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北京大屠殺已然過去了35年，中共當局還是像大屠殺剛剛發生時那樣，極端恐懼。中共當局雖然用暴力手段殘酷地鎮壓了這場和平的民主運動，但是，八九民主運動並沒有成為過去，它的影響在今天依然存在。只是，對於這場在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學生運動，在不同的人那裡，有著不同的評價，乃至，在不同人的那裡，有著不同的敘述。中共當局曾經在64北京大屠殺前後，對八九民運極力詆毀和污衊，並對事實進行曲解、歪曲，雖然，自八九學運被鎮壓後的第二年，中共當局便開始避免持及這場震驚世界的民主運動。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中共當局的那套鬼話就會消失。時至今日，捍衛歷史，還原真相，依然是一個重要使命。八九民運和六四北京大屠殺的真相昭示天下、為所有中國人所知的那一刻，便是正義在中國實現的那一天。
關於記錄和分析八九民運和六四北京大屠殺的著作有很多，其中，吳仁華先生的著作因為他的嚴謹和客觀，無疑具有極大的權威性。另外，陳小雅的《八九民運史》因為搜集廣泛而全面，也是極為重要的史料。而趙鼎新博士分析八九民運起因的著作《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作品。這是一部近乎全景式反應和分析八九民運的學術著作，這本書是在他的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改而成，先用英文發表，後來發表的中文本，出版機構分別是著名的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想了解當年八九民運和六四北京大屠殺的人，對於這本書，或許，在閱讀之前，都抱有不小的期待。
趙鼎新博士的這個著作，正文共有10章，此外，還有前言、導論和結論。其中，近三萬字的導論，既是整部著作的索引，同時，也濃縮了整部著作的精華。導論的第一段，便提到了1989年4月22日上午的情況，這天上午，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追悼會將在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舉行。當時，約有五萬名學生來到天安門廣場，想參加這場追悼會。趙鼎新博士在文章中寫道，「整個上午，來自不同大學的學運積極分子舉行了形式多樣但又各自為陣的抗議活動，其中的絕大多數內容與胡耀邦的追悼會無關。在這些活動中，最能引起學生共鳴的是三個學生跪在人民大會堂前請願。他們手捧請願書，跪在那裡長達半個多小時。
所謂先入為主，如果沒有看過其他的相關史料，趙鼎新博士開篇的這段描述，想必會讓讀者覺得學生在借題發揮、尋釁滋事，因而產生極大的反感。眾所周知，八九民運的起因，就是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引發了學生和知識分子的激憤，進而讓學生開始考慮需要向中共政府進言，期望中共政府能夠採取措施，防止再次出現這樣的悲劇。然而，學生的熱心和努力遭到中共政府的漠視，甚至，遭到了中共軍警的殘酷毆打，因而，引發了學生的強烈抗議。學生們向天安門廣場行進，沿途高呼「反對暴力」「愛國無罪」、「剷除官倒」、「社會最大的不安定因素是貪官污吏」等口號。（陳小雅《八九民運史》）其實，胡耀邦追悼會的時間，只有幾十分鐘，而這些學生，為了能夠在當局天安門廣場局部戒嚴之前進入，只好在前一天的晚上出發，在午夜時分來到天安門廣場。我們知道，北京的四月份，凌晨還相當寒冷，最低氣溫可能低於10度。《炎黃春秋》雜誌刊登過一篇「參與胡耀邦追悼會的回憶」文章，其中提到，在追悼會前有「部隊進入大會堂集結，裹著大衣，在大會堂過廳的地毯上，休息待命」。
