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名警察在天安門廣場附近執勤。
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Christopher Balding撰文／信宇編譯
近年來，全世界範圍內的政策制定者和形勢分析師都在努力研究如何應對來自中共的挑戰。即使是許多承認中共政權在多個領域構成廣泛威脅的人，也在努力掙扎，旨在制定應對這些威脅的明確計劃。那麼，世界應該如何應對中共政權帶來的威脅呢？
在討論「中共風險」時，我們首先需要具體界定這個詞的含義。就我們的目的而言，我們將重點關注那些與中共政權和中共企業的貿易和金融聯繫給外國國家和公司帶來的風險，無論這些企業是實際位於中共治下還是第三國。
然而，我們需要考慮更多層次的風險。在我們的大部分實踐中，我們將依賴於兩個具體的風險概念。
首先，是否存在國家安全風險？不幸的是，數字時代的國家安全涉及的部門和產品比大多數人承認的要多得多，但我們必須考慮這些風險。
其次，如果不存在國家安全風險，那麼某類產品過度依賴中共，那麼潛在的風險是什麼？如果中共行使其市場力量（事實上，中共經常這樣做），這類產品能否在其它地方以必要的數量輕易、迅速地購買到？
顯而易見，中共已在一些行業確立了主導地位，這些行業帶來了非常現實的風險，例如電視機、行動裝置、電信網絡設備和耐用品等基礎電子製造業，以及進入汽車高端市場的外國和國內品牌出口汽車。這些商品的問題在於，它們對未經授權的數據收集和監控構成了明顯確定的、有據可查的風險。
最初應對監控和數據收集帶來的國家安全風險的方法是零敲碎打，封鎖特定涉事公司。然而，每封殺一家公司，中共政權國家支持的其它公司就會冒出來，或者令人擔憂的部件被出口到其它國家組裝成最終產品。我們需要採取更全面的方法來解決中共電子產品嵌入到各種產品中對監控和國家安全造成的威脅。
根本問題在於，中共投入了大量資源來主導一些關鍵行業，特別是製造業和初級投入品。例如，在許多行業，中國控制了全球90%的產能。這種情況在關鍵投入領域最為明顯，如用於大多數電子元件的稀土金屬，而且甚至延伸到了製造業領域。如果不解決中共政權對許多行業的完全控制以及如何實現供應多樣化的問題，那麼任何應對中共威脅的戰略都不能被認為是可信有效的。
治標先治本，至少有以下幾種方法可以解決根本問題。首先，美國需要制定清潔技術法規，對電子企業的全球供應鏈進行審核，使其符合要求。目前，有關商品數字保護的法規極少。鑑於人們對華為和TikTok等中共公司的共同擔憂，它們構成的威脅同樣適用於許多其它中共公司和其它公司。與其逐個公司單一地解決問題，不如將數據保護和數據隱私標準適用於所有產品。
其次，美國需要對大量製造業實施「友岸外包」（friendshore）策略，以打破中共在許多行業的主導地位，並幫助轉移總裝和基礎製造業等業務。實際上，很多製造業不會從中共回流至美國。不過，與中國製造業相比，美國更願意接受墨西哥、日本、加納或英國的製造業。
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激勵企業，並與夥伴國簽署長期貿易協定，以表明美國的承諾。除非美國做出明確的長期承諾，改變貿易流動方式並分配資源以改變全球貿易模式，否則大部分企業和其它國家都不會輕易冒激怒中共的全球風險。
無論是美國採取的「脫鉤」（decoupling）還是歐盟實施的「去風險」（derisking），世界各國都在積極尋求各種方式，旨在減少對中共的依賴。然而不得不說，迄今為止，美國政府和其它國家，即使是那些認識到問題所在的國家，所採取的方法也是雜亂無章、零敲碎打的。
如果世界要認真應對中共的風險，就需要通盤考慮解決整個威脅，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逐個公司孤立地解決。
作者簡介：
克里斯多福‧鮑爾丁（Christopher Balding），曾任越南富布賴特大學（Fulbright University Vietnam）和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教授。他的研究領域涵蓋中國經濟、金融市場和技術等。他是總部位於倫敦的英國外交政策研究智庫「亨利‧傑克遜協會」（Henry Jackson Society）的高級研究員。他曾在中國和越南生活了十多年，後來移居美國。
原文：Managing the China Risk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