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一個周末早上，在雪梨火車站台，個子高的大楊在人群中額外醒目。她揮著手，背著書包，臉上笑容燦爛，絲毫沒有坐了一夜火車的疲憊。她已經想好接下來的計劃：吃完早飯後，就去海邊玩，如果到時仍興致未盡，那就坐火車往北走，走到哪玩到哪。
然而，就在幾周前，大楊才結束了一輪精神健康治療，剛踏出醫院大門，就得趕回學校參加期末考試。就在一年前，烏魯木齊中路在新冠"清零"期間發生大火，造成10人死亡，引起南京、上海、北京等地民眾高舉白紙抗議，運動也在海外華人當中引起迴響。在墨爾本，當時只有19歲的大楊和幾個小夥伴商量後，決定成立電報群，支援墨爾本華人的"白紙運動"。
如今，上百人的電報群已寂靜無聲，但運動留下的創傷，卻在澳洲海外學子中延續；他們試圖從澳洲的心理健康系統中尋求幫助，卻發現壁壘重重。
白紙抗議後她的爺爺感染新冠去世了
在墨爾本校園和街頭，常能看到大學學生團體組織搭建各式各樣的"街站"和舉行抗議活動，從要求政府就採取更多行動改善氣候變化，到要求大學管理層改革性暴力投訴機制和受害者支援系統，抗議、示威和集會是澳洲大學生活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大學言論自由的象徵之一。近年來，隨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關注氣候變化議題，自2019年起，成千上萬名來自全國各地的中學生參加一年一度的"氣候變化示威"，要求政府傾聽他們訴求。
兩年前，大楊來到墨爾本讀書，對澳洲大學的抗議文化也有了親身體會。"本身我在國內就是一個左翼，比較偏馬克思主義傾向，然後到了這邊後，看到人有這個機會到街上參加集會，去表達自己訴求，向政府施壓表示抗議，我就在想，既然現在有這個機會，那為什麼不（參加）呢？"
於是，大楊加入當地一個學生政治團體，認識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本地學生，也在這期間參與了氣候變化、聲援難民、伊朗和巴勒斯坦等議題的集會。白紙運動爆發後，大楊找到一個以前抗議活動中認識的中國留學生，商量在墨爾本舉行聲援集會。"我就（和她）說，既然我們有這個環境，有這個機會，也有（參與學生示威活動）這個背景，我們為什麼不（組織）呢？"大楊說。
儘管當時因"清零"政策，中國封閉國門，但據澳洲政府統計，當時還是有超過15萬中國留學生就讀澳洲大學。"當時（在澳洲的）留學生也多，雖然說這群人吧，都是留學生，本質上吧都是這種ruling class（統治階級），比較資本家，但是也是會有覺悟的人，既然大家有機會能聚集在一起，可以參加機會，為什麼不呢？"
於是，大楊和幾個夥伴就建了電報群，私底下見面，也開始了張貼海報、組織集會等事宜；群里的人數也越來越多，不僅有留學生，還有澳洲本地的"民運"等個人和組織。人多了，意見也多了，作為電報群的管理員，大楊曾連續好幾天只看著群里的動態。
雖然辛苦，但大楊也看到，白紙運動在墨爾本發芽和成長。"其實很多時候我都覺得，不是人在組織活動，"大楊回憶。"一個比較馬克思主義的說法是，這個事情的形態已經到了這個程度，它只是需要有人推一把，你只是恰巧成了那個推一把的人。"
然而，成為"推一把的人"，有時代價也很沉重。
白紙運動後，北京宣布放棄"清零"政策，改為與病毒共存。人們雖從此告別了封城的恐懼，但隨即迎來了新一波新冠疫情感染潮，多名西方公共衛生專家表示，中國在過去兩年疫情期間並沒有做好與病毒共存的準備，公共醫療體系難以承受。據《紐約時報》報導，專家估計，中國12月放棄清零後的感染潮中，有大約100萬到150萬人因感染新冠死亡。
