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大楊會去找精神科醫生開藥，但她對接受心理諮詢一事有些抗拒。"我有個同學，他去找學校的counsellor說，她的家人被中共威脅，但是，當你和學校的精神科醫生和心理醫生說，你作為一個中國的活動家，你被政府威脅，被政府監聽的時候，他們從專業角度為覺得你paraonoid（多疑），覺得你是有思覺失調（psychosis），我就覺得這不是很有幫助，而且我當時也不是很想說很多。"根據澳洲健康網站Healthdirect的解釋，思覺失調的症狀之一為妄想。
在大楊看來，她的醫生人很好，但哪怕她因為白紙運動而情況惡化，她接觸過的醫生們對她的幫助都不大。"且不說我的醫生在白紙之前一直懷疑我有思覺失調，直到我跟他說我要搞（白紙）運動了，希望我的信息能夠保密，然後我看到他就笑了。後來，過了一兩周，他自己在新聞上看到了我們在搞集會，他終於開始認識到，我不是多疑，我是認真的。"
但哪怕醫生們了解在中國發生的時事，大楊也覺得，他們還是難以理解作為一個中國抗議者會面臨的壓力和困境："他們不處在那個環境中，無論他們多努力地去理解，他們都沒有辦法完全去理解。"
大楊覺得澳洲的心理健康醫療體系對留學生"很不友好"。她自認自己英語好，溝通無障礙，"但很多留學生過來，說是托福110，其實根本什麼都不會，口語上能和醫生交流，根本不可能，又很少會講中文的心理醫生，精神科醫生就更少了。"除了語言障礙，她認為，許多留學生是成長在不談論心理問題的環境中，"很多亞洲學生過來，他們受成長環境影響，覺得心理問題是一個不能說的問題，是應該被壓制的，學校也沒有給予這方面的教育，也沒有說'it's okay to talk about this'，學校不會說，他們也不知道（有這個障礙）呀。"
與大楊有類似想法的還有在雪梨讀書的CiCi。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爆發，當時仍在中國大陸的CiCi翻牆關注運動進展。漸漸地，CiCi發現自己的情緒和睡眠開始受到影響。"比如半夜醒來的話，想起在香港發生的事情，在中國發生的事情，會非常難受，會失眠。"
"當時還在中國國內的時候，看一些新聞都是需要翻牆的，周圍的環境是沒有人可以討論這些事情的，大家都是被中國政府的敘事包圍和洗腦，沒辦法和周圍的人去談論這些感受的，當時在中國的時候應該是政治抑鬱最嚴重的時候。"
兩年前，CiCi來到雪梨讀書，焦慮也開始好轉。但CiCi明白，這是因為自己已經"肉身翻牆"，再加上不用擔心留學費用，所以才在情緒上有所改變；而她每次想到仍在國內、因經濟等各種原因無法出國的朋友時，心情就會變得憂鬱。
CiCi身邊也有同學使用學校提供的免費心理諮詢服務，但她目前仍沒有使用過該項服務。"我覺得我一個東亞背景的人，我覺得不太信任去找一些同樣沒有東亞背景的人去諮詢，我覺得文化壁壘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但由於沒有主動去了解過學校的心理諮詢服務，CiCi坦言，她也不也不清楚學校的心理諮詢服務中到底是否有會講中文、或者是亞裔背景的諮詢師。
和大楊一樣，CiCi覺得，自己不能放心使用學校的心理諮詢服務的原因之一，是擔心心理諮詢師無法理解她的成長環境與經歷："一些造成我現在抑鬱也好，其他也好的心理或者精神問題誘因，我覺得是從小就埋下的種子。"
在澳洲的醫療體系下，接觸像精神科醫生或心理醫生這樣的專科醫生之前，需要和家庭醫生接觸，通過家庭醫生轉介。CiCi有定期找家庭醫生開抗抑鬱和抗焦慮藥物，也有試圖找家庭醫生轉介精神科醫生，但"要麼價格特別特別的高，比如800澳幣一次諮詢，或者是根本約不到；能約到，價格差不多的，他可能要等好幾個月，這對於我們這些需要幫助的人來說，其實是很不友好的，"CiCi說。
根據澳洲簽證規定，所有留學生必須購買海外學校醫療保險，而大部分的醫療保險覆蓋心理諮詢服務，即留學生可以要求保險公司支付一定數量的心理諮詢服務的部分費用。儘管如此，澳洲的心理諮詢費用相當高昂，一節46分鐘到60分鐘的心理諮詢治療可達300澳元，而各個醫療保險覆蓋金額不一，意味著即使有保險，留學生也可能要付上一大筆錢。此外，隨著澳洲生活成本持續上漲，而留學生允許打工的時間從疫情時期的無限制縮小到每兩周48小時，讓許多留學生經濟上更加拮据。澳廣新聞就曾在去年八月報導，有留學生在生活成本上漲的壓力，心理健康受到嚴重影響，卻因心理治療費高昂而無法尋求幫助。
如何理解來自中國的"政治抑鬱"？
