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距今，已經整整三十五年了。三十五年裡，經歷過那波瀾壯闊的崢嶸歲月和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的人們「從來不曾未想起、永遠也不會忘記」。
每一年的六月四日，大陸人都會在心裡、香港和全世界人都會在街頭，一起點燃燭光、發出吶喊。但是，在每次紀念「六四」的時候，人們始終無法擺脫兩個迷思。三十五年後的今天，第一個迷思依然瀰漫，第二個迷思則愈加濃重。
01
第一個迷思
第一個迷思，集中體現在每年香港和海外紀念「六四」時主要的一個訴求「平反『六四』」上。
「平反『六四』」的主體，自然是中國共產黨。每當聽見、看見這個口號時，我都忍不住想：提出這個訴求的人有什麼根據如此一廂情願、自作多情的痴心妄想能等到共產黨給「六四」平反的「金雞消息」，又有什麼理由這麼持之以恆、十年一日的期待會爭來共產黨給「六四」平反的昭雪詔書呢？
很早以前，我就對天真地認為中共未來的第幾第幾代領導人會為「六四」正名的人們分析過這種可能性根本不存在的原因：共產黨和我們同樣清楚，為「六四」正名就是徹底否定了他們繼續執政的合法性，就如同一個累案的連環殺人犯絕不會在又一回發誓「永不再犯」後能逃脫死刑一樣——這個惡魔活下去的唯一出路就是不斷地除掉每一個試圖抓住他的人。現在看來，這種正兒八經的分析精神，本身就顯得多餘和幼稚。
九十年代初，今天北大著名的歷史學家、當年研究生剛剛畢業的羅新說：「想要出名最簡單、最快捷的方法，就是舉著「平反『六四』」的牌子從南門往外走，一句話不用說，只要有半個小時時間走到友誼賓館，你就舉世聞名了」；我們聽了一笑，知道這個想法大概率無法實現：因為只要踏出北大，應該不會有機會等你走到中關村路口——但至少那個時候我們還敢這樣想想。
1989年我們為政治能走出校門、能在長安街遊行、能在廣場絕食、能在天安門靜坐、能在紀念碑上演講，今天南京師大中北學院學生在校園裡抗議撤校就被打得頭破血流、鬼哭狼嚎；1989年最黑暗恐懼的時刻，儘管摩拳擦掌、躍躍欲試，但軍警始終未敢公開闖入北大清華一步，今天江蘇各個獨立學院中防暴車遍布、「警察比學生還多」；1989年前我肩扛李國慶借給我的氣槍在北京街頭招搖過市，今天買把菜刀都要實名；1989年前我坐107路電車路過平安里，寂靜凜冽的夜裡一個老婦人破口大罵「鄧小平我操你媽」，車上所有人習以為常、安之若素，今天天安門升旗儀式上一個看客說了句風涼話瞬間被混進人群的便衣拖出暴打扔上警車；1989年「四一九」當夜人們憤怒地向街對面行兇後的軍人投擲石塊，今天一個殘疾人向警察遠遠揮動木棍被當場射殺……你想讓一屆復一屆的比當年製造慘案者更野蠻、殘暴和虛弱十倍、百倍、千倍的政權去給「六四」平反，還不如去與虎謀皮、狼口奪食來的更實際些。
據說，胡啟立從二十一世紀初開始，連續十幾年都向中共中央投書，要求重新評價和最終平反「六四」。作為一個在「六四」事件中受到不公正處理、具有改革精神和正義感的幾十年黨齡的老共產黨員和前黨的領導人，胡啟立希望中國共產黨能本著對歷史負責的態度和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的精神，具備追求真理、改正錯誤的勇氣，痛改前非、喚回民心、重新「偉、光、正」，是可以理解也無可厚非的。但是，我們和胡啟立不一樣，我們對共產黨早就沒有了任何幻想，我們的境界和眼光應該比他高遠的多。我們年復一年的紀念「六四」，絕不是日復一日的指望共產黨能幡然悔悟、回頭是岸、改弦易轍、放下屠刀、重新做人，更不是企盼共產黨能早日回到「正確的道路」上、繼續指引和領導我們。我們時時刻刻的牢記「六四」，目的是要一次次提醒中國和世界：「不忘慘痛、牢記血債」，宗旨是要一遍遍告訴中國和世界：共產黨早已成為無可救藥的歷史絆腳石、必須徹底予以清除掃蕩，中國共產黨惡行已經罪無可恕、除非退出歷史舞台以謝天下。
