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年代晚期到一九六○年代早期，毛澤東發現自己在黨與政府的領導階層愈來愈被排擠。中共高階領導人與大躍進劃清界線，也與「偉大的舵手」本人保持距離。毛澤東的黨內對手認為他一味煽惑人心，已成為政治包袱。許多黨領導人厭惡他日益狂熱的偶像崇拜與政治個人化，兩種傾向都會傷害黨的組織健全性與政治實力。有些領導人嘗試將政治焦點從毛澤東身上移開。一九五九年的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大）上，中共第二號人物劉少奇取代毛澤東、接任國家主席，黨內派系界線清楚劃分。
毛澤東失勢，然而並沒有出局。他利用自己所能掌握的所有力量步步進逼，冷酷無情地懲罰政敵。一九六二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毛澤東發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企圖重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大躍進的大災難之後，毛澤東擔心黨會過度官僚體系化，改由技術官僚規劃者——而不是意識形態純粹主義者——當家作主。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試圖從下而上重燃革命狂熱，重現一九五○年代初期到中期的群眾動員光景。透過推進四清運動，毛澤東再次強調「紅」比「專」更重要，前者意謂意識形態純粹，後者被他視為資產階級傾向、反革命。面對黨內同志的反對，毛澤東與軍方結盟，特別倚重解放軍領導階層效忠他的山頭。
來到一九六○年代初期，毛澤東已經為後來的文革做好準備工作。他訴諸極權主義方式，從一九六六年開始鼓動群眾進行文革。他利用自己的革命個人崇拜來動員大學生，訴諸他們的理想主義與意識形態狂熱。學生運動組織化為紅衛兵，代表數以百萬計追隨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的青年。他下令紅衛兵「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在他看來都是資產階級傳統的餘孽，與社會主義現代性水火不容。文革由基層的紅衛兵執行，但傀儡操縱者高高在上——毛澤東本人。
紅衛兵為中國社會帶來暴力與混亂，他們摧毀寺廟、炸毀建築、推倒紀念碑、焚燒書籍。他們闖進人們家中大肆破壞，只因為這些人不夠「紅」，被他們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紅衛兵向自己的學校與大學進軍，點名批判甚至毆打自己的老師與教授，指控他們教的是傳統的資產階級課程。毛澤東鼓勵紅衛兵攻擊沒有表態效忠他本人、服膺毛澤東思想的地方黨部官員。有些紅衛兵甚至向當局舉發自己的親人。
研究中國的學者白魯恂（Lucian Pye）描述，紅衛兵引發的文革混亂「讓中國瀕臨無政府狀態」。他進而指出：「紅衛兵不但打擊權威，任何人的行為只要稍稍偏離紅衛兵要求，就會遭到毒手。」文革造成的死亡沒有官方統計數字，但是學者根據檔案研究估計數十萬人因此遇害，甚至可能多達數百萬人。
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對中國社會與經濟造成巨大傷害，毛澤東本人則重創了中國共產黨。當文革在街頭如火如荼，中共領導階層的派系鬥爭也日益激烈。毛澤東因為黨內聲望地位江河日下，訴諸文革來動員自己在黨內的權力基礎，批鬥政敵。菁英政治淪為街頭政治。
在軍方支持之下，毛澤東開始整肅黨內兩大對頭：劉少奇與鄧小平。劉少奇在一九六六年被剝奪政府職務，也不再擔任黨的副主席，由毛澤東的軍方盟友林彪接任。劉少奇後來被開除黨籍，飽受迫害，一九六九年病逝。毛澤東也將矛頭對準鄧小平，儘管後者曾經是他的親密戰友，並負責執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毛澤東將鄧小平開除黨籍，下放到農村地區接受思想改造，鄧小平一直在農村待到一九七○年代中期。
文革與中共黨內的混亂和腐化持續貽害中國社會，直到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亡，他的文革共犯「四人幫」遭到逮捕。文革後來被稱為「失落的十年」，以及毛澤東的獨裁統治，讓中國與中共百廢待舉。當時的中共儘管掌權近三十年，然而並沒有多少組織實力可言，政治結果的決定要素是個人主義政治，而不是黨的正式體制。主導黨內政治狀況的是派系對立與個人恩怨，而不是有意義的政策分歧。政治力量透過個人運作，而不是體制規則。
