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找到那個孩子，對他喊：「抬起頭來！」他應聲抬頭，我扣動扳機，「砰」。
一槍管石灰，近距離打在他眼睛上，就只聽一聲慘叫，繼而是痛苦的大哭。大人們蜂擁而出，把那個孩子弄到醫院去清洗。我看著裊裊冒煙的手槍，呆立原地。
最後總算是沒有瞎掉，如果他瞎掉的話我還不知會怎樣。回家後母親將我一頓暴打，打完丟下一句話：「等你父親回來再收拾你。」
父親還在礦上，一個月才能回來一次。我整個月都像等死一樣，因為知道父親打人是很厲害的。到父親回來那天，我老老實實吃完飯，站到父親面前，準備挨打。
父親臉色鐵青，問我：「為什麼要打人家眼睛？」
我說：「因為他見到我就喊口號，要打倒你。」
我等待中的一場暴打竟沒有發生。父親沉默了。也許在那一刻，他突然理解了兒子的心情。我是他唯一的兒子，兒子由於父親的原因受到侮辱，他卻沒有能力保護。
過了一會兒，父親說：「去睡吧。」
那也是我對父親的第一次理解。多數做父親的人，見到兒子闖這麼大禍，肯定要打。可是父親沒有打我，那一刻我可以感受到，父親內心充滿了對我的憐愛，還有歉疚。
「數風流人物」淪為炮灰
開槍事件就這樣過去了。我沒有受到父親的責罰，但是可以想見，他和母親背後一定替我承擔了很多，比如賠償，比如挨罵，比如低聲下氣地道歉，一切都不得而知。不過後來我發現，古街上的形勢發生了變化：由於我一槍打倒了街上的孩子王，我就順理成章地變成了新的孩子王。一直到「文革」結束，我考上大學，依舊是打群架的好手，揮手就能招來幾十個小弟。而且那時候我們打群架，已經開始動刀子了，我身上現在還留有當年的刀疤。在1983年「嚴打」之前，社會上確實常見打架鬥毆，整整一代年輕人在「文革」中成長起來，骨子裡積澱了太多的「惡」，就會出現群體性的釋放。
不過我使用暴力有個前提，就是絕不欺負人。我打群架都是因為某個弟兄被人家欺負了，我才會帶著人去找他們算帳。純粹使用暴力是不行的，還必須有頭腦，有是非觀，才能贏得尊重，中國底層社會的秩序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不得不承認，眾生有差異，平等只在精神層面上存在，現實中每個人生下來就有血統、性格、環境、文化的差異，我們都站在不同的起跑線上。一些人跑得快些，就在宗族中掌握權力和財富，享有威望，同時承擔責任，維持基層秩序，這就是幾千年來的鄉紳自治。而一場「文革」，用血腥暴力的方式重新洗牌，把所有人打回原點，鄉紳階層被作為「階級敵人」消滅了，一切秩序重歸混沌。
20歲那年我成為一名中學教師，在某個黃昏醉醺醺地穿過古老的街巷。1982年的路燈下站著一個佝僂蒼老的男人，我認出他是童年的仇人。五歲，對，五歲我就記住了他凶神惡煞的面孔。這人是個造反派頭目，打過我父親，還曾經弄個歪把子機槍架在我家門口。幼年的我只能躲在外婆膝下瑟瑟發抖，害怕那像喇叭花一樣的槍口突然噴射火焰。現在，我長大了，身強力壯，而他已走向暮年。酒精點燃了我的雙眼，我發瘋般地撲上去，把他摁倒在地拳腳相加。
他已經完全認不出我，永遠無法理解自己為何突遭暴打。我一拳一拳地打著，直到耗盡全身力氣，直到他頭破血流。
但是翌日酒醒之後，我感到內疚，於是開始暗中觀察他的人生，我才發現這個仇人其實可憐至極。他姓周，本是我父親所在煤礦的普通工人，出身貧苦，沒有文化，家庭負擔沉重。工人階級雖然號稱領導「文革」，但他還是必須每天下井採煤，如同下到幽深的地獄。這樣的人積怨已久，當領袖號召他們去奪權造反，必然敢於摧毀一切。
不幸的是，當瘋狂的時代終結，像他這樣的「風流人物」只能淪為炮灰。他被煤礦開除，成了拉板車運石頭的苦力。一次下坡剎不住腳，他被裝滿石頭的板車軋斷腿，從此殘廢。鄉村里一個男人變成殘廢，就意味著整個家庭垮掉，以至於他的女兒不得不去賣淫。他抱著誓死捍衛毛主席的決心投身革命，卻換來無盡的苦難。這個國家愚弄了自己的子民，命運懲罰他，比懲罰我的父輩更加慘烈。
現在還有沒有可能，把被打碎的民間傳統找回來，重新建立基層的秩序？我相信可能，但是一定需要若干年的努力。歷史的進化不可逆轉，只是具體時機出自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