我和要求「平反『六四』」的人們在信念和願望上沒有什麼不同，身在世界各地不管哪個紀念現場，我也會自然而然地和其他人一樣高呼「平反『六四』」，以表達自己的心聲和意志。我同樣相信，作為一個最大公約數式的口號，「平反『六四』」也是有意義的，因為畢竟還有相當數量善良的人們仍在期望共產黨棄惡從善、改弦更張。但是，作為一個思想者，我們應該看得更深更遠；我們必須知道：作為追求目標的「平反『六四』」，既與現實與實際脫節，也落後於歷史和時代發展，還容易走向歧義、引起錯覺，似乎這種可能性還仍然存在。如果真把希望寄托在共產黨平反「六四」上、要是真的幻想共產黨能平反「六四」，將會一錯再錯、一誤再誤。試想：要是共產黨平反昭雪了「六四」，他們就可以再一次被原諒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共產黨憑什麼還要給你平反？更重要的是，「歷史是由人民書寫的」，人民不需要任何人和任何統治者去為「六四」正名、去對「六四」認可——相反，如果我們確信共產黨是反動、逆歷史潮流的，那麼他們仇視「六四」，正說明八九民運和「六四」的輝煌與不朽。
02
第二個迷思
紀念「六四」中的第二個迷思，就是認為：一個事件之後過去的時間和年代越久，紀念越應該側重在「反思」；今天再紀念「六四」，其主要內容和意義就是對「六四」進行「反思」。
這種迷思由來已久、傳播廣泛，長期蒙蔽人心和混淆是非。
對一個極其重要和意義深遠的歷史事件痛定思痛，在最新的材料信息、認識高度、理論方法、對事件結局掌握和參照物擁有的基礎上回溯過去、進行反思和反省，是每個人的權力和義務。但是，不能強迫所有人進行一樣的反思與反省，不能脫離當時的客觀實際去主觀推斷，更不能用以今天視角和眼光臆想出的可能和推演出的結論去要求、指責當年人們的行為。反思，是與紀念「六四」平行的工作，而不應成為紀念「六四」的主體，更不該替代紀念「六四」本身；反省，是為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給後來人以經驗和教訓，而非藉此指責和挑剔先行者，更不能變相的為中共暴行開脫；反思和反省，也絕不應該作為事後諸葛亮、證明自己先知先覺的途徑和手段。
如果不因人廢言，馬克思的話是不錯的：「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他們並不是隨心所遇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三十五年前發生的八九民運，是中國近現代百年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真正獨立、純粹、自發的全民民主愛國運動。以北京大學生為代表的中國人民，沒有任何背景、沒有任何「黑手」、沒有由任何勢力所操縱、沒有被任何人當成工具、沒有受任何黨內權力鬥爭的干擾和影響。他們的行為完全源於最單純、最美好、最真誠的願望和動機，出於對公平正義的渴望、對民主自由的嚮往、對貪污腐敗的義憤、對專制壓迫的反抗、對中國改革和進步的追求。他們即是順應人心所向，又是被迫逼上梁山。1989年4月中旬北大學潮
初起，有人問王丹是否要參與，王丹說：「有史以來的學潮或者被官方利用，或者根本沒有前途——我還是搞我的民主沙龍吧！」五天後，我在日記里引用王丹的話後寫道：「王丹這回錯了，此次學潮與以往根本不同的偉大和令人自豪與驕傲之處，就在於它是徹底獨立、純潔、自發的，任何人既無法阻擋它、也不可能操縱它」。「六四」屠殺之後的那些淒風苦雨的日子裡，在北大這個風雨飄搖的孤島中寂靜深夜的斗室里，我們心潮洶湧、悲憤難抑，一遍遍追憶回味著不久前發生的一切、探尋著剛剛走過的每一步的得失對錯。
