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掄與俞大?
1950年代，北大還有一對夫妻，分別是一級教授和二級教授，他們便是曾昭掄、俞大?夫婦。他們也曾在燕東園居住。搬進燕東園30號的時候，俞大?先生在北大西語系教書，曾昭掄先生則先後兼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化學系主任、教育部和高教部副部長、中科院化學所所長等職，只見他每天在院子門口，從黑色的小汽車裡上下。
曾昭掄是中國國防化學的奠基人之一，早年留學麻省理工學院，獲博士學位，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他忙碌的社會活動，到1957年夏天戛然而止。那年6月，他和費孝通、錢偉長、黃藥眠、陶大鏞、吳景超參加民盟的座談會，被欽點為「六教授會議」，一起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退回燕東園30號，曾昭倫先生深居簡出。1958年獨自離京，去武漢大學化學系執教，1961年患癌症，從武漢回京，在家養病三年，悄無聲息。在北京治療癌症的三年時間裡，曾先生看了數百篇科技文獻，撰寫了100多萬字的著作，自學日語，還培養了一位青年助手編寫講義，接替他開的課程。這期間，他除了用通信方式繼續帶研究生外，堅持每年回學校兩次，每次3個月左右，指導教學和科研工作。他的學生劉道玉，1980年代成為武漢大學校長。
費孝通先生曾這樣評價曾昭掄：他的生活裡邊有個東西，比其他東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奪志」的「志」。知識分子心裡總要有個著落，有個寄託。曾昭掄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化學裡邊，沒有這樣的人在那裡拼命，一個學科是不可能出來的。
當時，羅大岡齊香夫婦也住在30號樓，與曾昭掄俞大?夫婦為鄰。兩人都是法國留學歸來，在北大西語系教授法語和法國文學，羅大岡先生是著名的翻譯家，他對羅曼·羅蘭的研究達到當時中國學界的最高水平。
鄰居馬堅教授的兒子馬志學回憶：1966年初春，那是一個值得記住的歲月。文革風暴即將來臨，一切善良的人們絲毫沒有料到幾個月後美好的生活被突然踐踏。記得初春的清早，我每天都要在燕東園橋東草地活動鍛鍊，每次都會看到如下情景：曾昭掄、俞大?夫婦繞著草地散步，羅大岡則堅持多年養成的晨跑，繞著草地慢跑，他的跑姿別具一格：兩臂像火車頭車輪上的連杆一樣，前後擺動，頭戴一頂法國貝雷帽。住在27號的朱光潛先生，照例跑著從一樓大門出來，沿著草地的南側跑向橋西。朱先生的跑步很奇特，兩腳擦著地面，發出「擦擦」的聲音，更有意思的是，每次和羅先生迎面時，羅先生總是朝向朱先生高舉右臂算是打招呼了，而朱先生則舉右手還禮，天天如此。
1966年8月23日，清華大學紅衛兵派大卡車運送了12所中學的紅衛兵到清華園裡「破四舊」，他們把「打砸搶抄抓」帶進了大學校園，拆毀了清華大學二道門的漢白玉牌樓，還闖入宿舍區抄家打人。晚上，一部分中學紅衛兵離開清華園以後，順路拐到臨近的燕東園，又是一通抄家。此舉提醒了北大紅衛兵，第二天他們就殺到燕東園來了。
我妹妹徐溶那天在家，她回憶，橋上刷了大字號的標語：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學生們闖進不少人家，進門二話不說就查抄。到咱家還好，他們直接敲門進來，四處打量，說：你家占房多，不合理要騰出來。有什麼「封資修」的東西你們自己清理。那些抄出東西來的人家，接著就揪出人來鬥。橋東21號龔人放家，抄出一把日本軍刀，還抄出鏡框後邊的襯紙有反動內容，就把龔伯母曹賀批鬥了。還有幾家抄出東西，也被批鬥了。園子裡口號聲亂響，橋東遊戲場邊上有一塊大石頭凳子，成了批鬥台。妹妹說，紅衛兵走後，父親馬上叫她幫助清理東西，即所謂「自己抄家」。她記得父親先把牆上掛的一張王雪濤的寫意花鳥摘下來剪了，說這是大右派畫的畫。又打開牆上掛的鏡框背後，檢查襯紙有無問題。我妹妹說：還真有兩個鏡框的襯紙用的是解放前舊雜誌，趕緊銷毀。父親清理了自己的照片和文件，撿出來一些燒了，又把那個「金鑰匙」讓我妹妹埋在院子東牆的一棵槐樹底下。他還囑咐妹妹把我放在壁爐架子上的那些書趕緊都賣了，說：那淨是蘇修的書。我那時候迷戀俄羅斯文學，攢了一大堆蘇聯小說和俄羅斯文學名著。
就是在這一天，俞大?先生的家被抄，書房中收藏的書籍文物被毀，滿地狼藉。這不是第一次了，她背負著兩項罪名：「大右派」曾昭掄的老婆、「台灣國防部長」俞大維的妹妹，在紅衛兵眼裡十惡不赦，必須鬥倒鬥臭。6月18日，她就被學生揪上38樓的鬥鬼台陪鬥。以後只要燕東園抄家，她家都不能倖免。
