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1966年夏天的事，那時我才13歲半，明天我就滿66歲了。
先說幾句對文革的認識：十年前的一天，我外出辦事，走到報社樓下碰上兩位行政處的工人，問我「於姐去哪呀」？我回答後那位司機說「正好順路，帶你一段」。途中聽他倆聊天，忽然聽到「要是再來一次文革就好了，把丫整死」！剛才他倆正議論報社某領導，以前知道那個上級派來的官員不得人心，卻不清楚工人們這麼恨他。另一人說「再來一次的話，估計萬人坑都埋不下貪官污吏」。聽了這話，我心裡一驚。他倆比我小几歲，文革時可能還不記事，誤以為再來一次文革就可以整垮貪官，出出心中的怒氣。這真是太天真了！文革留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除了批鬥官員，更有大批無辜平民被逼得走投無路。比如我姥姥曾在1966年8月為逃避臉上被刺字，被迫從疾馳的火車上跳下去而摔斷腳踝爬回老家；比如好幾次半夜三更我家門被踢開，衝進一伙人用強光電筒照我一家老小，催逼著拿戶口本，查戶口；比如在欖杆市李文波哥哥家，將銅頭武裝帶強行塞到我手裡，逼我打地上跪著的幾個已經頭破血流的人；比如同一天晚上我還看到兩個女紅衛兵分贓抄家的細軟；比如幾天後我在崇文區警局看到被打死的人幾乎蓋滿籃球場的超恐怖場景；再比如1967年的一天，我小妹妹正在樓下跳皮筋，突然新華社一位名記者從4樓跳下在我小妹妹身邊皮開肉綻……這樣的事還有很多，不多占時間了。對了，再說一件，1968年學校讓我參加挨家挨戶送插隊通知書，通知上寫有「光榮」字樣，但是所有收到通知書的親屬表情都如喪考妣。那天下午，在北京崇文區花市大街某胡同，一位即將成為插隊生的媽媽，在我剛要轉身還沒離開時就沖我「呸」的一口，落荒而逃的我頓時明白插隊對家庭意味著什麼，「光榮」二字多麼虛偽。總之，自身經歷使我對文革深惡痛絕，惟願文革及產生它的暴力土壤被徹底剷除。
第一部分：文革初起
1966年6月的一天下午，北京49中初一(1)班的38名學生正在教室里上書法課，突然學校操場上的高音喇叭響起來，校園廣播站的播音員亮開大嗓門念《人民日報》社論，接著喊：「同學們，我們要緊跟毛主席，不當修正主義小綿羊，走出教室投身文化大革命！」我們驚愕地聽著，教室里躁動起來，兩個男生帶頭起身離座，嗷嗷叫著跑出教室，我收起毛筆也奔向操場。在這之前，1965年9月，根據我填報的第三志願，我被北京49中錄取成為該校的住校生。我們初一年級平日上午有語文、代數、英語等主科，下午有珠算、書法、體育或自習課。50年後我依然清晰地記得那堂沒上完被打亂的書法課，當時我正對照著柳公權字帖用毛筆認真地練習著寫毛筆字，那是我未滿一年中學生涯的最後一節課。
北京49中是一所擁有模範教師的好中學，改名後是現在的一所重點中學——北京109中，位於幸福大街路西，馬路對面是崇文區委和區警局。一進學校大門，影壁牆後是一個標準足球場加兩個籃球場的大操場。1966年6月初，當我放下毛筆來到操場時，很多學生已經聚集在操場國旗杆旁的主席台周圍，同學們對「文化大革命」等社論里的新詞議論紛紛……從那天起，北京的中學驟然停課了，我們那撥13歲到18歲按部就班念書的中學生，變成替毛領袖衝鋒陷陣的「紅色小闖將」。我們那批人，後來被統稱為「老三屆」，我當時上初一、本該68年畢業，是「老三屆」最低一級。京城中學停課了，一大幫正能折騰又不管不顧的孩子們好像突然被卸去韁繩的馬，性子野的就開始尥蹶子踢踏甚至胡撕亂咬。
