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換句話說，大約一年來，習近平一直在說，我們正在做正確的事情，我們正在朝正確的方向努力，但確實我們為人民做的沒有得到足夠的回報。如果你深入理解，這就是他在說的。所以，我想在某種程度上，當然，他們進入這個三中全會，他們會說，我們會試著推動改革，將為人民提供改革，讓他們過得更好，這有點像此前黨從改善人民生活中獲得的合法性，也就是我喜歡形容的「奇蹟增長時代」。所以，我認為我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他們會這麼說。但我們也可以非常清楚地說，他們不會改變任何關於保護中國經濟免受危機的基本政策。如果你讀習近平的演講，他說要過緊日子，他認為這是長遠的最佳選擇，你需要在短期內吃苦撐過去。他說的是：中國人民不需要每年消費增長百分之六來支持共產黨，我們比你們更清楚，我們正在建設這種長期更具韌性的經濟體，而且這是最好的，我自己稱之為「高質量經濟增長」。
我個人對此也不是很看好。但是你知道嗎？我認為他在這方面非常清楚。關於三中全會，我們能說的一件事是，「他們會試著兩全其美」。但這意味著什麼？在實際制度變革上意味著什麼？在實際激勵機制改變上意味著什麼？對於在系統中工作的人們來說，他一直在積極地改變激勵機制，這樣人們就不會把賺錢作為主要或壓倒一切的動機，他希望人們致力於他想推動的各種議題，而且他聰明的實際改變激勵機制。在即將到來的三中全會上，我們看到這種情況會有所改變嗎？我不這麼認為。我看到他想要更多的兩全其美，但有沒有辦法實現更多的兩全其美呢？我不看好。
記者：這樣下去，中國經濟會撞上牆嗎？
諾頓：這裡沒有牆。華盛頓有很多人認為中國經濟已經達到了巔峰，或者認為中國經濟處於根本性的深度危機中，但我認為這些說法都不正確。系統性經濟表現不佳是因為人們被給予了錯誤的激勵，而人們則會對這些激勵做出反應。目前這些激勵在傳達什麼呢？就是不要從事金融工作，這個行業不再那麼有利可圖，而且風險很大。當人們在面對這些激勵做出適當的回應時，他們會說，「那我就少度假一些吧，多存點錢，盡力重建我的財務狀況。」
記者：中國目前經濟情況和日本泡沫破滅後是否有些類似？
諾頓：中國目前經濟情況與日本確實有些結構上的相似性，處理房產危機的（應對）質量非常差，與日本在1990年代對其金融危機的反應有些相似之處，兩者都發生在超高速增長期結束之際。兩者都對資產價值的崩潰做出「讓我們試著控制一下，我們並不真的需要做太多事，試圖掩蓋問題」的反應。因此在這方面存在相似之處，但也有很多差異。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中國繼續將其經濟的巨大比例投入建設中。
我們很難追蹤投資與國家政策的關係，但中國將國內生產總值的40%投入到新投資中，這比日本任何時候都要多得多。當然，這裡面一定存在巨大的浪費。但是，儘管如此，這仍然是一種動態量能，你可以在中國看到高鐵現在的情況，它已經完成了；電網也已經得到更新。他們之所以能做到這些，是因為他們在系統內投入了如此多的資金，比美國多得多，順便說一句，你拿中國的投資率乘以其經濟總量，與美國的投資率乘以美國的經濟總量進行比較，中國的數字要大得多，這是很重要的區別。另外，日本和中國的政治體制完全不同，所以要說中國經濟正經曆日本90年代的階段，也不太能類比。
記者：那如果現在經濟是系統性表現不佳，那這會持續多久？像日本幾十年衰退嗎？
諾頓：習近平不會永遠是中國的總書記。很多人看到了他政策帶來的代價（cost），特別是在2022年4月（因應新冠肺炎的清零政策）。所以，我們無法下結論，我個人認為，中國經濟的基本力量仍然相對健康，經濟還能非常有效的回應重大政策和政治變革。
但在某些方面，過去幾年最令人震驚的事情是，共產黨恢復了我們曾以為永遠消失的反資本主義和反商業主義。他們確實有革命黨的傳統，一些口號四處飄揚。但是，90年代之後，如果說有什麼問題，那就是黨的官員與商界之間過於親近，對吧？所以我們以為這已經是新常態了，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習近平居然恢復了一套反商業、反資本主義的政策，讓人們感到害怕。黨會扭轉這一局面嗎？如果不是在習近平的領導下？正如我說的，他不會永遠擔任黨的總書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