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舉一例，在2019年末的武漢疫情中，作家方方，受到了中文網際網路的一致口誅筆伐，認為其在美國出版《武漢日記》是賣國行徑，幾乎當時所有的民眾，都認為方方是在故意醜化政府，故意渲染中國疫情危機，當時甚至有人要揚言要殺死方方。當時這些民眾，必然是懷著「拳拳愛國心」，來對方方口誅筆伐的，不過時代過去了，他們作為疫情時代的受害者，是否反思過自己的這些所謂愛國之心？是否真正有後悔過自己對於方方無端地辱罵傷害呢？在專制制度下培養起來的中國民眾，總是從一個愛國情感，走向另一個愛國情感，卻鮮少能夠痛定思痛，真正地理性總結歷史中的問題，以求避免將來再次重蹈覆轍。專制制度下的中國民眾，必然是善忘的，他們面對歷史的危機，總有一味絕對好用的靈丹妙藥：愛國。
為何說「非理性」的愛國，必要會走向暴力？何謂「非理性」的愛國？我們可以這樣總結：凡是不允許反思的愛國，便是非理性的愛國。有以下表現：1、愛己國同時恨他國；2、不允許反思「愛己國」行為的正當性（比如批評社會，批評政府政策，受到政府不公正待遇進行申訴）；3、不允許反思「恨他國」行為的正當性（比如反思隨意殺害日本人的行為是否正當）。再論為何必然走向社會暴力？被引導的「非理性」的愛國，通常會作為外交手段的一種輔助工具，但是它並不能成為發生戰爭的充分條件，因此這種不斷被渲染的「非理性」的愛國暴力，通常只會蔓延為社會內部的一種普遍暴力，通常傷害的，只是本國的人民。而且由於非理性愛國的定義中的「不能反思」本質，便決定這樣的愛國，一定會走向極端化、妖魔化與暴力化，甚至會演變成一種狂熱的「宗教」戰爭。（就好比抗日神劇，是一種不能被反思的絕對正確的愛國，在這一前提下，必然會滋生出褲襠藏雷、手撕鬼子這樣的雷人劇情。）比如12年前的西安「U型鎖」事件，砸車人蔡洋便是借著愛國的名義，用U型鎖砸向開著日本豐田車的車主李建利。再比如本次蘇州刺殺日本母子事件，最終是保護日本母子的中國人胡友平被兇徒刺死。所以我們說，通常非理性的愛國導致的最終結果，是瀰漫在社會內部的一種對於本國同胞的一種暴力。
非理性愛國、極端民族主義的結果是什麼？
非理性愛國和極端民族主義，通常有三種結果；第一種，輕度的，會造成社會內部互相傷害的暴力，民眾藉機宣洩對社會的不滿，並蔓延為暴力事件；第二種，中度的，瀰漫的社會暴力造成內部社會動亂，或造成對外的重大外交事件，這一階段可能會產生某些極右的組織，結果是會被鎮壓；第三種，重度的，通常會重創本國政府甚至造成其倒台，對外則走向軍國主義與戰爭。
那麼我們不禁要問，在今天，是否還會有義和團——聲勢浩大的有組織的非理性愛國團體？
可以說，情況不容樂觀。義和團的產生背景，是治理混亂的清末社會，人們借愛國救國之名，團結起底層的民眾，進行殺洋人保滿清的社會運動，義和團的這種凝聚力量，恰恰是非理性的愛國情緒。現在中國社會的經濟問題、房地產問題、基層治理問題、制度問題逐漸凸顯，政府在拼命地維穩、救市，但同時社會基層的治理越發混亂，失業率高，民眾普遍房貸纏身，甚至有很多爛尾樓的問題，直接影響到民眾的生活、生存，而這些問題幾乎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決。從今年年初並發的自殺事件、暴力事件、仇殺外國人事件，已經顯示社會正在走向混亂之中，而這，恰是「義和團」——非理性愛國者滋生的溫床。
我們怎麼面對，或者避免非理性愛國以及極端的民族主義？
在社會混亂的時期，通常會產生這種非理性愛國情緒，甚至極端的民族主義，在某種層面上來說，這是難以避免的。政府控制社會的手段，通常難以按照理性的建議立刻做出恰當的調整，而政府陷入到治理危機時，也通常會用非理性的愛國情緒飲鴆止渴，這就更加放大了他們的「暴力」。正如前面所說，非理性愛國的本質是「不允許反思」，因此我們能做的，便是對社會中所瀰漫的非理性愛國聲音，以及所造成的暴力事件，我們要能夠勇敢地站出來發聲、分析，引導民眾反思，以期能夠給狂熱的極端民族主義降溫。但是如果時代潮流走到並非一二人所能扭轉，那麼我們能做的，或許只有自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