北京49中位於城南，清朝和民國年間這一帶雲集著小職員、小商販和雜工，京城有「東富西貴，南貧北賤」的傳言，其中的南貧，剛好包括我校地處的崇文區欖杆市南面那一片平房區。49年之後，各部委機關、部隊大院爭相搶占長安街及以西一線安營紮寨，我家住的新華社宿舍皇亭子大院就在其中。皇亭子緊鄰空軍、海軍總部，京西賓館、軍事博物館和冶金部、鐵道部等軍政要地。相比之下，崇文區冷清多了。1966年，我校附近僅有國家體委和空軍北京分區指揮部（簡稱北空）這兩個較大的機關。體委和北空的子弟比較生猛，運動一來成為學生領頭羊，我和初一的小屁孩兒跟著他們鬧騰。文革初我參加的第一件革命行動是跟著學哥學姐跑到北京市政府前請願，要求儘快給我校派駐文化大革命工作小組，鬧到天黑才罷休。不久工作小組進校了，指導師生們寫大字報揭發校領導。文革初學校及各單位的大字報用四個字形容最恰當——鋪天蓋地。工作組進駐後，我校的大字報同樣鋪天蓋地，花樣百出。揭批校領導之餘，連不少普通教師也被欲加之罪的大字報攪擾得苦不堪言。我也跟著做過揭批班主任老師的壞事。我們班主任名叫張基蘭，一位仁慈和藹的中年女老師。她教授中文語法中規中矩，閱卷也盡職盡責。不足一年裡，她曾兩次在班上當範文念過我的作文，評語也以肯定式的鼓勵為主。結果當運動來襲，我竟然隨波逐流恩將仇報，在班級揭批張老師的會上胡亂發言。
記得那次揭批會剛一開始，有人說「張基蘭出身剝削階級家庭，名字中的基，表明她信仰基督教；名字中的蘭，表明她信仰伊斯蘭教」。這麼荒謬的斥責，我當時卻信以為真，認為張老師是藏在教師隊伍里的階級敵人。當同學們踴躍怒揭張老師「罪狀」時，我竟然也發言把張老師對我的指教說成「鼓勵我走白專道路」。同學們紛紛把上中學後的負面情緒推給無辜的張老師，當時我們都胡說些什麼已經記不太清楚了，總之是煞有介事義憤填膺。我班多數同學都加入這缺德的聲討，越到後面越胡說八道。那次會後，班裡幾個同學連家都不回了，連夜分工寫大字報，有位男生發誓「不寫滿60頁，我就剃禿瓢兒」！據說最終並沒能湊夠60頁「罪狀」，但揭批班主任張老師的大字報，篇幅創了我校紀錄，圍著教學樓轉圈貼出後，輿論譁然。張老師倒大霉了，被學校造反派罰做苦工。這事太缺德了，每次想起來都恨自己，班裡其他同學也悔恨不已。
1990年10月中旬，我班同學湊錢買了一對景泰藍花瓶，開車到張老師的家門口接上她到京郊懷柔慕田峪長城和雁棲湖郊遊，同學們簇擁在張老師身邊。午後我們鄭重地以瓶謝罪，當面向老師真誠道歉，彌合當年愚莽給老師心靈造成的重創。張老師極盡師恩給以寬容，說「哪裡能怪你們，你們那時還是小孩子」！聽了這話，淚水突然湧出，我轉過頭不去擦，讓熱淚洗滌心底的恥辱。
迫害老師，是天底下最無恥的行徑。文革初期，我們那撥喝階級鬥爭狼奶長大的學生們無可饒恕地犯下過此罪，天人共怒百身莫贖！後代當牢記此深刻教訓，尊師重教天理良心。當年我們49中的4座樓房，全被層層刷新的大字報覆蓋著。我校的大字報充滿對校領導和老師的無端責難與謾罵，內容大體有三類：一是亂扣帽子，比如污衊歷史老師「為封建帝王樹碑立傳」，英語老師是「為美帝唱讚歌」，教俄語是「培養修正主義苗子」，數理化老師是「鼓勵學生走白專道路」等等；第二類是小題大做、無限上綱，比如老師批評學生被定性為「欺壓無產階級後代」；第三種是公報私仇、毀人清譽，比如有人趁亂揭發某老師出身不好，愛人是右派，有海外關係等當時特別可怕的身份，有人捕風捉影造謠某老師和某某有不正當關係，莫名其妙的誹謗被大字報公布後，被害人根本沒辦法辯駁，即使辯駁也會被認為越描越黑。就是這類缺乏邏輯與無聊內容充斥在不斷刷新的大字報上。