計算機系一個教師說：「學生們哪會了解共產黨里陰暗的內情鐵幕？哪會知道共產黨內卑鄙的燭影斧聲？學生們本著憲法明文、本著天下大道、本著人間正像、本著世界公理、本著正常邏輯來思考、來行事、來進退，而共產黨卻從來不講任何程序、踐踏一切法理、違背所有規則、無視全部公義，翻雲覆雨、朝秦暮楚、兩面三刀。面對這麼一群掌握著生殺予奪大權的流氓、奸佞和小人，你讓學生們怎麼去應對才能、才算不失據、不逾矩？責難、批評學生們沒有任何意義——難道你要讓學生們和他們一樣嗎？難道你想讓學生們也成為策略家、縱橫家、陰謀家，上鉤下聯、內勾外結嗎？學生們純潔無暇、光明磊落、一塵不染、甚至天真爛漫，正好狠狠打臉了『黨內黑手勾結和操縱以反腐敗、愛國和要求民主為虛假旗號的別有用心者，一起煽動動亂和發動暴亂』這一對學生和趙紫陽的誹謗污衊」。他這一番話，三十五年後聽了，仍有先知般的迴響。那些至今仍然糾結糾纏不清的所謂「反思者」們，他們自己——而不是別人——三十五年來沒有任何的長進。
共產黨的政治本身就骯髒漆黑、波譎雲詭、黑箱作業，學生們不是政治家、不是陰謀家、不是野心家，背後沒有共產黨造謠的「黨內有權力的長鬍子的人」，他們有的只是一腔熱血、懷的只是一腔義憤，他們「不知進退」——不知黑箱政治和潛規則下的「進退」，有什麼可以責備和需要自責的？按照「反思者」們的邏輯，是不是學生們以後在爭取民主進步之前還要先像他們一樣學會聽床的本領臆想出上層權力結構狀態和分歧鬥爭內幕、找到政權內的同情者同盟軍和靠山大樹呢？是不是學生們以後在追求自由人權之前還要先像中共那樣去莫斯科或者中央情報局受訓成一個熟悉當權者政治陰謀又具備高超手段的職業家？成為階下囚、保外就醫期間的陳希同在口述回憶錄《眾口鑠金難鑠真》裡反覆強調：「六四」鎮壓過程中的具體決策過程他一無所知——哪怕給他的話打個折扣，也可窺見共產黨駭人聽聞的黑箱作業——。連貴為國務委員、鎮壓所在城市的市長都不甚了了的內幕，學生們又如何能知曉和順勢？
貌似理性公正客觀的一味追究學生們的「失誤」、最後得出「責任一家一半」結論的「反思「，實質上是在減輕中共罪責、將其行為合理化，是在把「六四」慘劇的一半責任從罪魁禍首身上推給無辜和受害者。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反思者」周孝正經常自鳴得意的回憶：「學生當年幼稚無知，對我說解放軍不會打學生；我就問他們：『你說解放軍不打學生，那解放軍不打學生打誰？！』」在他的語境下，解放軍行兇合理合法，而學生們因為天真無知所以被打自找活該。這等同於說：不是政府一步步把學生逼上梁山，而是學生最後把政府逼到絕路——這和鄧小平1989年6月9日講話說的：「我們必須開槍，因為我們被逼得一步都不能再退了」實際上成了是一個腔調。
沒有原則、不講立場、脫離歷史條件的「反思」，必然走向樑柱磨刀霍霍要亮劍的「歷史虛無主義」。按照這種「歷史虛無主義」推演下去，香港人要不要反思？為什麼頑固地堅持不切實際的「五大訴求」，而不是在港府已經宣布永久撤回「送中法案」後立刻見好即收？最後惹得中共直接讓全國人大頒布「港版國安法」，把香港推入萬劫不復的深淵，香港人也該有一半責任——再往前說，香港人在蛇蠍臥榻邊睡了幾十年，親眼目睹了「六四」時共產黨的窮凶極惡和倒行逆施，為什麼不吸取教訓、一開始就接受彈性大得多的「送中法案」，非要虎口扳須、逼得共產黨破釜沉舟，非要給共產黨機會和藉口下決心實施一直引而不發的收拾香港的「總體解決方案」，這不是活該倒霉嗎？
按照這種「歷史虛無主義」推演下去，1956年的知識分子要不要反思？為什麼想不到共產黨豺狼本性、認不清中共在「引蛇出洞」，非要逞一時之強、圖一時之快，結果不但中了魔鬼奸計，自己家破人亡，還斷送了蘇共二十大之後難得的寬鬆解凍，更使民國後殘存的一線自由血脈被連根拔除、再無蘇生，這一切知識分子們不是咎由自取嗎？按照這種「歷史虛無主義」推演下去，1958年的彭德懷要不要反思？彭德懷附逆多年，明知道毛澤東暴戾成性、聞過則怒、胡作非為，為什麼還要捅馬蜂窩、上什麼《萬言書》，結果激怒毛澤東惱羞成怒、反道而行、變本加厲，終於釀成和作下餓殍千里、易子而食的大禍和大孽，彭德懷是否也難逃其咎？
