社會主義得到千千萬萬西方知識分子的喝采，而且蘇聯打敗納粹德國，似乎顯現經濟欣欣向榮（以公布的統計數字言）之時。在此時空下，這本書被視為「毒草」，海耶克也成為眾矢之的。當時也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不少知識分子在政府計劃部門工作，這本書也難免無情地打擊到這群既得利益者，於是連經濟學界也興起一股排斥海耶克的風潮，特別是英國的知識分子竟然視其為「異端」。
海耶克其實是有先見之明的，由該書序言出現的「本書肯定會得罪一些我極希望與他們保持友好關係的朋友……。不過，寫這本書是我的責任，在責任面前，我不應退縮」可以印證。
當時的英國具強烈的社會主義傾向，大家都在期待工黨於戰後執政，當然難容海耶克的看法，在四面八方都是敵人，再加上私人感情不如意的情況下，海耶克飄洋過海出走到美國芝加哥。不過，由於海耶克深具「爭議性」，連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也不敢聘用，而是由「社會思想委員會」下聘的。
由此也可得知，《到奴役之路》使得海耶克在俗世的學術地位跌至谷底；但相對地，也正突顯了該書的威力，或可說該書是成功的。此由當時捷克私有化部長傑日克的談話可知，他說：「假如搞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理論家，要挑出一本不惜任何代價都要收起來，而且嚴厲禁止閱讀的書；而任何散播和講述這書內容的人，將受到最嚴厲的處分，那麼他們一定會挑《到奴役之路》。」這本書比歐威爾同類型的名著《動物農場》和《一九八四》分別早二年、五年問世，更可見海耶克的先知。
集體主義正在蔓延中
索威爾認為海耶克在這本書里，是站在社會主義立場來攻擊社會主義，海耶克將社會主義看做一個模型，證明其具致命的瑕疵，而在實際世界運用之後則會產生致命危險。
索威爾又指出，海耶克認為社會主義的核心是：只要具有「同情心」，而以政府的規劃與經濟管制手段，就可以創造符合人性的生活環境。海耶克不以醜化對手的手法批判，反而認為社會主義者具有真誠與無私的崇高理想，其中不乏學術卓越人物。可是，也就因為如此，這批擁有高尚情操的人士，反而成為極權主義者的馬前卒，為後者作鋪路工作，而且往往不知不覺，這是多麼諷刺與無奈的畫面。
於今日觀之，蘇聯解體、中共經改、東歐改制，共產和極權主義似乎已全面崩盤，海耶克還算是「幸運者」，因為他親眼目睹了這番景象。
其實，當一九六０年代末和一九七０年代初全球出現「停滯膨脹」時，就已顯露出海耶克的確是真知灼見的先知；而一九七四年獲頒諾貝爾獎，就是學術界對他重新肯定的明證。隨後在一九八四年六月，英國女皇頒給他較「Sir」更高地位的「CH」勛銜；以及一九九一年前美國總統布希頒發的「總統自由獎章」，都是對海耶克錦上添花的「定評」。
對於海耶克個人來說，其晚年的受到肯定，或許足可彌補其早年的孤寂，尤其可彌補其自一九三０年代開始，與凱因斯學派長達五十年之久針鋒相對論戰中所居的劣勢；可是對於世人而言，情勢並不見得十分理想。
正如索威爾所說的，法西斯、共產、社會主義都是集體主義的近親繁殖，如今前兩者都已死寂，但集體主義卻正在蔓延當中，而其亦寄生於社會主義。這種現象可舉美國為範例，多年以來即以「自由主義」為包裝而大行其道，「產業政策」、「醫療聯盟」這些早已存在的「封建特權」固不必提，如今又多了主張為弱勢族群積極爭權者、極端環保主義者、愛滋行動派、極端女性主義者，以及其他任何要求政府「不計代價」實現他們的政治主張之人士。
這些人當中沒有一個是公開主張極權主義的，但他們的行動卻正是把社會推向極權主義，因為只有權力更加集中的政府，才有可能滿足他們的要求。
弗利曼的警語
索威爾的憂心點是：《到奴役之路》這本書中所描繪的世界並未消失，或許還不只是死灰復燃，而是一直潛伏在人間，只是面貌不同罷了。
無獨有偶的，弗利曼（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也在一九九三年二月發出同樣的警語。他說：
我很高興，《資本主義與自由》的中文版能在台灣發行。雖然該書英文第一版發行於三十年前，但書中所揭櫫的理念乃是永恆的。
那些理念適用於三十年前，也適用於今日的環境，就某層次而言，可說更能切合當前的局勢，政府干預市場的年代已因輿論而有所改變；當年批判政府干預屬於極端且激進的論點，如今已廣被接受。儘管如此，政府干預的行為並未隨著觀念的改變而同等變化。
相反的，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政府的角色自一九六０年代以來，非但沒有減弱，且有增強之勢，今天的政府花掉國民所得的一大部分，採取更多的管制，且更細膩地干預到個人的生活。最重大的行為變革，發生在原本是共產主義的國家，包括蘇聯和其衛星國，以及中共……，共產主義的瓦解使我們相信，我們正在進行的任何事情都是正確的。
其實不然，似乎我們正努力走向五十年前的共產主義國家之形態。……美國和其他已開發國家的例子顯示，一旦透過市場機能贏得繁榮之後，常有強烈傾向走向社會主義國家之形態；要維持市場機能的運作，可能比導入市場機能來得困難。
索威爾和弗利曼所憂心的現況，是否也在其他地方出現呢？
就台灣而言，近幾年社會上「公平」、「正義」、「福利」的聲音此起彼落，甚至「社會國」、「福利國」的名稱也琅琅上口，而公保、勞保、農保，甚至全民健保，老人年金、國民年金、公平交易法、消費者保護法、兩性工作平等法等社會福利方案及保護措施也紛紛出籠。
加上六年國建、產業政策等政府強力主導政策的習以為常，走向海耶克所說的奴役之路是愈來愈明顯了，而這些也往往是建立在當事人的「善意」和「善心」上，但其結果卻會是「愛之適足以害之」、「到地獄之路往往是好意所鋪成的」之下場。原因何在？
追根究柢，「理念」和「觀念」錯誤及正確觀念不能生根是關鍵所在，這也就是索威爾所說的「五十年後的今天，人們仍然有求於海耶克《到奴役之路》一書」之精義，因為基本觀念就在這本書中。其實，海耶克的其他著作更是仔細而透徹的闡述正確基本理念，只是都不如這本書來得較為通俗易懂。
觀念比既得利益更危險
至於觀念為何如此重要，海耶克的對手，也是曾被稱為罪人的凱因斯這位赫赫有名的人物詮釋得最傳神，凱因斯在其名著《一般理論》的結語中如此說：
「……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的觀念，無論是對的還是錯的，都比普通人所想像的有力得多。……我深深相信：與觀念的浸淫灌輸之影響比較，既得利益的勢力大大地被誇張了。觀念浸淫灌輸，當然不會立即生效，而需要一段相當的時間……，但是，無論是對好的方面或壞的方面，觀念遲早會比既得利益更加危險。」
看來美國和台灣若要免於走向奴役之路，首要之務是求助於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這本五十年前即已面世的暮鼓晨鐘，詳細的理由在索威爾的文章里說得很清楚。由人類難以從歷史經驗得到教訓的觀點言，海耶克的說法和憂慮恐怕永遠有效，而人類也必須時常由海耶克的著作中去找尋解決問題的藥方。海耶克人體雖已逝去，但永遠活在世人心中，永遠是人類的導師。
—原載於一九九四年五月號《卓越》雜誌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