文革初期，頭一回給我發燒腦袋潑了一瓢涼水的是第一次全校批鬥會，時間在我們班揭批班主任之前。那天大操場上烏泱泱站滿了人，被工作組劃為「走資派」的女校長、書記，被揭發有「反動言論」的教導主任，幾位校領導被反剪著臂膀押上半米多高的主席台。有人用高音喇叭帶領喊口號，「XXX不認罪就踏上千萬隻腳，讓她永世不得翻身，打倒XXX！」震耳欲聾。我站在離主席台不遠處跟著喊口號，看校領導被羞辱受折磨，耳膜都被震疼了。有人拿來剪刀當眾將女校長和教導主任的頭髮一縷縷剪掉，故意剪成半禿半糟的怪樣子羞辱她們。突然，有人拎來貼大字報用剩下的半桶漿糊，炎炎夏日，桶里的剩漿糊早已腐敗酸臭。那人風風火火大步流星上了台，一路揚播著酸臭的氣味。接下來的情景讓我忍不住「啊」叫出聲，趕緊捂緊自己嘴巴。只見那人上台直奔女校長，抬起手臂將臭漿糊傾倒在大約和他媽媽差不多年紀的女校長頭上，連噎帶嗆心力交瘁的女校長一下子癱倒昏暈過去。台下的人捂著鼻子喊「真臭！真臭！」隊列散亂開來，高音喇叭繼續傳出咄咄逼人的批判口號。實在看不下去了，想不明白為啥要如此虐待校長？不久前我們對她還那麼恭敬，幹嘛突然把她整成人不人鬼不鬼的？只覺得胸口憋得難受，我溜出操場回了宿舍。
第二部分：八月的瘋狂
工作組進校煽動批判校領導和老師，引發一些學校的學生與工作組的矛盾，大學裡最有名的就是蒯大富，中學裡有清華附中。一些學生對運動有不同看法，成立了「紅衛兵」，成員基本是機關和部隊大院的子女。幹部子女消息靈通，喜歡互通消息，紅衛兵組織從海淀區擴展到西城區、東城區，8月初傳到我校所在的崇文區。我校臨近的26中，有位北空子弟加入紅衛兵，他與我校高三劉向群大哥住鄰居，於是劉向群帶頭，8月6日我校紅衛兵正式成立。那時血統論開始蔓延，加入紅衛兵要先查出身，照葫蘆畫瓢我校紅衛兵規定，父母是老紅軍或抗戰勝利前參加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才有資格。我父母都是十幾歲入伍的老中共，我被獲准第一批加入。發給我一枚窄窄的紅袖章，開始不敢戴，幾天後聽說毛領袖支持才戴上了。8月18日凌晨，49中紅衛兵近20人排成一縱隊，徒步走向天安門廣場，站在東觀禮台上接受「紅司令」接見。毛一出現在城樓上，整個廣場立即沸騰了，「萬歲」聲聲，震天動地。當毛走向西觀禮台朝下招手時，站在東觀禮台的我們急不可耐，恨不得馬上把毛喊過來，情急中我大喊一聲「毛主席快到東邊來，我們要見毛主席」！周圍的人都喊叫起來「我們要見毛主席」，進而東觀禮台和廣場東面的人群齊聲吶喊「我們要見毛主席！」「我們要見毛主席！」聲浪震天，廣場上的人全都聽到了，城樓上的人也都聽見了，隨後毛來到城樓東側，摘下軍帽朝我們揮舞。瞬間東觀禮台和整個廣場沸騰到極點，「毛主席萬歲、萬萬歲」！那天幾乎所有人的嗓子都喊啞了，個人崇拜的痴迷如同施過魔咒一般。請注意，這種個人崇拜的魔咒一旦具備條件還會借屍還魂，吃過大虧的中國人千萬不可大意呀！因為緊跟個人崇拜的一定是殺傷力巨大的破壞和倒退。
8·18，毛澤東穿著軍裝首次接見紅衛兵，據說有百萬人參加。誰提議的、怎麼組織的我至今還不知道。那天林彪站在毛身邊高聲念講稿：「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保皇派，要反對形形色色的壓製革命的行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要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念了一堆極其煽動我們年輕人搞破壞的話。
有了這番號召，緊接著我們紅衛兵們就投入瘋狂的「破四舊」，打砸搶燒如火如荼地開始了。8·18後的一天上午，我們幾個初一紅衛兵在前門集合，沿街察看小店鋪售賣的「四舊物品」。啥是四舊？誰也說不清，只要瞧見帶「福、祿、壽」字的物品，就喝令店員：「收起來，不准再賣了！」走到大柵欄時，見到有人站在凳子上掄著鐵錘狠狠敲砸前門大街幹道上的白瓷路牌，「路牌也屬於四舊」？一時理解不了。接著看到一群東城紅衛兵從店鋪里拿來剪刀，衝到大街上將燙大波浪髮捲的婦女或留長辮子的姑娘，不由分說剪成「革命短髮」。還有人把行人穿的瘦腿褲的褲腳用剪刀豁開，喝令穿尖頭皮鞋的「脫下資產階級的火箭頭」！嚇得那人趕緊脫了鞋、穿著襪子跑開了。