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相對獨立自由和新潮的辦刊方針終於使得佛蘭基和官方正統的立場發生衝突。1961年六月，官方的文化委員會召開了有關《星期一》的文化工作座談會。以古巴政府文化委員會領導人為一方、以佛蘭基和數百名《星期一》的主要作者為另一方展開了辯論，卡斯楚兄弟和古巴所有高級領導人都在場。
"星期一"受到的指控包括企圖用文藝從內部分裂革命，反蘇，散布意識形態的混亂，把波蘭和南斯拉夫的非社會主義觀點引進古巴，為西方的腐朽文化代言，等等。一開始，佛蘭基以為這些指控的背後策劃者是親蘇的勞爾和領導集團中從原來的古巴共產黨領導人中吸收進來的成員，他們企圖在古巴建立史達林主義的文化統制政策，所以他希望菲德爾說句公道話。但很快他就清楚了：這場"座談會"正是菲德爾親自發動的。
座談會開了兩個多星期，菲德爾最後做了總結性發言，後來成為古巴文藝工作的指導方針。他說圍繞《星期一》產生的爭論，提出了重要的問題：在革命的古巴，作家和藝術家有沒有表達自我的自由？藝術的標準又是什麼？菲德爾說有人擔心革命會損害創作自由，但是只有那些還沒有把自己真正和革命結合起來的知識分子才會有這種擔心。在革命的古巴，藝術的形式上的自由始終沒有限制，但內容的自由是有限制的。一個真正的革命藝術家必須始終把革命的任務放在個人的創作之前。所以在古巴，藝術的標準是革命而不是美學。在古巴，藝術家只有參加革命才能獲得權利。他在會上說了一句堪稱經典的名言：藝術家"和革命相結合，就有一切；離開革命，什麼都沒有。"
這次座談會和卡斯楚的講話宣布了《星期一》和以它為代表的自由創作的命運：革命初期相對的自由化結束了，菲德爾現在開始抓新聞和文藝工作了，知識分子逐漸被收編進體制，自由業者消失了。三個月之後，《星期一》和那個電視節目都被停辦。此後不久，菲德爾發表指示，佛蘭基不再擔任"革命報"的主編。值得一提的是，一年以後，古巴共產黨報"今日報"為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西班牙文版在古巴發行發表文章，說"菲德爾·卡斯楚在去年6月30日對一大批古巴作家和知識分子發表的'對知識分子的講話'"基本上和中國領袖的觀點一致。
7法制與食品的雙重短缺
在《我的回憶》中，佛蘭基描述了古巴革命後短短兩三年間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劇變，以及這種劇變在心理和道德層面上的深刻影響。正是這些劇變和影響使得他與革命日益離心離德。法制和食品的雙重短缺就是一對看上去似乎無關但實際上密切相連的現象。
法制的缺失指的是革命勝利後，"七·二六"運動從最初對巴蒂斯塔政權人員的大量鎮壓到後來對一般的社會治安問題也用專政的手段去解決，在佛蘭基看來造成濫殺和恐怖。佛蘭基說，1959年一月，由菲德爾同意的未經任何審判就由各地游擊隊對舊政權的軍警人員執行的死刑非常普遍，流行的政治術語就是"把他拉到牆邊去！"有一個游擊支隊的隊長甚至在電視新聞的鏡頭前對一個舊軍官執行死刑，全國觀眾都看到死者腦漿迸裂。勞爾在聖地亞哥甚至把一個趁機搶劫的團伙全體執行死刑。
過了幾個月，菲德爾召集了會議，決定對各地的游擊隊發出通知，停止死刑，建立起碼的司法程序。但勞爾堅決反對，在會上和菲德爾發生了衝突，佛蘭基目睹了這罕見的一幕。當勞爾最終同意這個決定時，佛蘭基得知他對別人說："等我的隊伍收到這個命令時，正好最後一批死刑剛被執行。"
當時古巴城鄉都可以聽到"巴列東"（paredon)這個詞。巴列東在西班牙文中原意為牆壁，現在轉義為判處槍斃，這是從殖民地時期就存在的，只不過革命後更普遍罷了。中國詩人郭沫若1961年2月訪問古巴，當時風傳美國要入侵，政治氣氛緊張，郭沫若對此有詩云："人民鬥志氣如虹，萬眾齊呼巴列東"。
佛蘭基說，剛進城的時候，出於對舊政權軍警人員的憤恨，自己也同意對他們執行死刑，但沒有想到這種極端手段會失控。他說：問題還不在於那些被殺的人是否該殺，而在於那些殺人的人一旦學會和適應了殺人之後是否會停下來，是否需要不斷尋找新的死刑對象。回顧歷史，打游擊的時候，菲德爾命令不准虐待俘虜，給他們治療，提供食品，曉以大義，再行釋放。當時佛蘭基認為這是真正的人道主義，但一旦奪取了政權，這一套優待俘虜的政策就完全被死刑和長期監禁所取代，甚至對那些主動投降者也是如此。