按照這種「歷史虛無主義」推演下去，再回到「六四」，如果按照這種「歷史虛無主義」推演，不但不能證明「反思者」有關趙紫陽是被學生連累的論點，反而會得出趙紫陽更應反思的結論：第一、如果學生們囿於年輕幼稚，既無法察覺保守派的處心積慮、也難能配合改革派的苦心孤詣，那麼趙紫陽最該做的就是尋找一切可能的途徑和方法，把實情和其中厲害向學生們傳達清楚；第二、在戒嚴已成無法更改、難以挽回的事實時，趙紫陽最該做的或是忍辱負重、虛與委蛇、將以有為，或是螳臂當車、死而後已、知其不可而為之，而不是自暴自棄、甩手一走、小不忍亂大謀，讓劊子手們再無絲毫顧忌和任何制約的為所欲為、幾近癲狂。
沒有原則、不講立場、脫離歷史條件的「反思」，也必然導致嚴重自相矛盾和無法自恰的困境以及最終的取消主義。如果真如周孝正所說，既然形勢根本不受學生左右、主動權完全被政府掌控，那麼學生們有什麼條件和資格「與政府互動」、「負一半的責任」呢？既然共產黨本質是殺人、開槍是必然，既然鄧小平在四月底就調集二十萬軍隊、武裝到了牙齒，既然鄧小平早就抱定「殺二十萬人頭換二十年穩定」的信念，既然反動政府蓄意慫恿學生毫不妥協——諸如他舉例「北京軍區向廣場學生捐了三千套木板床和被褥——，那麼顯然，無論學生怎麼做、無論學生是否退讓、無論學生是「絕食改撤退」還是「絕食改靜坐」，結果都毫無二致、都不以學生意志為轉移、都無法使事件逆轉——或許屠殺會推遲，但後面的清算、追剿和倒退絕不可避免。有了這個結論後，繼續的「反思」自然而然就是：實際上早在「四.二六」社論之後，既然政府殺氣已然畢露，學生就應該適可而止、回校複課；更進一步地，其實「四.二六」社論後再罷手不干已屬亡羊補牢，要想讓當年的改革不發生停滯和逆轉、讓當年的改革力量不全軍覆沒和一網打盡，八九民運根本就不應該發生……從「反思」「六四」始，至取消和否定八九民運終，是這種「反思」的必由之路。
2021年「六四」前夕，周孝正和王丹有一個電話對談，周孝正說他堅決反對街頭政治，王丹問他：「我們還有其他方式能選擇嗎？如果有，請指出一條」，周孝正回答：「我指不出來，但肯定有！」我想周孝正自己都無法否認，他「肯定有」的「其他方式」如果說出來，一定就是：什麼都不做。
中國和世界的革命進步史上一個深刻的教訓，就是知識分子和小知識分子的軟弱、動搖和自我懷疑。他們自以為是的理性精神和自我批判意識，輕而易舉的導致了懷疑主義、失敗主義、妥協主義、逃跑主義、投降主義和取消主義的例子不勝枚舉；反倒是一條道走到黑的中共之流，總是能「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
真正的反思，即便不談原則、立場和對歷史的尊重，從形式上也必須是當事雙方共同、同時的反思才有道理、才有意義、才有價值、才有效果。三十多年來，作惡一方的中共從來沒有一絲反思、沒有一毫反省、沒有一厘審視、沒有一點點悔愧，他們自始至終、斬釘截鐵的堅持和確信當年所作所為的理直氣壯、天經地義、感天動地、功在千秋；他們不但對「六四」時自己的行為早就蓋棺論定、彪炳黨史，而且每當哪個「六四」禍首惡貫滿盈時，還要按例一遍遍重新揭開帶血的瘡疤再一次炫耀和昭彰當年的「豐功偉績」。施暴作孽者毫無懺悔、變本加厲，受害人卻沒完沒了的自責，不是犯賤、不是自虐嗎？犯賤、自虐也無大過，但是目的何在、要達到什麼效果？在一方堅持「再來一次我比過去還狠」的前提下，另一方沒完沒了的「反思」，只能得出「既然共產黨本質就是殺人、既然開槍是必然的、既然它永遠不會改變本性，那弱勢的我們只有『好漢不吃眼前虧』、千萬別『拿雞蛋往石頭上撞』」的「周氏結論」——反思了三十五年，居然就得出了這麼個老掉牙的結論！在到處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遍地是小精靈、勢利眼和變色龍，滿眼是躺平人的今天，這個結論還需要等著你花那麼大力氣來「反思」後再告訴人家嗎？而且，就這麼個結論還用的著三十五年的「反思」嗎？我們的爸爸當年就是這樣告訴我們的，我們也是這樣告訴我們兒子的，我們的兒子將來還會這樣告訴我們的孫子，如此這般「子子孫孫無窮盡也」——真是愚公的好鄰居智叟呀。
