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擊戰期間，部分是因為艱苦的物質條件，絕大多數游擊隊員都蓄起了鬍鬚，菲德爾和其他領導人在西方媒體上的形象就是如此。久而久之，鬍鬚似乎就成了菲德爾和他的追隨者的形象特徵。巴蒂斯塔政權垮台，游擊隊從山上下來時，黑色長鬍鬚（或者絡腮鬍須）、橄欖綠軍裝和美式步槍成了革命者的"標配"。為了維持這個特殊的群體形象，菲德爾明確要求不准剃鬍子。留鬍鬚的游擊隊員(guerrilla-barbudo)或簡稱"鬍鬚漢"（barbudo）擁有地位和特權，乘坐公共汽車、進電影院免票，因為他們名義上不領工資。革命後的哈瓦那蓄鬍不但"政治正確"而且引領時尚，男人們紛紛仿效，市面上美國產剃鬚刀銷量大跌。
但是佛蘭基一進哈瓦那就找了個理髮匠剃掉了鬍子。菲德爾到了哈瓦那第一次看見他時吃了一驚，質問道："你怎麼會弄掉鬍子的？"佛蘭基說："理髮匠幫我剃的。"菲德爾說；"這怎麼行？鬍子是革命的象徵。它不屬於你個人。它屬於革命。"佛蘭基說："哈瓦那太熱了，再說我的孩子會認不出我，我做愛時也嫌長鬍子礙事。別忘了我是個平民，不是軍人。"菲德爾仍然搖頭說："我仍然搞不明白你怎麼可以剪掉鬍子，真搞不明白，你這個蠢驢。"佛蘭基說："菲德爾，鬍子畢竟是我自己的，對吧？"菲德爾說："不，不。我不允許這裡的任何人剃掉鬍子。"佛蘭基說："我可以保證，將來這裡只有一個人會一直留著長鬍子，那就是你自己。不信打個賭？"
佛蘭基說這話半個多世紀以後，一直到去世，菲德爾都留著他那象徵古巴革命的一把大鬍子，而絕大多數游擊隊出身的領導人包括勞爾不久就都剃掉了鬍子（儘管他的鬍子遠不如乃兄）。
4道成肉身—看穿個人崇拜的本質
那麼，鬍子的象徵性僅在於革命嗎？彼得大帝發動歐化改革時曾經視俄國人留長鬍子為陋習，頒布"剃鬍令"，但俄國人視鬍子為東正教文化的一部分，因為聖像上的耶穌和後來的多數聖徒都是留鬍子的，所以很多人抗拒，彼得規定不服從的起碼要為鬍子付稅。作為天主教傳統根深蒂固的國家，古巴革命在心理深層其實很有或明或暗的宗教情結。卡斯楚兄弟少年時都是在古巴最嚴格的耶穌會學校當住宿生的，深受天主教文化薰陶（古巴革命後期他們都和羅馬天主教會妥協，甚至規定黨員可以信教）。佛蘭基說他不服從菲德爾的"蓄鬍令"就是不想讓自己看上去像個聖像上走下來的聖徒。
菲德爾當初乘坐"格拉瑪"號從墨西哥回到古巴時，隊伍被政府軍打散，只有十二個人跟他上了馬埃特臘山，正好暗合了耶穌基督和十二個門徒的典故。這個暗合在古巴的廣泛流傳從來就是受到菲德爾默許的。佛蘭基甚至說菲德爾視自己為革命的"三位一體"—"七·二六運動"（象徵是紅色與黑色）、游擊隊（象徵色是橄欖綠）和他本人。三位一體是天主教概念，即聖父、聖子和聖靈三個位格都體現神性。和菲德爾有關的一個近似神跡的現象也受到官媒的渲染：在革命勝利初期，菲德爾好幾次在公共場合露面或發表演說時（包括一次訪問美國在紐約街頭），都有鴿子從天而降，棲息在他的肩膀上，引起圍觀群眾如痴如醉的歡呼。
佛蘭基觀察到，從巴蒂斯塔垮台到菲德爾進入哈瓦那有一周時間，菲德爾不讓任何重要的游擊隊領導人如格瓦拉先期入城，儘管後者的隊伍就在哈瓦那城下，而是等自己從古巴島的東端游擊隊大本營所在地長途進軍，一路上像先知被信眾環繞一樣接受群眾的歡呼併到處發表演說,最後在萬眾歡騰的高潮中進入哈瓦那。佛蘭基說，這正像聖經中說的"太初有言，言與神同在"（中文一般譯為"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這裡用"言"以契合本文的語境。聖經英文版中就是大寫的"Word"。）。
從1959年初開始，尤其是在六十年代，菲德爾在群眾集會上發表了難以計數的現場演講，通過古巴革命前就建立的先進的無線電和電視網絡向全國轉播。這些演講動不動就是六、七個小時甚至更長，腔調激進而武斷，完全不再像是那個馬埃特臘山上清醒理性的反對派領導人，而是一個教長甚至先知，然後其文本又將報刊的版面幾乎全部占滿。
這些巨量的話語和他無處不在的形象、視察和指導（佛蘭基說這就是所謂神的"全在"）將菲德爾的個人存在極度放大，充分占據了民眾的聽覺、視覺甚至想像空間，不但等同於革命，所謂道成肉身（本人就是革命的化身），而且逐步使得很多古巴人把他的存在作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菲德爾"、"革命"和"生活"三個概念在古巴幾乎成了同義詞。