大楊也在這個時候，接到了爺爺感染新冠、發燒的消息。
"我老家那邊，一個幾億人的省級城市，竟然告訴我，退燒藥用完了。我爺爺當時發燒了，他當時已經九十多了，一個省級市醫院，竟然告訴我們家沒有藥，要我父親拿他在自己家買的澳洲的panadol（必理痛）去退燒，我當時就覺得，你們真的是在逗我嗎？"
大楊抹了抹眼淚。
"當時也沒有太大反應，就覺得政府的決定錯誤，政府做了極端決定，當時腦子也可能沒反應過來，但是覺得第一時間是先想辦法把藥運過去，不管那個藥能不能過海關，至少咱們嘗試了。"於是，大楊和雪梨的組織者商量，往中國總共寄了兩箱退燒藥，但藥全被卡在中國海關。
大楊也在社交媒體上關注人們對這波疫情的評論，看到有人提起家裡有多少人在這波疫情去世的，也看到有人認為，雖然這波疫情"會死人"，但是封城也必須要停止，不然會影響經濟發展。但一下子擊垮她的，還是一條關於某地火葬場超負荷運轉的評論。
"我往中國運藥的時候，我就在讀加繆的小說《瘟疫》。我當時就是邊看小說邊哭，最後我破防的是，小說里的醫生說了一句，'幸好這場瘟疫停止了，要不然這個市的火葬場都要超負荷運轉了'。就是那一句話讓我心理全線崩盤，因為我知道國內的火葬場已經超負荷了。"
現實與小說同樣荒誕，這讓大楊深受打擊。而在這之前，大楊也有看到那些埋怨白紙運動的抗議者、認為他們要為12月的疫情負責的評論。"在一個彈幕上，我看到有一句，'都是因為你們這一群人要什麼狗屁言論自由，我的爺爺奶奶死了，都是因為你們'，當時我覺得，這句話沒有道理，但是也有一定的道理。"
在她看來，這句話很極端，也沒有考慮到這場運動訴求的多樣性，但它至少說對了一個點："你說白紙有沒有促使政府結束封城？有。（封城結束）是不是全因為白紙？不是。但是不是白紙是推力之一？是。白紙中有沒有人想到，政府會以這樣的形式結束封城，引起這麼多人死去？我想白紙中有人會想到，也有人不會想到。"
而大楊並沒有提前想到這樣的結果。"我知道這個運動有沒有我，這個運動都是會出現的，但我作為一個個體，去參與這個活動的時候，我個人的想法是，我不想看到有人死，我討厭人死，我希望人們首先有自由，可以活下去，其次是可以說話。"
讓大楊更難以接受的是，隨著封城結束，白紙運動也在百萬人感染新冠去世中停止。"我知道對於整個運動來說，目的已經達到了，所以我很理解，我也知道一些白紙運動的人在繼續下去，"她說。"但作為我來說，整個運動戛然而止——停在甚至我覺得是最糟糕的地方，很多人死了，我作為個人去參加運動，我想要人們有更多的覺醒，但是我的主要目的是，我討厭有人死掉，我的目的可能有一半達到了，但有一部分是反方向的。"
後來，她接到家裡的消息：爺爺因為新冠去世了。
大楊開始覺得，這一場運動似乎很沒有意義。
她去和醫生談創傷，卻先要和醫生解釋什麼是"國安"
在白紙運動之前，大楊就確診了抑鬱症；運動之後，她的抑鬱症狀加重了。此後，哪怕她所在的學生政治團體搞集會，她都覺得很疲乏，不願參加。
"我的抑鬱已經是很長線的鬥爭了，"大楊說。在就讀期間，她已經通過學校下屬的診所和精神科醫生（psychiatrist）看診。在澳洲，除了精神科醫生開藥治療外，人們常被建議尋求心理醫生（psychologist）進行心理治療（psychotherapy）。此外，澳洲大學也配有心理諮詢（counselling）服務，這些服務由心理諮詢師（counsellor）提供，他們在醫療等級上比心理醫生要低一級，以諮詢為主。澳洲的心理健康系統還包括社會工作者（social worker，簡稱"社工"），他們主要是在社區層面為為有需要的提供日常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