此情此景，看得我們幾個女孩不知所措，站在路旁發愣，盤算著何去何從。有人問：「那咱幹什麼呢？總不能這樣回學校吧。」這時，一輛公共汽車開過去，靈光一閃，我掏出口袋裡的小紅書，提議「咱們到公共汽車上念語錄吧」，她們都同意了。接下來的幾天，我們分成兩人一組站在公共汽車上念語錄，很快有更多各校的紅衛兵也加入到公共汽車念語錄的活動。我們四個女孩跑崇文門到動物園那條公共交通線，整日來回穿梭。多數司機、售票員和乘客用諂媚的笑容迎向我們，使我沉浸在「宣傳標兵」的虛妄自豪中。如今回想起來，身為學生不能正常念書，卻積極散布暴力歪理邪說，也是一種罪過。「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這句話是需要記在心裡的！破四舊期間，紅衛兵為表忠心，各出奇招，除了整齊劃一穿上黃軍裝以外，還有女孩子把自己剃成大光頭的，有公開與家庭決裂脫離關係的。還有一種普遍的做法是更改名字，將原來文質彬彬或家族按輩分起的名字，更換成突出革命的名字。比如：我先是為自己起名「張雪松」，到派出所改名時警察不允許改姓，我就把父親給我的「弘」，弘曆的弘改為革命色彩的「紅」色的紅；我的朋友麥小妹改名「海雲」；王娜娜改名「王征」。66年改名潮起源，也是最著名的一起是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宋彬彬。8·18她在城樓為毛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問她「是文質彬彬的彬嗎？」宋彬彬說是。毛跟著就說「要武嘛」，結果第二天《光明日報》記者替她更名為宋要武。這之前的幾天，宋彬彬所在的北京師大女附中打死了校長卞仲耘，至今兇手逍遙法外；818毛一聲「要武嘛」，跟著大批無辜者慘遭迫害！
1966年更名後，海雲送過我一張她和弟弟小時候在頤和園的合影，120版老片。這也許是大陸民間最早的彩照吧。要不是保留了這張小照片，我早就忘了自己曾改名叫「張雪松」。在發熱病的日子裡，我們唱的是《造反歌》：「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掃黑幫。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它見閻王。殺！殺！殺——！」在公共汽車上，我們除了念小紅書上的語錄，經常背誦的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樣從容不迫，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經常唱的是當時的流行歌曲「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造反有理！」8·18後那幾天，仗著毛撐腰，紅衛兵猖狂不可一世，我也是熱病纏身自以為姓趙。記得一次外出執行「緊急任務」，我們站在路中央，高揚右手攔車，故意左臂叉腰，將那條印有「紅衛兵」三個字的袖章顯露出來。當時佩戴紅衛兵袖章的人還不多，迫於毛如日中天的權威，司機一見到佩戴紅衛兵袖章的人，無不被迫趕緊停車，紅衛兵說去哪裡司機只得放棄原來的路線先送「革命小將」去那裡。記得那次攔車後，司機趕緊調頭先送我們幾個去聶榮臻府。八月中下旬「紅小將」仗著毛司令，就是這樣囂張如匪！張狂幾天就遇到麻煩。我住的學生宿舍樓緊鄰教學樓，教學樓一層是我校紅衛兵總部，每天都有從附近拉來的「牛鬼蛇神」、「地富反壞右」在這裡慘遭毒打。後來聽說這些「階級敵人」的名單是附近街道派出所和我校對面崇文區警局提供的（據說毛授意後有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的口諭）。紅衛兵按照警方提供的門牌號闖入私宅打砸搶翻抄，並隨意將一些人押到學校私設公堂、嚴刑拷打。曾有同學叫我一起去龍潭湖小區抄家，我以「要去公共汽車上念語錄」為由推辭了。站在車上念語錄，往返不停從早到晚，一天下來感覺很累。晚上睡覺時，對面樓傳來的慘叫聲，一聲比一聲悽厲，嚇得我一次次從睡夢中驚醒。熬過兩夜後，我搬到宿舍樓另一側的房間，大熱天關上屋門，聲音才稍微小了點兒。