學究研究歷史，從來只能坐而論道、紙上談兵。所以自知己短者，只去考證真偽、發現事實，而不議論歷史、褒貶事件、臧否人物。但是，更多的人更容易做出的行為，是脫離當時當地的實際，拿今天的材料、用今天的眼光、以今天的視角、憑今天的理論，把活生生的歷史導入固定的教條，去評論當初的事件、去指點昔日的江山、去臆斷史實的因果、去判定以往的曲直、去談論古人的是非、去推演歷史的未然、去想像另外的結果、去做馬後炮的劉伯溫。我在自己曾經寫過的「六四懺悔錄」中，也描述、設想過八九民運發展演變的另外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和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結果。但我知道：那只是一種政治幻想、只是一個假說，而不是事實；當初它可能可以走下去、也可能根本行不通，這個結果可能比實際結局要好、也不排除更壞——而這一切都永遠無法證實或證偽。同樣，周孝正一類反思後的結論，可以作為一種想像、推測、假設或者或然，但不能當作一種當年完全可以實現的更好的方式和結局，更不能憑此去指責、批評、怪罪當初人們阻止了其發生。其實，類似周孝正式的反思與批評，多年之前就曾發生在李敖面見吾爾凱希時。當時，李敖問吾爾凱希：「事情過去這麼多年了，你年齡也大了，又成了台灣人的女婿，你有沒有反思、檢討過當年你們自己的問題和錯誤？」在李敖逼問下，走投無路的吾爾凱希言不由衷地說出了一條懺悔：「當年我們和政府談判時沒有固定的底線，他們退一點、我們就進一點」。即便吾爾凱希的回憶是事實，這仍然是一個既不明智也無價值的反思和檢討：當年二十歲不到的孩子們，類似的經驗前所未有，代表著意見不同的十幾萬人，現場情況瞬息萬變，面對的又是一個完全不可信任、狡詐多變、出爾反爾的政府，不但當時他們自己無法預知和判斷怎麼做會更好，而且到了今天我們也無法斷定當初他們的決策是謬誤還是英明，無法確認當時的選擇對事態發展是起了正面作用、是毫無影響還是帶來負面效果。
在無數人爭相反思「六四」、特別是「六四」的教訓時，很少有人想到過：八九民運過程中種種失誤造成的政治上最大的無辜者、犧牲者和受害者不是別人，而正是趙紫陽。但是，在趙紫陽晚年的回憶里，他反思、檢討、內疚過自己沒有去做許多應該做的事情，卻從來沒有責備和遷怒過群眾做了不該做的，從來沒有對群眾的行為有過一句抱怨、批評和指責。這，不但顯示了趙紫陽偉大、寬宏的人格和品質，也證明了作為一個久經革命、戰爭、政治動盪和黨內鬥爭歷練與洗禮的政治家，他對歷史事件和群眾運動規律與特點的深刻洞察、認識與理解。
在尼爾.弗格森的筆下，亨利.基辛格認為：「歷史的演進過程並非後世看上去那麼順利或者方向明確。西方的多元主義來自數以百次的選擇，每次當時若是選擇不同，今天的結果就將南轅北轍。演化不是沿直線進行，而是經由一連串複雜的變異。一路上每一步都遍布岔路和彎道，但無論好壞都得走下去。左右選擇的條件也許只有最細微的差異。事後看，當時的選擇也許差不多是隨意的、也許當初只此可選」。基辛格的歷史觀，大體是不錯的。了解了這一點，旁觀者和後來人，就會對過去多一分理解、對歷史多一分尊重、對先行者多一分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