今天回首二十世紀的革命，個人崇拜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在不同的國家，個人崇拜有不同的形式，很多都帶有一定的宗教色彩，而所謂宗教色彩其意義是很廣泛的，但其核心不外乎都是道成肉身。很多人說古巴沒有個人崇拜，這是用其他國家的形式去套，好像只有喊萬歲才算。對這個問題缺乏認識甚至意識，就會把製造出來的個人崇拜當作是自發的大眾支持，不但陷入概念誤區，而且曲解革命的歷史。佛蘭基的觀察在這個意義上對祛魅很有啟發。他對鴿子落在肩膀上這個似乎不可思議的現象的嘲弄就是如此，他說或許那些鴿子只是找到了一個非常方便落糞的地方。
個人崇拜也有比道成肉身更世俗更現實的一面，就是盲目相信領袖萬能，類似求神拜菩薩。革命前的古巴金融、商業、地產業和服務業高度發達，革命後政府手裡接管了巨量的物質財富，為了贏得大眾的支持便隨意揮灑，降低房租和消費品物價，開放海灘和服務業，一方面提高工資，另一方面還免費提供很多公共服務，城市貧民和下層民眾一片歡呼。菲德爾走到哪裡，都會被群眾圍繞，向他要這要那。佛蘭基說他們給菲德爾起了個"馬"的外號。"馬"是古巴華人社區博彩業中的幸運號碼，得了就是大滿貫。以此稱呼菲德爾，意為有了他什麼都有了。對這個外號，菲德爾一開始很不高興，後來也就默認了。法國哲學家薩特1961年初訪問古巴時看到這個情形，又興奮又擔心地問菲德爾："要是他們向你要月亮怎麼辦？"
5不當政府部長，寧願獨立辦報
革命初期佛蘭基和菲德爾的另一次衝突是關於佛蘭基的工作安排。巴蒂斯塔垮台的消息傳出時，菲德爾不在總部，所以佛蘭基通過"起義之聲"發布了一些臨時指令，菲德爾都認可了。當他向哈瓦那進軍的途中，一路上忙於發布人事任命，接管舊政權。
當他遇見佛蘭基時他說：你知道我的想法，你來當勞工部長吧。佛蘭基用玩笑回答說如果勞工部長的任務就是在工廠建立社會主義，讓工人來管理，那我可以。菲德爾又說："那你來做財政部長怎麼樣？"佛蘭基說那更是離譜。他說自己在西方和拉美文化界有很多朋友，可以從他們那裡獲得支持，在古巴發動一場文化改造和文化復興。但菲德爾認為文化工作完全不是當務之急。
這個插曲讓我想起了十月革命時列寧把機關槍手派去接管國家銀行的故事。佛蘭基說，菲德爾認為自己了解他的想法，這就夠了，所以任命自己做部長，但實際上沒人了解他的想法。他從來不告訴別人他的想法，他沒有這樣的習慣。他只告訴別人他的決定。這既有可能是菲德爾自己當時確實對突然降臨的管理國家的責任毫無準備，也有可能是他駕馭部下控制局面的權術手段。
對菲德爾任命的拒絕讓佛蘭基再一次面對革命勝利後的那個困境：為了推翻巴蒂斯塔，是不是只有接受菲德爾？在這個問題沒有答案的時候，他只能對自己說：我參加鬥爭可不是為了到了勝利的時候再退出。他決定繼續觀察菲德爾，採取"既在革命之中又和革命保持距離"的立場，通過辦報紙繼續發揮自己的影響。回到哈瓦那，他就恢復了被巴蒂斯塔取締的"革命報"。
"革命報"雖然和"七·二六"運動有歷史關係，但它的恢復不是菲德爾的授意。由於"七·二六"運動沒有自己的出版物，所以在一段時間裡，"革命報"就成了革命輿論的主要喉舌。菲德爾對它是既利用又觀察，而佛蘭基的原則是既不完全聽命於菲德爾又不過分忤逆他的意志。
6"星期一"周刊與短暫的文化自由
除了政治新聞，佛蘭基為"革命報"創辦了一份名為"星期一"的文化周刊，宗旨是貫徹古巴民族主義之父何塞·馬蒂"文化帶來自由"的思想，提升古巴民族的文化水平。"星期一"大量發表西方和拉美文化名人如薩特、福克納、畢卡索、米羅（Joan Miró i Ferrà，西班牙著名畫家和雕塑家）、伍爾芙、布萊希特、博爾赫斯、聶魯達等人的言論和作品，甚至包括托洛茨基和帕斯特爾納克的作品，同時發表反映古巴社會變遷中複雜現象的深度報導。
在形式上，佛蘭基想把"星期一"辦成不同於傳統報紙而更像是現代都市媒體的圖文並茂的大型刊物，在版面安排和視覺上追求衝擊性效果，借用西方新興的未來主義、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形式，甚至字母的樣式和句子的排列都別具一格。由於這份周刊聚集了古巴最有影響的作者群，它體現了古巴文化知識界革命後的動向和追求，似乎成了他們的思想文化陣地，發行量達到二十多萬份。後來，佛蘭基還以這份刊物的方針和內容為基礎開辦了一個電視新聞節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