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越來越多澳洲人意識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社會也增加對年輕人心理健康的關注。2022年10月，一份全國調查顯示，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年輕澳洲人在過去12個月患有情緒病。澳洲本地心理健康支援機構如生命熱線（Lifeline)、抑鬱症協會（BeyondBlu）均提供24小時電話諮詢服務，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即時支援；此外，這些心理健康支援機構都有為多元文化和語言社區專設的服務。
為了更好地支援澳洲年輕人的心理健康，大學和社區在近年來都採取了不少措施。2021年，澳洲大學行業機構Universities Australia就和澳洲知名心理健康機構headspace合作，對大學高層進行培訓，"對話心理健康框架（Real Talk mental health framework）"，讓大學職工參加一系列培訓，了解如何注意到學生情緒和行為上的變化，從而及時與學生進行對話，為其提供適當的幫助。此外，絕大部分澳洲大學均有為學生提供免費的心理諮詢服務。
既然不缺留學生可以利用的資源，為何仍會出現在遭受政治創傷後，留學生不知何處尋求幫助的現象？
來自香港的Charles Chu是澳洲一所大學旗下的精神創傷中心的社工。他認為，受政治創傷困擾的留學生求助無門，這當中有多個原因，當最主要的，還是澳洲社會對於精神創傷的這個概念仍未熟悉，因而無論是尋求幫助的留學生，還是提供幫助的服務機構，雙方都無法"對症下藥"。
他指，目前社會大眾對創傷的認識，還停留在戰爭難民、天災等這些直接對情緒有影響的一次創傷上；但隨著社交媒體發展，人們可以實時關注戰爭、示威等事件發生，這些也會對人們產生"二次創傷（secondary trauma）"；中文媒體流傳的"政治抑鬱"概念，其實也屬於二次創傷的一種。"其實二次創傷的概念是，你看到別人受到直接的創傷，你也慢慢開始產生創傷後遺症的症狀，"Charles說。
曾經作為留學生的他，在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時，也有過二次創傷："當時我不知道是二次創傷，但會出現睡不著，朋友打電話來提到香港的事態，你會很擔心，做夢也會夢到某幾個特別場景。"他也記得，當時和心理醫生講述香港的運動時，對方"就像在聽故事一樣"，哪怕心理醫生本身是亞裔："你會講廣東話，聽廣東話，和在澳洲長大的華裔始終是不一樣的，你接觸到的一手資料，對方接觸到的是二手資料。"現在會想起那段經歷，Charles覺得醫生既難以理解香港的問題，也無法理解，為什麼他會對香港的運動如此關注。
如今，作為社工的Charles通過分享自己的經歷，來幫助更多的人認識創傷。從社工的角度來看，Charles也直言，澳洲的心理健康系統對留學生不友善。"其實無論是創傷後遺症，還是更為普遍的焦慮、抑鬱症，在澳洲，你想去找心理醫生聊一聊，都是要先去找家庭醫生那一張轉介證明和一個心理健康計劃，然後你自己再去找一個心理醫生、社工或者是心理健康護士，但問題是，你去見這些專科人士其實就和相親一樣，要看到底自己到底和對方是否適合。"而留學生要去試，就要花錢見不同的醫生，在沒有永久居民身份、無法使用澳洲的國民醫療保險的情況下，留學生可能要花上高額醫療費用，才找到適合自己的、能夠理解明白自己經歷的創傷的心理醫生，從而再對症下藥。
Charles指出，在這樣的情況下，留學生往往只能尋求其他非專科的服務，比如大學提供的心理諮詢服務，但這些針對大眾的、較為輕度的心理健康支援服務不一定能提供針對精神創傷的支援。"所以其實在沒有身份的情況下，給留學生的選擇其實很少。"
不過，Charles表示，在當下澳洲公立醫療系統中，其實留學生還是可以使用不少在大學體制以外、以社區為中心的精神健康支援服務的，比如不少公立醫院本身就有精神健康門診服務，這些服務關注有長期精神病史的病人，若病人情緒受到觸發，他們可以打電話向這些服務求助，服務中心會派社工或心理諮詢師與病人對話，從而減少病人病情惡化到要住院。"但他們很多都沒有投入資源去連接留學生，也不會怎麼出多語種資源。"
大楊也認為，留學生在澳洲尋求心理支援，要靠自己找資源，有的時候還不一定能找到；大學則會建議留學生花錢看私立的心理醫生，但要花錢，就得和父母說。"很多人要麼不是說，要麼說了，父母大概有三種反應：回來治，在澳洲治，或者是不在乎。"
"你說要解決這些問題，其實學校也解決不了，畢竟（創傷）是社會問題，學校自己也解決不了。"但大楊也覺得，隨著澳洲留學產業擴大，地緣政治加劇，學校開始意識到國際政治動盪對學生的影響，"比如巴以衝突的時候，學校也有給我們發郵件，讓我們注意心理健康，可以去找諮詢服務。"但大楊也和Charles觀點一致："找諮詢服務，如果症狀不嚴重的，是有幫助的，但嚴重的，就比較難了，說到底這是個社會問題，不能只依賴學校解決。"在留學產業為澳洲帶來超過兩百億澳元收入的今天，留學生議題走出校園，走入公眾視線，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