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第三件事情是非常明顯的，那就是當習近平試圖執行其中一些改革政策時，他總是會經歷一些短期的經濟動盪，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每次遇到經濟動盪，他就會縮回去。所以，很明顯，從許多經濟學家稱之為「顯示性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的邏輯，（註：顯示性偏好是觀察消費者的行為理論，經濟學家認為觀察消費者不是看他們說想要購買什麼，而是他們實際上花錢買了什麼）來看習近平的改革，在2013年三中全會之後，習近平的顯示性偏好是，在經濟問題上，避免破壞現狀無事生非，不要做任何可能引發潛在不穩定的事情。因此，我們在宏觀經濟的三個最基本領域看到了這一模式。首先是（他的政府）給予股市更大的影響力，結果導致了一個荒謬的泡沫，然後破滅了，習近平於是就撤銷了這股市改革。
其次是試圖在國際上開放資本帳戶，這導致了大規模的資本外流，特別是一些與政治權力相關的企業集團，它們把大量資金轉移出國，隨後政策被收緊。
第三個領域，甚至最神秘的是財政改革方面，實際上，2013年的三中全會並沒有特別強調財政改革，因為人們認為這個改革已經被決定要執行，本來計劃是分為三個階段進行財政改革，第一階段是由技術幕僚來實施，但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從未實施。我們不清楚具體原因。因此，這三個與2013年經濟改革相關的重大失敗點都顯而易見。
記者：很多中國人根據歷史經驗相信「只要進入危機，共產黨就會被倒逼改革」，因此他們一直期待著改革的發生，您怎麼看？
諾頓：大多數政治體系，包括中國自文化大革命後，確實是在危機時期推動改革。當出現嚴重問題時，被迫推動改革。顯然，這適用於1978年、1984年和1993年，這可以說是對中國共產黨行為的一個相當好的概括。
很顯然，自2022年以來，家庭對經濟的期待和看法出現大幅惡化。年輕人很難找到工作，收入增長較慢，他們對收入開始缺乏信心。當然，最重要的是，因為房價大幅下跌，他們遭受了巨大的財富損失。從某種意義上說，目前陷入一種危機，但這不是（此前）那種根深蒂固的、基礎經濟能否繼續運轉的危機，（現在）經濟還在運轉。
考慮到習近平明確希望把國家資源和注意力集中在與美國的科技戰中，以擺脫中國對美國主導、控制的技術的依賴。這（目前經濟狀態）是他想要的，他不在乎中國消費增長的速度。因此，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一種半危機，它不是真正的危機，因為領導層基本上在推動他們想做的事情。
但在這次三中全會之前，我們看到了相當多關於當前經濟政策問題的公開討論，我們甚至看到相對激進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周其仁，被邀請到政治局會議進行小型講座，這是個讓人驚訝的發展。很顯然，對當前經濟政策感到不滿意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被授予更多討論的自由，當然，他們非常、非常謹慎地討論中國應該有什麼不同的做法。這發展非常有趣，不過，所有這些討論都無法轉化為具體政策。
我認為習近平非常高興他能夠執行他自己心中的政策–-建設一個完全可以對美國壓力絕緣的高科技經濟體–我認為這種想法，很大程度是受到了西方國家（包括日本）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反應的影響。
記者：很多人認為經濟增長為共產黨帶來合法性，從這個角度來說，習近平會不會為了共產黨執政合法性而推動改革呢？
諾頓：習近平像任何人一樣，希望可以兩全其美（既要又要）。他會說我們必須這樣做。在我們的（經濟）防禦方面，這樣我們就不會因為來自美國的壓力而脆弱；比如說，如果我們決定攻打台灣，我們不希望經濟處於會因美國制裁而崩潰的任何情況。
目前引人注目的是，人們似乎被鼓勵，或者至少被允許更加開放地發表意見。看起來（共產黨）確實有一種體認：不說我們不想這麼做，也許我們走得有點太遠了，也許有一些方法可以兩全其美。而且，有這麼一個新口號，「新質生產力」，每個人都納悶這是什麼意思？但它混入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東西），這有什麼意義呢？看起來真的有點荒謬，但是它的一個奇怪之處是，大約80%的情況下，當提到這個時，下一句是「我們需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這是最不馬克思主義的說法了，因為「全要素生產」是經濟學家說的，經濟學家說你拿出你衡量生產力的輸入要素、勞動力和資本，然後你衡量從中得到的產出，增加得越多，全要素生產率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