當時的中共也欠缺發展正當性。發展亞洲其他的經濟體藉由經濟發展來獲取績效正當性，然而毛澤東治下的中共倚賴意識形態正當性與革命功業。中國民眾不再信任這個政權，認定中共帶來文革浩劫，以及一九五○與一九六○年代的發展災難。毛澤東統治末年，中國的經濟與世隔絕、效率低落，實際上陷入停滯。一九六○年中國的人均收入只有九十美元，到一九七八年也只略增至一百五十美元，這是近二十年社會主義發展的結果。在此同時，中國的「資產階級」亞洲鄰國則遠遠跑在前面。
中國經濟起飛
毛澤東死亡之後不久，中共過渡時期領導人華國鋒讓鄧小平恢復職務。鄧小平很快就動員自己在黨內的盟友，對中國的發展擘劃出一個改革派的願景。他提議推動一場「第二次革命」，與毛澤東分道揚鑣，並帶領中共走上一條新道路。他以政治手腕鬥倒華國鋒，結合黨內元老形成一個強而有力的改革集團，到一九七八年時已鞏固自己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身份。
鄧小平很清楚，中共必須廢除許多毛澤東時期訂定的計劃與政策。更為根本的是，中國必須放棄毛澤東對於社會主義發展的僵化意識形態執著，徹底改變中共的現代化計劃，優先推動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中國還是由共產黨當家，發展仍然要接受社會主義原則指導，但中共改革計劃的動力來自經濟務實主義，不再是意識形態純粹性。鄧小平認為，中共在一九四九年靠意識形態訴求與群眾動員贏得政權，但是除非人民能夠從發展獲益，否則光靠社會主義理想與意識形態教條將無法讓中共繼續掌權。
鄧小平政權訂定三項目標。首先，中共要優先推動經濟發展。一九七○年代晚期，中共黨內改革者驚覺許多亞洲鄰國如日本、台灣與韓國，經濟成長都讓中國望塵莫及。鄧小平承認大躍進與文革讓中國倒退了數十年，中國已經遙遙落後。鄧小平對經濟成長採取務實做法，關鍵則是他願意接受更為自由化、順應市場的經濟政策。對於自己的務實做法，鄧小平有一段名言：「黃貓、黑貓，只要能捉住老鼠就是好貓。」（譯註：「黃貓」在流傳中變成「白貓」）他也為中共擘劃了一個新角色，不再是毛澤東時代的意識形態正確性仲裁者，而是與國家機器一起轉向技術官僚化、專業化，納入更多專家與經濟計劃人才。
鄧小平的第二個目標是重建黨的運作機器。不難想見，文革之後，中國民眾普遍對中共心存懷疑鄙夷。中共掌權近三十年，帶來的破壞更多於發展，黨內派系對立與政治鬥爭也重創了黨的治理能力。鄧小平著手整頓黨的組織，他為了打造一個強而有力的改革聯盟，將幾位改革派官員如趙紫陽、胡耀邦與陳雲擢升至政府與黨的高層。黨內就算還有毛澤東的忠實信徒，也被他投閒置散。鄧小平還推行一種更分散、更集體化的政治決策風格，並加以體制化，試圖根絕毛澤東時期主導黨內政治的個人崇拜。
第三項目標，中國的新領導人特別重視穩定中國社會。穩定性攸關威權政權的治理能力。對中共而言，維持穩定對於中國的現代化至關重要，特別是有鑑於一九四九年之前的革命內戰動亂，以及一九四九年之後的發展災難。威權體制想要達成穩定性，一種做法是鐵腕統治；因此中共也保持鎮壓的能力，尤其是透過黨對於軍方與國家安全機構的掌控。
然而，鄧小平也體認到經濟績效正當性十分重要，可以為政權提供政治權力，同時也是社會內部政治與經濟穩定性的關鍵要素。如此一來，一九七八年之後的中國共產黨政權將績效正當性——特別是經濟績效正當性——置於發展計劃中心。本書探討的其他發展亞洲威權政權，都試圖以推動經濟發展來保持社會與政權穩定，鄧小平也是如此，他將中國帶進發展亞洲的行列。
「四個現代化」運動是鄧小平改革願景的核心，全力推動中國農業、工業、科學技術與國防的現代化。很重要的是，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彼此關聯：中國的農業與工業發展有賴於引進現代的技術，這麼做也會強化中國的國防能力。為了加速在這四個領域的現代化，中國小心翼翼對國際經濟打開大門，採行因應市場需求的經濟政策。在許多方面，四個現代化運動都是對毛澤東時代政策的直接否定。
在鄧小平領導之下，中共對於經濟成長採行更關注市場的做法。雖然國家繼續負責擬定計劃與目標，但政府也將市場誘因與機制帶進經濟活動。中共並沒有完全揚棄社會主義計劃，而是容許市場機制與國家部門一起運作。一段時間之後，政府逐漸從經濟領域的制高點撤退。
鄧小平也採行更為開放的國際經濟政策。他反轉毛澤東閉關自守的立場，將中國經濟帶進國際貿易、投資與資本流動，同時也為中國引進外國新科技。儘管中共政權仍然對國際資本與外國影響心懷疑慮，但它了解中國如果想要加速發展，就不能繼續對世界關上大門。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推出雄心勃勃的改革計劃。計劃第一階段著重農業改革與廢除人民公社，土地所有權在法理上仍然屬於國家，但是實質控制權交還給個別農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包產到戶）意謂農戶負責自家的農業生產，不必透過集體機制或公社。政府持續訂定生產目標，但收購價格從一九七八年開始提高。包產到戶容許農民將超額收成（超出生產目標或收購目標）賣到公開市場，這種做法有助於促進農作多樣化，鼓勵對高效率農業科技的投資。一九八三年，改革起步僅僅五年之後，幾乎全中國的農戶都加入包產到戶體系。改革初期，生產力與農民收入都有所增加。