第二天，在驚魂未定的氛圍中，傳出俞大?先生服藥自盡的消息。一年多以後，曾昭掄先生在武漢，也不堪折磨病逝。不久，燕東園30號搬進新的住戶，時間抹去了一切，人們很快忘卻了這裡曾經住過的這對夫妻。
我後來才知道他們的不凡身世：俞大?的母親是曾國藩的外孫女，曾昭掄的父親是曾國藩二弟的孫子。因為是血緣較近的表兄妹，夫妻二人決定不要孩子，終身未育。
國內最流行的英文教材《許國璋英語》，一、二年級部分的編寫者是許國璋教授，三、四年級部分的編寫者則是俞大?教授。俞大?1934年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庚款留學英國牛津大學，1936年獲文學碩士；1936——1937年赴法在巴黎大學進修，1946——1948年赴美在哈佛大學進修，她先後任教於重慶大學、中央大學、中山大學、燕京大學，院系調整後任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
北京大學袁明教授是她的學生，曾深情地回憶：俞先生上課，有一個小備課筆電，但基本不看，因為講的內容她已爛熟於心。介紹一篇狄更斯的《雙城記》，她用一口純正的牛津英語連續講上三節課，語調平和，不急不緩，恍若是將胸中無盡的珍藏，一絲絲地吐哺給我們。她的溫情與愛心、專業與敬業，已經深深化入我們心裡，是心中永遠的光亮。
俞大?先生的侄子俞啟平，是我101的初中同學，定居美國，多年從醫。我通過越洋電話，請他回憶姑姑，他說：
我七姑非常要強，在女孩子裡是最聰明的，她和姑父曾昭掄都是著名學者。姑父打成右派以後，她思想上承受了很大的壓力，更加勤奮工作，在英語文學研究和教學改革上作出了突出成績，深得校領導的欣賞，還在人民大會堂做過報告。那時她很熱心地幫助教研組的同事，包括出身好的助教、黨員幹部和她關係都很好，有的還是她家的常客。
文革開始，疾風暴雨突然撲來，她是聰明人，知道她和姑父不會有好結果的。於是分別給我父親和六姑寫了一封信，大意是：我可能要到外地去工作，暫時不能給你們寫信了，你們不要著急，等我回北京以後會和你們聯繫。給我父親的信是用明信片寫的，姑父打成右派以後，他們兄妹之間通信都用明信片。所以，我姑姑是有心理準備的。
她去世時我不在北京，後來聽姑姑的好朋友說：俞先生非常沮喪和氣憤，絕對想不到的是，和她關係最好的助教、學生突然翻臉不認人，貼大字報揭發她腐蝕自己。姑姑可以忍受批鬥，但受不了動武的凌辱。她被押著遊街時，因為走得慢，學生就打她。她被強迫在大太陽底下拔草，帶了一把傘，被學生看到，就狠狠踢打。8月25日一早，長期在姑姑家工作的保姆黃彩珍，發現姑姑服安眠藥自盡，立刻派女兒進城告訴我表姐。那天抄家的時候，紅衛兵不但動手毆打辱罵姑姑，而且粗言呵斥，勒令保姆必須走，不許再剝削勞動人民。姑姑那晚拿了二百元給保姆，叫她第二天回老家。
俞啟平向我講了姑姑和姑父的後事：
姑姑身後很慘。她的一位私人關係很親密的同事後來告訴我，前一天上午教研組開會，她倆在廁所里碰見了，還說了幾句悄悄話：俞先生問了她母親的情況，她勸俞先生要想得開，堅持住，姑姑也點頭示意了。可是等到第二天開會，一個頭頭進來說：俞大?已經畏罪自殺。就這樣，被拉去火化，連骨灰都沒有留。遠在武漢大學的姑父，知道姑姑去世了，不知道這個情況，還一再叮囑：你們要把骨灰保存好。
一年後，1967年12月8日，身心受到嚴重摧殘的姑父曾昭掄，在武漢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病逝。我那時正在武漢，和北京趕來的表哥去料理後事。姑父去世當天，我們去武大革委會報告，辦公室裡面亂鬨鬨的，等了很久才有一個人出來對我們說：曾昭掄是敵我矛盾，後事怎麼處理要向中央匯報，現在管不了。我們只好租了輛三輪摩托車，把姑父送到火葬場火化，帶著骨灰盒回到珞珈山姑父住的小樓，多年照顧他的保姆胡月做了一桌菜，把骨灰盒放在桌上，和我們一起吃了最後的一頓晚飯。傍晚太陽落山後，七八個姑父生前的同事助教聞訊來，向姑父鞠躬告別，有兩個人還失聲痛哭，跪下磕頭，十分感人。
2008年，俞啟平回國探親，來到過燕東園30號，那時這棟樓還沒有被幼兒園圈進去，他在姑姑家樓門口留了影，提起當年在門前的草地上，他們一家和姑姑姑父一家曾有歡樂的合影。他說：現在手頭，沒有他們的照片了。曾昭掄去世時，他的住所封了，武大隻允許我拿了幾件衣服和兩本書。
2018年，俞啟平再次回國探親，重回燕東園30號。這時此樓已圈在北大附屬幼兒園的院牆裡，修繕一新，樓頂鋪上紅色坡面瓦，只能透過鐵柵欄看到西邊的門窗。
選自徐泓《燕東園的左鄰右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