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議會選舉初步選舉結果披露。
有人驚呼：一夜之間，歐洲大變天。這多少有點一驚一乍，但也可以說明這件事態的嚴重性。
初選結果表明，中右翼的歐洲人民黨仍然保持領先地位；極右翼政黨正在歐洲議會中快速崛起，綠黨和馬克龍所屬的復興歐洲黨團則損失慘重。
據此，可以得出三個基本結論。第一，中右翼的歐洲人民黨仍然保持了在歐洲議會中第一黨團位置。這意味著歐洲議會中的主導力量沒有發生變化。第二，預計極右翼政黨將贏得歐洲議會720個席位中的150席，極右翼是這次選舉最大的贏家，這表明歐洲向右轉的趨勢越來越明顯。第三，中左翼遭遇到最大的失敗，特別是復興歐洲黨團的選舉結果最慘。
如果就國家而論，馬克龍領導的法國復興黨和朔爾茨領導的社會民主黨受到的打擊最大。
這屆的歐洲議會選舉，可能是最受關注的一屆。包括我本人，也是第一次這麼關心歐洲議會的選舉。
其原因，也許在於如下三點。
第一，眼下正是後全球化時代大拆解大重組的關鍵時刻，歐洲何去何從當然令人矚目。第二，俄烏戰爭正處在膠著狀態，特別是在不久後美國總統大選存在很大不確定性的情況下，歐洲的動向將會對這場戰爭的結果產生根本性的影響。第三，不斷加重的歐洲向右轉的趨勢，將會產生什麼樣的進一步結果。
但在本文中，我想先探討一個問題：歐洲右轉的原因和背景是什麼？
在探討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需要注意到一個事實，這個事實我將其稱之為上左下右：在過去的幾年中，儘管在歐洲一些國家的政府與議會選舉中右翼獲得成功，甚至在義大利則是梅洛尼領導的極右翼義大利兄弟黨贏得大選，但至少在法國和德國這兩個最重要的歐洲國家，是中左翼執政。而一些極右翼政黨，包括勒龐領導的法國國民聯盟和德國的選擇黨，雖然勢力不斷壯大，但一直沒有贏得大選，沒有獲得執政地位。
換言之，所形成的基本格局是，政府偏左，社會偏右，或者說是上左下右。當然這麼說也不是很確切，應當說是在社會中或大眾層右的勢力越來越壯大。
再換句話說，整個歐洲的右轉是來自社會的推動。
那是什麼原因推動了社會的右轉呢？一說到這個問題，答案似乎就是不言自明的：失業率上升、收入不平等加劇和社會福利減少等。老百姓關心的不就是這些問題嗎？他們對執政者的不滿不就是這些問題嗎？
但說到這裡，你是不是覺得什麼地方有點不對勁了？是的，是有點不對勁了。因為我們知道，在傳統上，失業、收入、福利、不平等這些問題，都是左派的牌，都是左派大有用武之地的地方。凡是這些問題比較嚴重的地方，左派往往都是一呼百應。教科書也是這樣告訴我們的，左派注重公平，右派注重效率。
現在怎麼弄反了呢？在右派後面的，都是這些問題的訴求者，而左派卻成了他們攻擊的對象？或者就像本文的題目說的，左派的王炸為何成了右派的籌碼？
Chris Bickerton，印象中好像是劍橋的一位教授，這次我沒仔細去查，他說了這樣一段話：這是我們時代的最大諷刺。不平等的回潮成為西方民主的緊迫關切，但持有社會民主立場的政黨卻處於危機之中。這句話很令人回味，但與我想說的意思又不完全吻合。因此，我想把這句話改一下：
這是我們時代的一個巨大諷刺：在不平等的問題越來越突出的時候，肩扛公平大旗的左派卻陷入危機之中。
這裡有一個有趣的故事。法國學者皮凱蒂大家都知道，他的名著《21世紀資本論》，研究的就是不平等問題。這位老兄為了將其研究的成果轉化為政治實踐，在2017年的法國總統大選中，他決定力挺社會黨候選人貝諾瓦·阿蒙。然而最終阿蒙得票只排第五，之前占據議會多數的社會黨也在次月的立法機構選舉中遭逢慘敗，失掉大部分席位。
這是一次失敗的實踐。為什麼會失敗呢？也許，是他的理論思路出了問題，因為他所關心的平等或公平問題的背景已經發生了變化。我現在能想到的，至少有這麼兩點：
第一，說到底，人們所關心的失業、收入、福利、不平等這些問題，實際關心的是自己的生活狀況，即如何使得自己生活得好一點，舒服一點，愜意一點。但人們這些年對生活的種種負面感覺，並不能簡單歸之為貧富差距的擴大，根本的原因是經濟不景氣。我們知道，這些年歐洲的經濟一直徘徊在衰退的邊緣。而左派對解決這個問題並不在行。阿根廷選擇了右派的米萊，可能也是這個原因。
第二，在這些年左右翼的爭辯中，移民總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話題，有時甚至是第一位的話題。而這個問題又與全球化有著直接的關係。我們都知道，左派往往是全球化的擁抱者，而右派往往是全球化的拒斥者。移民對普通民眾生活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特別是，以哈衝突發生之後，歐洲各國普遍發生了由移民發起或參與的支持巴勒斯坦甚至哈馬斯的抗疫活動。而在過去這些年，與移民有關的暴力事件事件也時有所聞。這無疑是右翼所主張的民族主義、排外主義和反移民政治主張的身后土壤。
可以說，時代變了，政治的框架也在變。這是我們理解當今世界種種變化必須有的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