8月25日傍晚，念了一天語錄的我和王娜娜剛回到學校，迎面碰見紅衛兵一位負責人，神情緊張地叫住我倆，說：「女15中紅衛兵被、被資本家砍、砍傷了，形勢嚴重，咱們趕緊去支援！」不由分說，晚飯都沒吃，我倆隨即跟著去了欖杆市大街，就是那天晚上我親眼見到紅衛兵打人和分贓的惡行。趕到增援地時，崇文區欖杆市大街路北121號小樓的李文波家已被圍得水泄不通。指揮者派我們去馬路斜對面李文波哥哥的家，說「李文波哥哥比他弟弟富得多，是個更重要、更狡猾的階級敵人」。進入李文波哥哥家的院子，走進關押李家人的廂房，一個女生正掄圓了皮帶狠狠抽打李家的「當家媳婦」，吱哇的慘叫令人不忍多聽。我和王娜娜躲了出去，藏到正房李家客廳的大布幔子後面。過了會兒，兩名身穿軍裝、戴著印有「女十五中紅衛兵」袖章（凡印有校名的組織都成立於8·18之後，袖章較寬，與老紅衛兵三字窄袖章有區別）的兩個女生進到布幔子後面分東西，這時她倆沒看見蹲在牆角的我和王娜娜。只見她倆從衣褲兜掏出黃色條塊、綠色圓環等物件，認真地分成兩份，各自裝進衣袋裡。她倆分完離開前發現了我和王娜娜，惡狠狠地把我倆拉起來，訓斥一通（她們明顯比我倆年齡大），又推搡著把我倆強行推回拷打人的南屋，塞過一條皮帶。我本能地一扔，趕緊轉身逃跑，背後傳來「叛徒」「膽小鬼」的咒罵。當時充滿惶惑與羞愧，戰場上的逃兵大約也就是這種心情。
許多年後，我才了解到李文波事件的真相，這是北京大學印紅標老師努力挖掘出來的。證明欖杆市事件起因是有人揭發李文波49年前是名國軍校官，被劃為歷史反革命，當時他在剛毅胡同口修自行車養家。1966年8月下旬，女15中紅衛兵抄他家，沒抄出黃金珠寶，李文波老兩口被關在樓上，一整天不許吃飯、喝水。後來因故起衝突，李文波情急之下抄起菜刀，砍傷了紅衛兵，成為「持刀行兇」者，李文波被打死。就在那天夜裡，女15中紅衛兵把關押在校園中被剃了「陰陽頭」、折磨多日的校長梁光琪打死了。隨後，全然無辜的李文波的妻子也以反革命罪在公審後被槍斃。而那天參與抄家迫害的女15中紅衛兵成了功臣，被請上天安門城樓，陪同「紅司令」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衛兵。李文波事件後，紅衛兵迅速提出口號：「以血還血，以牙還牙，紅色恐怖萬歲！」抄家打人之風迅疾漫延，以崇文區、大興縣最為酷烈。在八月殺戮中，北京大興縣13個人民公社進行過屠殺。從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325名所謂「四類分子」以及他們的家屬子女被殺害，22個家庭被滅門，受難者中有81歲的老人和出生僅38天的嬰兒。大興事件的披露，是遇羅文先生等人努力調查的成果。後來官方否定文革時，曾披露過一組數字：八月下旬，全北京市抄家3萬多戶，抄家中搶劫現金、存款和公債券高達428億元，黃金118·8萬兩，古董1000多萬件，打死約1700多人。
