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頓：大多數政治體系，包括中國自文化大革命後，確實是在危機時期推動改革。當出現嚴重問題時，被迫推動改革。顯然，這適用於1978年、1984年和1993年，這可以說是對中國共產黨行為的一個相當好的概括。
很顯然，自2022年以來，家庭對經濟的期待和看法出現大幅惡化。年輕人很難找到工作，收入增長較慢，他們對收入開始缺乏信心。當然，最重要的是，因為房價大幅下跌，他們遭受了巨大的財富損失。從某種意義上說，目前陷入一種危機，但這不是（此前）那種根深蒂固的、基礎經濟能否繼續運轉的危機，（現在）經濟還在運轉。
考慮到習近平明確希望把國家資源和注意力集中在與美國的科技戰中，以擺脫中國對美國主導、控制的技術的依賴。這（目前經濟狀態）是他想要的，他不在乎中國消費增長的速度。因此，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一種半危機，它不是真正的危機，因為領導層基本上在推動他們想做的事情。
但在這次三中全會之前，我們看到了相當多關於當前經濟政策問題的公開討論，我們甚至看到相對激進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周其仁，被邀請到政治局會議進行小型講座，這是個讓人驚訝的發展。很顯然，對當前經濟政策感到不滿意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被授予更多討論的自由，當然，他們非常、非常謹慎地討論中國應該有什麼不同的做法。這發展非常有趣，不過，所有這些討論都無法轉化為具體政策。
我認為習近平非常高興他能夠執行他自己心中的政策–-建設一個完全可以對美國壓力絕緣的高科技經濟體–我認為這種想法，很大程度是受到了西方國家（包括日本）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反應的影響。
記者：很多人認為經濟增長為共產黨帶來合法性，從這個角度來說，習近平會不會為了共產黨執政合法性而推動改革呢？
諾頓：習近平像任何人一樣，希望可以兩全其美（既要又要）。他會說我們必須這樣做。在我們的（經濟）防禦方面，這樣我們就不會因為來自美國的壓力而脆弱；比如說，如果我們決定攻打台灣，我們不希望經濟處於會因美國制裁而崩潰的任何情況。
目前引人注目的是，人們似乎被鼓勵，或者至少被允許更加開放地發表意見。看起來（共產黨）確實有一種體認：不說我們不想這麼做，也許我們走得有點太遠了，也許有一些方法可以兩全其美。而且，有這麼一個新口號，「新質生產力」，每個人都納悶這是什麼意思？但它混入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東西），這有什麼意義呢？看起來真的有點荒謬，但是它的一個奇怪之處是，大約80%的情況下，當提到這個時，下一句是「我們需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這是最不馬克思主義的說法了，因為「全要素生產」是經濟學家說的，經濟學家說你拿出你衡量生產力的輸入要素、勞動力和資本，然後你衡量從中得到的產出，增加得越多,全要素生產率越高。
因此，換句話說，大約一年來，習近平一直在說，我們正在做正確的事情，我們正在朝正確的方向努力，但確實我們為人民做的沒有得到足夠的回報。如果你深入理解，這就是他在說的。所以，我想在某種程度上，當然，他們進入這個三中全會，他們會說，我們會試著推動改革，將為人民提供改革，讓他們過得更好,這有點像此前黨從改善人民生活中獲得的合法性，也就是我喜歡形容的「奇蹟增長時代」。所以，我認為我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他們會這麼說。但我們也可以非常清楚地說，他們不會改變任何關於保護中國經濟免受危機的基本政策。如果你讀習近平的演講，他說要過緊日子，他認為這是長遠的最佳選擇，你需要在短期內吃苦撐過去。他說的是：中國人民不需要每年消費增長百分之六來支持共產黨，我們比你們更清楚，我們正在建設這種長期更具韌性的經濟體，而且這是最好的，我自己稱之為「高質量經濟增長」。
我個人對此也不是很看好。但是你知道嗎？我認為他在這方面非常清楚。關於三中全會，我們能說的一件事是，「他們會試著兩全其美」。但這意味著什麼？在實際制度變革上意味著什麼？在實際激勵機制改變上意味著什麼？對於在系統中工作的人們來說，他一直在積極地改變激勵機制，這樣人們就不會把賺錢作為主要或壓倒一切的動機，他希望人們致力於他想推動的各種議題，而且他聰明的實際改變激勵機制。在即將到來的三中全會上，我們看到這種情況會有所改變嗎？我不這麼認為。我看到他想要更多的兩全其美，但有沒有辦法實現更多的兩全其美呢？我不看好。
記者:這樣下去，中國經濟會撞上牆嗎?
諾頓：這裡沒有牆。華盛頓有很多人認為中國經濟已經達到了巔峰，或者認為中國經濟處於根本性的深度危機中，但我認為這些說法都不正確。系統性經濟表現不佳是因為人們被給予了錯誤的激勵，而人們則會對這些激勵做出反應。目前這些激勵在傳達什麼呢？就是不要從事金融工作，這個行業不再那麼有利可圖，而且風險很大。當人們在面對這些激勵做出適當的回應時，他們會說，「那我就少度假一些吧，多存點錢，盡力重建我的財務狀況。」
記者：中國目前經濟情況和日本泡沫破滅後是否有些類似？
諾頓：中國目前經濟情況與日本確實有些結構上的相似性，處理房產危機的（應對）質量非常差，與日本在1990年代對其金融危機的反應有些相似之處，兩者都發生在超高速增長期結束之際。兩者都對資產價值的崩潰做出「讓我們試著控制一下，我們並不真的需要做太多事，試圖掩蓋問題」的反應。因此在這方面存在相似之處，但也有很多差異。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中國繼續將其經濟的巨大比例投入建設中。
我們很難追蹤投資與國家政策的關係，但中國將國內生產總值的40%投入到新投資中，這比日本任何時候都要多得多。當然，這裡面一定存在巨大的浪費。但是，儘管如此，這仍然是一種動態量能，你可以在中國看到高鐵現在的情況，它已經完成了；電網也已經得到更新。他們之所以能做到這些，是因為他們在系統內投入了如此多的資金，比美國多得多，順便說一句，你拿中國的投資率乘以其經濟總量，與美國的投資率乘以美國的經濟總量進行比較，中國的數字要大得多，這是很重要的區別。另外，日本和中國的政治體制完全不同，所以要說中國經濟正經曆日本90年代的階段，也不太能類比。
記者：那如果現在經濟是系統性表現不佳，那這會持續多久？像日本幾十年衰退嗎？
諾頓：習近平不會永遠是中國的總書記。很多人看到了他政策帶來的代價(cost），特別是在2022年4月（因應新冠肺炎的清零政策）。所以，我們無法下結論,我個人認為，中國經濟的基本力量仍然相對健康，經濟還能非常有效的回應重大政策和政治變革。
但在某些方面，過去幾年最令人震驚的事情是，共產黨恢復了我們曾以為永遠消失的反資本主義和反商業主義。他們確實有革命黨的傳統，一些口號四處飄揚。但是，90年代之後，如果說有什麼問題，那就是黨的官員與商界之間過於親近，對吧？所以我們以為這已經是新常態了，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習近平居然恢復了一套反商業、反資本主義的政策，讓人們感到害怕。黨會扭轉這一局面嗎？如果不是在習近平的領導下？正如我說的，他不會永遠擔任黨的總書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