革命初期建立的國家專政機器和暴力很快就成為常態，一般社會治安問題也用大規模逮捕和突襲來處理，成了政治打擊。哈瓦那有幾個街區，尤其是靠近中國城的地段，集中了夜生活的場所，也有文人藝術家居住和工作，是各色人等出沒的地段。為了清理這些街區，新政府發動了代號為"P"的嚴打行動，在一個晚上突然調集了大量武裝人員和車輛將那裡封鎖，沒有攜帶身份證的人員或者形跡可疑者全部投入監獄再行甄別。佛蘭基的一些朋友也受到逮捕，他不得不出面保護他們。當他前往有關部門去交涉時，才明白這次行動的部分目的是針對同性戀，模仿蘇聯東歐國家對同性戀的政策，將它視為資產階級的腐朽生活方式。但在古巴，同性戀一向不少見，雖然受到社會的嘲笑甚至鄙視，但卻從來不是罪行。
就在法制缺失的同時，一度由政府慷慨揮灑的生活物資忽然也變得十分緊缺。佛朗基說：一覺醒來忽然發現什麼都沒有了：咖啡、大米、糖、肉、豆類、牛奶、水果，什麼都要配給，當時革命成功才兩年。菲德爾提出食用一種薯類的根莖，類似中國人說的瓜菜代或草根樹皮，是游擊隊在山裡充飢的。甚至連香蕉和柑橘這些常見的熱帶水果也缺貨。古共領導人多鐵戈斯（革命後加入"七·二六"領導集團）出面宣布柑橘是"資產階級的水果"，佛蘭基說這真是打破了政治諷刺的記錄。
一個熱帶食品的天堂為什麼在短短兩年裡會變成配給制的王國？佛朗基說原因第一是政府對生活物資大大降低價格的政策人為刺激了消費，兩年內耗盡了儲存物質，不但肉牛連奶牛都被吃光，這很像中國人不久前從在公社食堂敞開肚子吃飯到連種子都沒剩下的經歷；第二是對農場和畜牧場的國有化使得大量業主出走，派去管理的是城裡的外行，導致產量大降；第三是對商業的"蘇維埃式管理"，他舉哈瓦那一個歷史悠久的大規模農貿集市為例，本來那裡由自由貿易的規則自發調節，井井有條，什麼都有。但派去管理的幹部是一個老資格的古共成員，他充滿自信地說要把自由市場變成"紅色市場"，於是把整個市場"蘇維埃化"，硬劃成條塊，結果每個攤位前都排起了長長的隊伍。
生活物資的短缺造成了嚴重的社會不滿。馬坦扎斯省的卡迪那斯地區1961年爆發了由貧苦婦女發起的示威遊行，她們敲打空空如也的鍋碗瓢盆，高呼要糧食和食品，被調來的安全部隊鎮壓了下去。佛朗基也前往觀察，受到很大刺激。
8和高爾基相反的人生軌跡
1961年春天的豬灣事件之後，菲德爾公開宣布自己站在蘇聯社會主義陣營一邊。佛蘭基說："我知道自己的立場是什麼。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我相信民主和人的尊嚴，我是古共和蘇共的敵人。我通過'革命報'發表的言行是很清楚的：我們反對用軍事方式執政，支持發展文化和藝術，支持自由工會，對同性戀容忍，反對各種形式的恐怖。我的敵人指控我從內部分裂革命……到了1963年，我感覺一個歷史性的時期結束了，'革命報'也該壽終正寢了。"
1964年初，他應邀參加紀念古巴革命五周年的晚會。在會上，他明顯感到自己已經成了異類，和勞爾以及多鐵戈斯等人發生了正面衝突，勞爾甚至威脅說要把他"拉到牆邊去"。離開會場後，他在哈瓦那街頭倘佯，留下了這樣的描繪：
"我神經緊張，需要在外面走走放鬆一下。我走在昔日熱鬧的熱帶集市街區，可集市消失了。沒有魚。沒有水果。沒有鮮花。這些都去哪兒了？'社會主義市場'空空蕩蕩，只有官僚主義和外觀的醜陋。整個城市變得海地化了【海地是加勒比最貧窮的國家】。很多人家在陽台上放個籠子，裡面養幾隻雞。只要外面有一點土地，居民就種上蔬菜，而在革命前只有華人才這麼做。空氣里的鹽分正在毀掉房屋的牆壁，但再沒有人去刷上油漆。離天亮還早，但人們已經為了得到一點麵包和咖啡開始排隊……天漸漸亮了，過去的一切像放電影一樣在我眼前閃過……1959年一月，當從馬埃特臘山上下來進聖地亞哥城時，我真該多想一想。菲德爾說他會懷念戰爭年代。我知道我不會，但現在我知道我會懷念另外一個東西—我曾經為之鬥爭的未來。"
這就是佛蘭基對古巴最後的描繪和心情。作為被嚴格監視的對象，他並沒有交代自己究竟是何時和怎樣離開古巴的，給讀者留下了一個謎。他離開古巴後去了義大利，在那裡隱居，直到1968年八月表態反對古巴支持蘇聯入侵捷克，和菲德爾公開決裂。
此前半個世紀，由於編輯和出版"新生活報"批評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克執政後的極端政策，高爾基獲得列寧的許可離開蘇俄，在義大利定居，但1928年在史達林的盛情邀請下從義大利回歸故國，從此成為史達林體制下的超級文豪。對比之下，佛蘭基從編輯"革命報"始，以去國他鄉在義大利定居終，其政治生命的軌跡正好和高爾基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