毛澤東那年秋天心情愉悅，說「形勢大好，不是小好」。他高興是有個人理由的。之前三年，他迫於三面紅旗給中國造成的巨大災難，不得已退居二線，眼看劉少奇主政後國家一步步走出經濟困局，人民不再餓肚子，劉少奇的威信在國內外樹起來了。貪戀權力甚於生命的毛澤東怎肯屈居二線，於是動用精神領袖之威權，號召全國人民讀毛著、學雷鋒，親自指示海量印發《毛主席語錄》。三年造神洗腦，中小學生個個對階級敵人充滿深仇大恨，對偉大領袖崇拜得五體投地。這時毛以批判海瑞罷官為先導，以支持紅衛兵破四舊打破原有的秩序，為清除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剷除中國赫魯雪夫的文革運動拉開序幕。1966年8月之後，眼看國家被攪亂成一鍋粥，從劉少奇手中奪回國家最高權力的設想就要實現了，所以毛很開心。那晚，我從欖杆市回來一夜無眠，對面教學樓被毒打者的哀號格外撕心裂肺，剛才在李家院子被驚呆、被羞辱的場面錐子般扎心。
第二天遇到我校紅衛兵領袖之一荊小飛，我說自己好幾夜睡不成覺的苦惱。小飛說「你跟我們去外地串聯吧」。串聯？我很好奇，原來京城紅衛兵誓將戰火燒遍全國，開始到外地傳播火種。小飛說，只要有帶公章的證明信，紅衛兵乘坐火車不用買車票。一想到能躲開毒打人的折磨，坐火車還不用買票，我馬上同意跟小飛他們去外地串聯。接下來幾天，我們跑謄印社，印了十幾捆傳單，有兩報一刊社論，有三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有反人性的「紅色恐怖萬歲」，都是煽動暴力、背棄文明的文章，那些文章在「紅八月」風靡一時。8月30日那天傍晚，12個紅衛兵拎著剛印好的一捆捆傳單出了校門，走進學校對面的崇文區警局。隊長荊小飛讓年齡最小的我留下來守護一大堆傳單，他們分頭去找車。那時太陽已落山，我站在區警局大門南側籃球場旁邊的小路上守著那堆傳單，突然聽到嘶啞聲朝我喊話：「給點水，給點水……」循聲望去，昏暗的路燈下，見到一幕慘絕人寰的恐怖場景，有個滿頭滿臉血污的重傷者望著我，在他身後臥著一片死於和平年代紅色風暴的冤魂，偌大一個籃球場，近五分之四的地方被橫七豎八疊放著的死屍覆蓋了，刺鼻的血腥氣隨風飄來，催人慾吐。嚇得我一身雞皮疙瘩、心撲通撲通狂跳，魂飛魄散之時，海雲回來了，她也看見那瘮人的慘景。40年後，2006年8月6日，49中老紅衛兵聚會，我倆又回憶起那恐怖一幕，儘管事情過去了40年，我倆還是忍不住打起寒顫。
那天晚上，我們一行12人從北京火車站登上開往上海的列車，踏上大串聯的旅途。8月31日，紅八月最後一天，我們坐在火車硬座上閒聊天。火車剛開出去一小會兒，還在市區里，突然咣當一下火車急停下來。我們把頭伸出車窗去看，司機和另一個人沿車輪查看後，用鐵鉤勾出一個臥軌自殺的人，拖拉到鐵軌外側，火車接著向南開。乘客們見怪不怪地回到座位上，那些日子，自殺已經不屬於偶發事件啊！我們接著聊天，初二的一名學生嘲笑我不會罵人，當紅衛兵「不及格」。我就跟著學罵人，他一字一頓教我。開始我說不順溜，周圍人笑得前仰後合。罵人，是文革初期紅衛兵和造反派的標配。紅八月最後一天串聯途中，我很努力地學會罵人，一張口媽不離口。直到年底回家後被姥姥好一通修理才扳過來，淨了嘴。幾年後進工廠，有段時間舊病復發，嘴裡又不乾不淨的，好不容易才戒除。就這樣，在罵聲中，我的紅八月結束了。
能想像嗎？貌似清純的女孩，1966年時竟然一開口髒話連連。文革就是這樣害人呢！
作家馮驥才先生說：「由於上千年封建政治的高壓，小百姓習慣用抹掉記憶的方式對付苦難。但如此樂觀未必是一個民族的優長。歷史的過錯原本是一宗難得的財富，丟掉這些財富便會陷入新的盲目。」茅于軾先生說：「不敢說真話是個人的恥辱，不能說真話是時代的恥辱。」世間最可怕的不是壞人囂張，而是好人沉默。正是由於好人沉默，所以壞人才敢作惡。我們要汲取十年浩劫的教訓，不跟風不作惡，為國家進步貢獻一己之力。
2018年12月25日晚
摘自《黑夜豆燈——文史講堂講座集》，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23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