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少數派頓悟系列No.18：我是如何從恨國哀慟中倖存下來的呢？我想把這段經歷記錄下來，為了證明倖存者存在，也為了還沒有抵達接受階段的後來者。我曾經以為我愛國，我曾經以為我不愛國，現在我認為我在文明史意義上愛國。我既不以此為恥，也不以此為榮。我只是懷有一個文明人對自己出生和成長的地方應有的情感，如此而已。
"悲傷的五個階段"（five stages of grief）是一種對人類面臨重大悲痛事件之後的心理變化階段所做的概括，目前算是一種公認的心理學常識。我個人更願意稱之為"哀慟的五個階段"，因為這個理論最早的研究對象就是至親離世時人們的精神狀態，後來被應用到所有失去重要的人或重要的關係（父母離婚、初次失戀、寵物離世等等）的人們身上。將這種突然而劇烈的情感打擊僅僅稱之為"悲傷"，恐怕是太輕了。
對於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來說，體會到曾經有過的"愛國"情緒瞬間消失，"恨黨"甚至"恨國""恨國人"情緒瞬間降臨，也是遭受了一種突然而劇烈的情感打擊，也是體驗到了一種哀慟。哪怕當年並不知道"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抑鬱—接受"這五個階段，現在回想起來，我也大致沿著這個規律走過來了。
十多年過去了，我仍然處於接受階段。我現在並不恨國人，更不恨國，因為愛的反面並不是恨，而是冷漠。然而我並不能做到對國人冷漠，甚至不能徹底做到對國冷漠。不僅因為國還是國人的國，也因為我還在讀楊小凱和高爾泰的回憶錄，我的視線還是離不開只在微博和X（推特）上留下痕跡的、最新發生在中國人身上的悲劇，甚至我偶遇"唯見月寒日暖，來煎人壽"這樣的句子還要在舌尖上含上好幾天，對以上所有焦苦味有異食癖一般的癮頭。
我唯一可以欣慰的是，這種"嘗苦癖"——跟真正在吃苦的人比，我只是嘗苦——沒有影響我做事，沒有影響我感知快樂，甚至讓我更加確信它構成了我人生意義的一部分。為免誤會，我必須重申一遍從維克多·弗蘭克（Viktor Frankl）到菲爾·施圖茨（Phil Stutz）之間的無數心理學者說過的話：人活在世上難免要受苦，受苦本身是無意義的，正視苦、帶著苦、跨越苦活下去是有意義的。如果真有什麼值得感激，那不是你受過的苦和讓你受苦的人，而是倖存下來的你自己。
我是如何從恨國哀慟中倖存下來的呢？首先要承認，我足夠幸運，客觀上受的苦不多，天性對這類苦也不是特別敏感。但我還是想把這段經歷記錄下來，為了證明倖存者存在，也為了還沒有抵達接受階段的後來者。
恨國哀慟的第一階段：否認
在兒童階段，我和所有出生在1980年代的中國孩子一樣，認為包括自己在內的所有人都愛國。用現在的話說，這是一個出廠設置，不是一個備選選項。但是，也和所有孩子對於抽象事物的情感一樣，這種情感在我心裡十分古怪和模糊。在我有意識地否認自己愛國之前，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瞬間，我能清晰感受到這種感覺。
我和同學們一起在升旗儀式上唱過幾千遍小和尚念經式的國歌，不過在和他們一起去看足球世界盃中國對哥斯大黎加那場比賽之前，我真心聽到、真心唱了這輩子最投入的一遍國歌。我意識到，原來只要有具體的情境，那萬眾一心的情感是真的。
然而，在人們萬眾一心地譴責搶奪奧運火炬的"藏獨"分子，罵得所有試圖介紹相關歷史宗教紛爭、談論西藏人處境的知識分子閉口不言的時候，我第一次發現與萬眾不一心是痛苦的。我以為愛國意味著這個國要是有人試圖呼救，愛國者不會在意ta是攔轎擊鼓還是上訪搶火炬，至少會去聽一聽ta要說的話；而我看到的愛國意味著這個國不能在國際上丟臉，在外頭讓中國丟臉的人都是敵人，最好直接消滅。