一九八○年代初期，中共以相當類似的方式改革工業部門。在國家訂定的計劃之外，政府容許另一個平行的市場體系（譯註：稱為「價格雙軌制」）。企業主管對於生產與定價負起更大責任。一如包產到戶體系，超額的生產成果可以不受管制的價格出售，企業因此會相互競爭。來自「計劃外」利潤與營收的吸引力，促使企業投資於高效益的產能、採行創新的技術，以獲取競爭優勢。
市場機制的引進激發了蓬勃的創業活動，新公司一一成立。儘管國有企業仍然主宰中國的工業部門，但是非國有企業的工業生產力突飛猛進。從一九七九到一九九○年，非國有企業占整體工業產值比例從二一．五％上升至四四％。同一時期，鄉村地區鄉鎮企業的工業產值占比也增加超過一倍，從九％到二○．五％。來到一九八四年，中國零售消費的產品與服務約有五成來自非國有企業。
與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發展願景相比較，鄧小平改革計劃最激烈的變化在於反轉中國的閉關自守政策。鄧小平的改革讓中國開門迎向全球經濟，試圖將中國內向型的成長模式轉變為出口導向工業化模式。類似東亞地區其他發展型國家的工業化早期階段，中國在海岸地帶主要城市建立經濟特區，以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並為中國企業提供出口基地。一九七八年中國得到的外國直接投資幾近於零，到一九八四年已增加到將近十五億美元。外國直接投資流入讓策略性產業的合資企業得以成立，也為中國各地的公司與工廠帶來商機，將產品賣到全球市場。
因此不足為奇：中國的國際貿易從一九七八年開始快速擴張，十年間從二百億美元增加到超過一千億美元。中國的出口更是成長為五倍，從一百億美元增加到五百三十億美元。中國大器晚成，對國際貿易與投資敞開大門之後，終於「加入」發展亞洲的行列。
然而我們必須強調，鄧小平一九七八年的改革並不等於將整個中國市場化，政府制定的生產與收購計劃仍然是中國經濟的核心。中共並沒有完全鬆綁對物價機制的掌控，也沒有放棄執行生產配額制度的管制權力。鄧小平的改革是在計劃經濟之外，平行引進市場機制。
國家的角色並沒有縮減。舉例而言，國有企業的規模仍然是龐然大物；公營銀行對於控制、主導信貸與國內投資仍然大權在握。勞工流動性與企業雇用、解僱員工仍然受到國家管制。政府的確提供了市場定價等誘因，但只限於超額生產。在這些層面上，中國一九七○年代晚期的經濟改革代表改革者逐漸「走出計劃經濟」，但是並無意取代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相較之下，東北亞堅定不移、堂而皇之的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簡直是另一個世界。
儘管如此，鄧小平的改革依然是與毛澤東年代的社會主義發展背道而馳。來到鄧小平時期，生產力與消費上升；貧窮程度大幅下降，尤其在鄉村地區；農戶收入從改革初期就頗有起色；通貨膨脹受到控制，物價維持穩定；愈來愈多鄉村勞工到城市、鄉鎮的企業與工廠就業。中國也維持貿易差額順差。從一九七八年開始，中國經濟每年成長近一○％，與亞洲其他強勁的發展型國家並肩齊步。簡而言之，鄧小平改革計劃的早期經濟成果可圈可點。
丹．史萊特，研究專長為民主與獨裁的政治與歷史，特別專注於東南亞地區。曾任教於芝加哥大學政治系及社會系，擔任該校國際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目前為密西根大學政治系教授，此外亦擔任幾個國際組織的顧問，例如自由之家、經合組織與世界銀行。著有《建立秩序的權力：東南亞的抗爭政治與威權體制》（Ordering Power: Contentious Politics and Authoritarian Leviathans in Southeast Asia）。
黃一莊，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政治系教授暨國際副校長，曾任該校亞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興趣涵蓋比較公共政策與政治經濟學，對亞洲民主轉型有深入研究。著有《生技賭註：亞洲發展型國家的創新與限制》（Betting on Biotech: Innovation and the Limits of Asia's Developmental State）、《健康的民主國家：台灣與韓國的社會福利政治》（Healthy Democracies: Welfare Politics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