而數萬學生則是在空曠的廣場上席地而坐，徹夜在廣場上等待。數萬學生步行數十里，來到天安門廣場，當然是為了表達他們對胡耀邦先生最後的敬意，並送他們尊敬的胡耀邦先生最後一程。這一點難道還有什麼可懷疑的嗎？至於那件與「追悼會無關、三個學生跪在人民大會堂前、手捧請願書」的事情，發生在追悼會結束以後，而且，請願書的第一條是「公正評價胡耀邦的政績，肯定民主自由的寬鬆的政治環境」；第二條則是「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與反自由化運動，並為這次運動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可以說，這兩條都和胡耀邦有直接關係，其他幾條都和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嚴峻問題有關。學生們要完成胡耀邦未竟的事業，這才是真正的悼念胡耀邦。
在書的第六章，趙鼎新詳細訴說了胡耀邦追悼會的情況，他認為，「許多學生並不把追悼會本身看得很重。」他的一位受訪者注意到，「當哀樂響起的時候，許多學生還在吃冰棍」。吃冰棍這個情節確實很生動，只是，這個情節的真實性卻值得懷疑。先不管當時的氣溫如何，畢竟，大冬天也有人吃冰棍。問題是，當時，天安門廣場已經處於封閉狀態，學生們是從哪裡買來的冰棍呢？如果說，有學生吃他們從學校帶來的麵包、燒餅，或許還有一定的可信度，說許多學生吃冰棍，讓人無法相信。
與以上描述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陳小雅的《八九民運史》一書中記錄的、當天早上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參加升旗儀式的情景：「幾萬名學生在國旗迎著清晨耀眼的驕陽冉冉升起的時候肅然立正、行注目禮。我們面對國旗行禮，並用如雷的聲音高唱國歌。我們用感天動地的歌聲震撼了天安門廣場。國旗緩緩地降到了旗杆的中央，以紀念胡耀邦的去世。我們開始唱《國際歌》，這是一個對死去的敬愛領袖唱的莊重的輓歌。很多人灑下了淚水。……」（第五節「四二二」人民大會堂前的對壘）這樣令人刻骨銘心的情景，趙鼎新博士卻給遺漏了。顯然，學生們對胡耀邦充滿了敬意，他們極為真誠地悼念這位死去的領袖。順便說一下，當時這些學生對五星旗極為崇敬，對國際歌充滿了敬意，他們怎麼會質疑和反對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此外，吳仁華還記錄了學生們在廣場上的三個請求，第一，讓廣場上的學生瞻仰胡耀邦先生的遺體。第二，讓廣場上的學生代表進入人民大會堂參加胡耀邦追悼會；第三，在胡耀邦追悼會結束後，讓他的靈柩在天安門廣場繞一圈，讓在場的數萬名學生為他最後送行。結果，學生們的要求全部被拒絕，靈車由人民大會堂西南門開出，取道大會堂西路，徑直從西長安街向八寶山開去。而徹夜未眠的數萬學生卻被晾在東門外廣場上，連看一眼靈車這一願望都無法實現。至於學生們跪請領導人李鵬出來見面的請求，更是遭到了無情的拒絕。不要說領導人沒有出來，就連一個工作人員都沒有接受學生的請願書。不要說學生極為憤怒，就連許多中共的高級幹部都十分不滿。前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在回憶錄中提到，「趙紫陽和李鵬為什麼不可以出面見見學生？自己不見，可以派個秘書長去見；全然不顧影響，讓學生跪幾個鐘點，實在無法理解」。正是中共當局對學生正當要求的無視，迫使學生們的抗議活動升級，不得不進行罷課抗議。
四天後，中共當局通過人民日報發表「四二六社論」，公然將數萬學生憂國憂民和對國是的關心視為動亂，宣稱「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共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事實上，學生們根本沒有這樣的想法，不僅學生沒有這樣的想法，就是當局最為仇視的一些知識分子和大學教師，也極少有人會有這樣的想法。學生們進行抗議，只是想讓中共變得更好一些。而且，這些活動坦坦蕩蕩，正大光明，完全沒有任何陰謀。當局這樣定性，不僅是對學生一片赤誠之心的踐踏，更是對數萬學生人格的侮辱。正是這篇霸道、專橫而荒謬的社論，徹底激怒了北京的整個高校。此前，當局已經通過各級黨組織，傳達了相關部署，告知將嚴厲制裁任何違背禁令的學生。然而，北京高校的十多萬學生不顧當局的嚴厲威脅，不顧師長的真心勸阻，也不在意學生自治組織的決定，在4月27日自發舉行了中國歷史上規模空前的抗議遊行。沿途，有上百萬的社區民眾在街道兩旁為學生歡呼。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學生在出發之前留下了遺書，因為他們知道這一次出去可能會有武力鎮壓，會流血，但他們還是勇敢而堅定地邁出了這一步。在427遊行中，學生們除了打出反腐敗、反官倒的標語，還有學生打出橫幅：「媽媽，我們沒有錯！」這條充滿感情的橫幅顯示出學子們對祖國的熱愛和對正義的堅持。
