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美國前總統川普，以總統候選人的身份在賓州的一場競選的群眾集會上遭遇暗殺，倖免於難，引爆熱議。我找出2011年12月18日發的一段推文：「甘迺迪講過，暗殺是民主的代價。因為在自由民主的社會裡，任何人，哪怕是政府的最高領導人，也不能用公開的方式去封住異議者的嘴巴。專制統治者則不然，專制者封口的手段太多了。民國時期的暗殺比49年後多，現在俄國的暗殺比中國多。這不說明民國比現在更黑暗，不說明俄國比中國更黑暗，而是相反。」
我記不清是在哪裡讀到甘迺迪這句話的了，這次查了半天也沒查到。但我可以確定是有這麼一句話，是不是出自甘迺迪我不敢確定。當年就是看了那麼一眼，過目不忘。好在不是寫學術論文，不註明出處也無妨。這話是不是甘迺迪講的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句話本身。它揭示出一個人們很少注意到的方面：有暗殺當然不好，可是沒有暗殺卻很可能更壞。
對暗殺不可一概而論。荊軻刺秦王，施陶芬貝格刺殺希特勒，無疑是符合道義的，但實際情況是，正當的暗殺是很難發生的，發生較多的暗殺常常沒有道義正當性。實際情況是，暗殺發生的多寡，並不取決於暗殺的對錯，而是取決於實行暗殺的難易。
專制國家就很少暗殺，越專制就越少暗殺。一方面，專制者可以用多種手段扼殺挑戰者。專制者可以明殺，因而不必暗殺。明殺無疑比暗殺壞得多。另一方面，專制者又可以使用各種手段保護自己，以避免自己遭人暗算。專制者行蹤詭秘，防衛極嚴。如李承鵬所說：「但凡首長視察，我們這兒沿途住戶的煤氣罐都得控制妥當，近距離接觸的人得被層層政審，他們恨不得連路邊的樹也審查一遍內心想法。別說帶槍了，長成孫紅雷那樣都不讓經過」。民主國家則不然。在民主國家，政治領袖不可能受到那麼嚴格的保護，尤其在競選期間，你的行程是事先就公布的，你必須和真實的民眾、而不是群眾演員有直接接觸和互動，雖然有保鏢但不可能太嚴。很多競選的群眾集會是在露天進行的，安全工作要做到萬無一失更是困難。
在美國兩百多年的歷史上，發生過多起總統或前總統或總統候選人遭遇暗殺的事件，其中有四位總統遇刺身亡。他們是：亞伯拉罕·林肯（1865年4月14日）、詹姆斯·加菲爾德（1881年7月2日）、威廉·麥金利（1901年9月6日）和約翰·F·甘迺迪（1963年11月22日）。另外還有九位遭遇暗殺而倖免於難。其中一位是西奧多·羅斯福，即老羅斯福。和這次川普的情況很相像，老羅斯福也是前總統，也是以總統候選人的身份在競選活動中遭受暗殺，受了輕傷。老羅斯福很勇敢，硬是輕傷不下火線，堅持把競選講演講完。
美國發生過這麼多起總統或總統候選人遇刺事件。我以為這和美國實行總統制有一定關聯。實行內閣制或曰議會制的民主國家就較少發生此類事件。我在《中國宜採用內閣制》（1993年2月）一文里曾提到這一點。在總統制下，（1）總統選舉具有零和遊戲的性質，（2）總統一身兼任國家元首與行政首腦，擁有很大的權力，（3）總統一經選出就很難替換。這意味著，總統不但目標大，而且殺死某個總統或某個總統候選人，有可能使整個政局發生改變。內閣制（或曰議會制）則不然，總理沒有總統的目標大，另外，殺死某個總理或某個有可能成為總理的反對黨領袖，通常對整個政局不可能產生重大的改變。這就是說，總統制下，政治領導人被暗殺的誘因，要比內閣制更大，因此發生的概率也就更大。我主張未來民主中國不採用總統制而採用內閣制，這也是理由之一。
在美國，總統或總統候選人遭遇暗殺的事件多，也和美國的槍枝泛濫有關。
1981年里根總統遇刺，里根受傷很輕，但同行的白宮新聞秘書詹姆斯·布拉迪受傷很重，終身癱瘓。此後，布拉迪致力於推動更加嚴格的槍枝管制，通過了一項要求對槍枝購買者進行背景調查——包括有無前科或精神障礙——的法案（里根遇刺案的刺客欣克利被法院認定為精神錯亂）。
這次川普遇刺，刺客使用的是AR-15半自動步槍。這種步槍功能強大，超出自衛的必要，在市面上很流行，民間至少有好幾百萬支。在川普遇刺案發生後，拜登提議禁止AR-15半自動步槍。早在今年4月，賀錦麗就提出要禁止進攻性武器。但由於川普和共和黨都很反對嚴格控槍，因此這些提議能否通過，那還很難說。
迄今為止，在美國發生的針對總統或總統候選人的暗殺事件，刺客基本上都是「獨狼」或很小的團體，有的還有精神障礙，使用的武器基本上都是一般人在市面上就可以買到的武器。據此我們可以推斷，如果對購買槍枝者進行背景調查，如果對進攻性武器的購買實行限制，那就會減少這種暗殺事件。
這次川普遇刺，特勤局反應遲緩，令人疑竇叢生。眼下，國會與國土安全部已經下令調查。我們仍需密切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