從此以後，同樣的痛苦在類似的場合一次次重複，只是越來越習慣：劉翔退賽、雨傘革命、佩洛西訪台……我的同胞們憤怒的對象不是我憤怒的對象，他們的憤怒震耳欲聾，我的憤怒秘而不宣。
恨國哀慟的第二階段：憤怒
我憤怒的對象首先是政府，這是最容易的——哪怕是現在，仍然有很多中國人會在安全的場合承認自己不愛政府，但他們很有可能補充一句，"沒有共產黨會天下大亂！"他們好像很願意接受自己是被牧場主圈養的羊，儘管他們並沒有見過狼，但見到狼不就等於死嗎，反正狼一定比牧場主壞得多了。而我則終於理解了小時候背誦的"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是什麼意思：至少對我來說，作為狗的"自由"生活完全無法跟作為人的監禁生活相提並論。意識到自己是人，哪怕是一個囚犯，也跟當一條"自由"的狗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憤怒的對象很自然地發展到了中國歷史和中國傳統。我不會對真正的歷史感到憤怒，那只是曾經發生過的事，或者說是對發生過的事的現存記錄；我不會對真正的傳統感到憤怒，那只是人們繼承下來的一種共同選擇，去蕪存菁是它的自然發展規律。但是，如果說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麼我在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里越來越多地看到了將歷史打扮成雛妓模樣的言論；如果說傳統只是無害或有望改良的古老習慣，那麼我在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里越來越多地看到了傳統在朝反智反人權的方向改變。在這種環境下去故紙堆里尋摸少得可憐的好東西，恐怕只有專業研究者可以為之，對其他任何人都等於浪費生命。我終於懂了，讀過很多中國書的魯迅勸年輕人應該少讀或不讀中國書，既不是誇張，也不是賭氣。
我盡一切可能不對人群感到憤怒。人群是抽象的，面目模糊的，統一的叫囂甚至統一的行動並不意味著背後存在統一的意志，更不意味著他們的真實想法和意圖。人群畢竟不是蜂群和蟻群，人群幸好不是蜂群和蟻群。把憤怒投射到人群身上等於描繪刻板印象，甚至等於歧視，我不屑於在理性上自甘墮落到這個地步。
然而我面對具體的人，有我自己的憤怒表達。我有過一些愛國的朋友，其中有些人按任何標準看都是好人，但也毫不介意對我承認自己根本不在乎非親非故的人的死活。不再跟他們"聊政治"是容易的，跟他們漸行漸遠要難一些，對此無喜無悲還要難得多，以至於我都不知道是我熬過了這段時間，還是這段時間磨平了我。
恨國哀慟的第三階段：討價還價
我一開始不相信我的國竟然是這樣，後來不相信我的國永遠是這樣。現在看來倒也沒錯，我的國的確不會永遠是這樣，可惜的是大概不會變得更好。
但我當初是不死心的。我未能免俗，曾經寄希望於中共高層出現一個蔣經國式的人物，平穩過渡。後來意識到指望天降偉人是一種前現代思維，且毫無現實可能。紅色貴族的確是什麼資源和選擇都有，只要具備一般水平以上的理性，足以認識到推動政府轉型在宏觀上的好處。然而，他們中但凡有一點兒現代意識的人都會早早發現，對他們本人風險最小、難度最低、收益最快也最大的現代規則玩法當然在商業領域；想在政治領域玩現代規則的話，胡耀邦趙紫陽就是前車之鑑。事實上中共也確實是一代比一代保守了，這是人趨利避害的本能決定的，一切都那麼令人絕望，一切都那麼順理成章。
我也關注過劉曉波他們。我當年欽佩劉曉波，恐怕更甚於現在人們欽佩四通橋勇士彭載舟，然而我沒有一秒鐘認為劉曉波能成功。他和其他想參政改良的人所做的一切都合法，可是中共不受法律制約，更不容忍一絲失去權力的可能。中國憲法連劉少奇都救不了，何況劉曉波呢。甘地能成為甘地是因為英國殖民政府，劉曉波只能成為劉曉波也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政府。
