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21日，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2018年GDP數字，90.0309萬億元，增長從6.8%下滑至6.6%。
那一年，儘管累計到全年的增速雖然好於預期，但仍較上一年少0.2個百分點，是1990年以來最差表現。
當年度，政府驅動的投資還占了主要部分。重啟的基建項目，加速發放的銀行貸款，以及統計局前三天調整2017年數字，都讓中國2018年GDP增速剛好超過既定目標0.1%。
那一年，消費降級的爭議第一次出現。
涪陵榨菜收入和利潤齊漲，以及方便麵銷售收入五年來首次止跌回升，被看作是消費降級的例子；作為自主品牌汽車的中堅，吉利汽車2018年12月銷量下滑40%，沒能完成全年銷售目標。到今天，消費不僅僅只關乎你為GDP做了多少貢獻，它更是整個商業社會的驅動力。
當人們的收入普遍減少或者不再增加，消費就會降低，進而讓更多人的收入降低，進而繼續影響消費，如此循環，組成了一個簡單的經濟周期。
而今天，面臨歐美西方國家的圍堵制裁，就更迫切需要刺激國內消費的增長，但在一些結構性的矛盾面前，刺激消費這件事的難度，甚至絕不亞於要在短期內恢復房地產市場。
可以說，今天中國經濟面對的最大挑戰，就是消費降級。
長期以來，中國的宏觀消費率（一個國家一定時期內最終消費占當年GDP的比率）一直在50%或者以下徘徊，這一點和歐美80%的水平相差較大。也正因如此，當中國宏觀經濟的結構性矛盾內外凸顯的時候，不少經濟學家包括美財長耶倫，都在呼籲中國要調整自身的經濟結構，其中的一個結構就是高投資低消費。
2018年，政府驅動的投資占了主要部分，到今天2023年，依然如此；基建飽和問題儘管老生常談多年，但在民營企業投資意願不足的當下，也只能由地方驅動基建投資，來為經濟增長「添磚加瓦」。
消費降級所導致的社會現象會有許多，其中一個比較好的是商品價格更低，但比起好處，消費降級的壞處更為惡劣。當人們的收入減少或者停滯，亦或是對未來缺乏足夠信心的時候，消費就會減少；社會面的消費減少，就意味著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生存困難，而在國內大舉投資製造業的情況下，還會產生新的社會現象：內卷。
消費率太低，以至於人們的生產能力常常超出了需求，出現了過度競爭，而這就是內卷。
今天的年輕人抱怨內卷，說是因為人口太多導致了市面上工作機會缺乏；這其實是非常錯誤的認知，理論上人口有多大，相應的市場就應該有多大，但中國國內的消費降級導致了市場萎縮，最終引發了內卷。
消費為什麼會降級？
房地產金融化是一個很大的因素。過去房地產資產占據中國家庭資產超七成，房價一跌，居民財富就會縮水，原來預期中的財富增值現在變成了貶值，消費自然就會降低。除此之外，收入不足也是一個很大的因素。過去居民收入也低，但房價至少還能上漲，一定程度上填補了人們對財富的減少的擔憂，但隨著房價下跌，收入依然增長緩慢或停滯的情況下，消費變得更理性，成了常態。
今年「五一」假期，儘管中國旅遊人次和消費總量創新高，但具體到人均600多元的消費額，甚至不足2019年新冠病毒前的同期水平。哪怕在不考慮通脹的情況下，這也是很可怕的現象。
但說到通脹，2019年中國M2總量還不足200萬億，但到了今，年中國M2總量就突破了300萬億，廣義貨幣總量在短短的四年多時間裡增長了三分之一，更細思極恐的地方還在於——物價不僅沒有變貴，反而隱隱有更便宜的傾向。
今天，電商平台上的商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更便宜，但中國的M2總量卻在四年多時間裡增長了三分之一。通脹沒有發生，通縮反而發生了，這也表明，消費降級的趨勢愈演愈烈。
M2總量突破300萬億，說明近年來中國貨幣「放水」更多了，印鈔機都快開的冒煙了，但消費依然沒有起色，凱恩斯主義理論失靈了，任何經濟刺激措施，取得的效果都不如過往好了。未來要想拉升消費，還能怎麼辦？
市場經濟的終極問題，其實就是要解決生產出來的商品賣給誰的問題。而中國高投資低消費的經濟模式，遇到的另一個大挑戰就是，出口面臨著歐美的圍追堵截，這就倒逼中國必須要朝著內需導向型經濟體轉型。
高投資的經濟模式的前提條件是：在較長的時間維度內，市場供給和需求基本平衡，所以產出的東西可以實現其市場價值。但消費降級，內需不足，就意味著需要更多依賴歐美經濟體的進口，但現在，歐美關稅壁壘越來越高，商品一旦賣不出去，就意味著沒有市場價值，那麼生產要素再高，投資再高，只會意味著資源耗散越大。
美國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美國厲害的地方不僅在於高消費帶來的發明創造，還有能夠把這些發明創造變成大批量生產的商品的資本。
當中國的經濟因為高投資變得越來越接近世界前沿的時候，也的確需要讓人們從工廠車間裡走出來去消費。因為只有一個充分的消費市場，才能夠給企業家提供指路明燈，告訴他們應該向哪個方向努力，消費者的買單才是發明創造技術得以完成商業化的最終保障。
看看美國，不僅國內消費高，發明創造也是最高的，而這二者之間的關係形成了完美的互補。
中國的問題，恰恰就在於高投資低消費上，如果計劃部門連市場需求都不知道，自然也很難指導科研人員搞開發，集中力量辦大事，應該僅限於幾個有限的行業。在一個更大的市場裡，最終還是需要讓市場來試錯以及消費者買單。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最大作用，這是很重要的一步。
兩極分化，消費降級的背後，居民收入不足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中國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僅僅只有45%左右，這一數字嚴重低於日美的75%，甚至低於印度的80%。居民收入偏低，意味著收入分配存在著嚴重失衡。所謂「國進民退」就是這種現實反映。
根據北師大的研究，2019年中國月均收入5000以上的人口只有7000萬，放在全國14億人口的大基數之下，可以說真正具備消費能力的人，只有那麼固定的一波群體：5%。
基尼係數也能夠反映這一點，中國基尼係數自1997年以來幾乎一直在擴大，至2009年已經達到0.49，隨後稍有回落，2016年末為0.47，到了2022年，這個數字依然是0.47。至於北大、西南財大等研究小組做的統計則顯示，中國基尼係數遠遠高於0.47。那麼，基尼係數0.47什麼概念？如果跟經合組織成員國比，中國基尼係數排在倒數第三，僅小於南非和哥斯大黎加。
過去曾反覆強調刺激消費、建立消費社會、不要儲蓄那麼多、鼓勵服務業、發展製造業、刺激消費，這些在人均GDP1.2萬美元的經濟體，要實現這些仍然不太現實。於此，消費降級也成為了必然。
消費來自一個人的收入，哪怕有信用卡分期、白條花唄、租房分期這些各種形式的刺激，花出去的錢終究還是要還的。
在人們收入不見漲、社會保障體系薄弱、房價下跌的情況下，如何有長久的消費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