當時，中共的總書記趙紫陽在朝鮮訪問，由李鵬主持政治局工作。有這麼多的學生冒著被開除、被逮捕、甚至被打死的風險走向街頭，進行抗議，以及超過百萬的北京民眾積極地支持、聲援學生，大大出乎當局的意料，乃至讓他們驚慌失措，被迫放棄了預定的鎮壓方案。吳仁華還提到，在當天，李鵬和很多人就討論這個問題，為什麼這麼多的民眾站出來支持學生運動。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共當局只得表示和學生對話，這當然不是心甘情願的。事實上，在學生最為關注的四二六社論的定性上，中共當局始終沒有正面回應。
關於四二七大遊行前後當局的表現，趙鼎新博士是這樣寫的：「大部分文獻都把政府策略的搖擺，以及隨後運動的發展看作是政府內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間派系鬥爭的結果。趙鼎新博士認為，這種說法不能就幾個重要事件發生的時間給出解釋，比如說人們一般認為趙紫陽是改革派的領袖，4.26社論的出台是因為趙當時身在北韓進行國事訪問。但這無法解釋政府為什麼在4月27日重新採用讓步策略，並在4月29日跟學生進行對話；而此時趙紫陽仍在北韓。」
是的，那幾天當局的不同表現，確實和派系鬥爭無關，但是，把它說成是由強硬轉向讓步，根本就不是事實。按照當局的預案，四月二七日那天原本是要進行鎮壓的。只是，由於學生抗議遊行規模大大超出預料、再加上上百萬北京市民的支持，導致當局的鎮壓預案完全失效，被迫放棄了鎮壓。因為，當局非常清楚，按照原定的鎮壓方案，不僅不能震懾住學生，反而會激化矛盾，造成更大的反彈，所以，只能放棄。此後幾天，面對這種令人震撼的局面，當局一時無計可施，不知所措，不得不假意和學生進行了一次對話。這個所謂的對話，根本就是在虛以逶蛇。尤其是，在這次對話中，當局的首席代表，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對話中裝腔作勢，回答問題避重就輕，引起各界極大的反感，被人戲稱為「袁木求愚」。這次對話，反而加劇學生和社會對當局的不信任和不滿。當局所做的這一切完全談不上讓步策略，既沒有讓步，更不策略，充其量不過是在拖延時間，謀劃對策。其實，就在導論中，趙鼎新博士自己也說，政策反覆的關鍵，是中共早先處理學運的政策屢屢失敗所致。也就是說，政策反覆變化，只是政策屢屢失敗的後果，根本不是讓步。甚至可以說，直到趙紫陽下台前夕、代表中共政治局常委會發表正式講話之前，在對四二六社論給學生運動的定性上，中共當局並沒有任何的讓步。
趙鼎新博士在這部專著中，反覆提及中共政府一直在讓步，似乎他始終都沒有看到中共的底牌。然而，他在書中卻引用了六四北京大屠殺之後，中共常委姚依林在國務院部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姚依林說，「各位在學習（鄧小平講話）的時候，可能都會問一些這樣的問題，比如說，如果我們後退一步，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並進而使其組織合法化的話，情況會如何呢？我想在座的很多同志都有這個疑問。事實上，我們對這個問題斟酌過很多回了。如果我們後退一步，中國就會出現一個反對黨……如果我們做這樣的讓步，中國就會步波蘭的後塵。波蘭、匈牙利所發生的一切就是退讓的結果。我們黨、我們國家是否會變顏色，就取決於這關鍵性的一步……因此，我們已經反反覆覆仔細考慮過很久了。我們不能做這樣的讓步，絕對不能。」如果說，當時的學生、學者、中下層官員、乃至民主黨派的領袖不知道中共獨裁者的底牌，還能理解。而姚依林的這個講話已經公開之後，還在繼續宣揚中共當局的所謂讓步，就讓人無法理解了。說來，中共的獨裁者總是在用亡黨亡國來恐嚇黨內、恐嚇民眾，是何等的無恥、何等的無知。其實，一個政權的存亡，除了天意，就是民心。中共那些領導人，總是考慮他們政權的存亡，而不在意百姓的生死。這樣的政權不滅亡，還有天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