那麼僅有的還價選項只剩下革命了。茉莉花革命發生之前，我意識到"革命已死"，共產黨中國不會崩潰，只會慢慢凋敝。而在2018年修憲之後，我悲哀地發現原本難以接受的慢慢凋敝竟也成了不可企及的泡影：政府的對手已經不是人民了，而是長期違背客觀規律引出的滅頂之災，無論是經濟上、環境上還是戰爭上——導火線有成千上萬根，哪一根先點燃都會連鎖大爆炸。奧特曼和哥斯拉一旦開戰，誰贏都不重要了，它們腳下的城市一定是最大的輸家。
恨國哀慟的第四階段：抑鬱
抑鬱是我唯一沒有經歷的階段。汶川地震讓我養成了慘劇發生時連續幾天一邊刷消息一邊哭的習慣，最近一次大概是白紙運動。但我還能按需保持情緒穩定，抑鬱肯定不是這樣。
假如非要問個為什麼，除了運氣和天性以外，大概我做對了一些事吧。
第一，那美好的仗我都打過了，沒停下。我沒花太多時間去想"這沒有用"，我打仗也不是為了有什麼用，只是除此之外好像幹什麼都不對，非如此不可。之前的仗我一次都沒贏過，但我還有現在和將來的仗要打，所以沒時間咀嚼贏不了的痛苦。
第二，我一直有戰友，尤其是在身邊的戰友。我說的戰友大概比現在流行的同溫層更進一步，不僅在一起說真心話，還在一起做一些對得起良心的事。
我跟不同的戰友做過很多不同的事。有時候覺得我們做的事只是現代生活的正常組成部分，既不偉大也不渺小；有時候又覺得我們做的事有今天沒明天，有種末日求生的悲壯；有時候覺得我們只是在自救；有時候又覺得哪怕只救出了我們自己，也是"人間還值得"的最小證明。這些感受自己一個人反覆拉鋸大概也會有，但是跟別人一起拉鋸，沒那麼容易精疲力盡。大概是因為哪怕是蹲監獄，關在多人間也比關在單人間更好受一些吧。
第三，我和我的伴侶很早就達成共識要出國，後來做到了。我們從第一天開始就覺得現在生活的地方跟之前認知中的完全一樣，沒什麼不適應的，但也不排斥再去別處。對我們來說，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不是拿身份和賺大錢，而是保持工作、志趣和親密關係三者的健康。親眼看到身邊的普通人不需要嘔心瀝血或者投個好胎就能擁有這三者都健康的生活，也會讓我們感到欣慰。
生活中有具體的快樂和希望，讓我不至於被絕望的深淵吞沒，或是只想遠離，反而更敢於接近它、看清它。
恨國哀慟的第五階段：接受
我可能再去任何地方，但不會再回中國。我很清楚這意味著我將失去什麼。我會竭盡全力避免失去這個"什麼"，但不一定能做到。吾爾開希嘗試了四次都沒能做到的事，我做不到也沒什麼不能接受的。
我曾經以為我愛國，我曾經以為我不愛國，現在我認為我在文明史意義上愛國。我既不以此為恥，也不以此為榮。我只是懷有一個文明人對自己出生和成長的地方應有的情感，如此而已。
說得更細一點就是：我恨中國共產黨，我銘記在中國度過的那段人生，我關心在中國發生的事，我具體而正直地對待每一個我過去、現在和將來認識的中國人（包括作為個人的中共黨員），我在文化上是一個中國人，但我的孩子則不一定。作為一個中國人過一種文明人的生活，就是我作為一個普通人的文明史愛國。
大概這種愛國遠不能和人民群眾或海外僑胞的愛相提並論，遠不夠偉大、光榮和正確。實在慚愧，我早就知道自己是什麼材料：作為女兒，我沒有偉光正的中式孝心；作為勞動者，我沒有偉光正的中式內卷；作為妻子，我沒有偉光正的中式愛情；作為母親，我沒有偉光正的中式母性。但我也知道，我的父母、僱主、配偶和孩子都接受我對他們的感情，抽象的、比任何個人都宏大得多的文明史中國，當然更不介意笑納我對它的感情。
現在我依然會憤怒和悲傷，我依然清楚不管新的壞消息有多壞，將來都還有更壞的。但是我敢於看著，等著。我也依然在做對得起我良心的事，我沒有高估也沒有低估這樣做的意義和代價——希望如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