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員程曉農近日發文分析，「重建」難為，難在「卸責」「給利」。
所謂的「形勢倒逼改革」，其本質還是「貓論」與「摸石論」。但是，形勢惡化，並不見得必定能倒逼出改革；也就是說，「重建」難為。其難何在？難在兩點，其一，高層的政治責任誰來承擔。共產黨政權之所以會需要「重建」，當然是因為原來的方向和政策錯了，必須改變，特別是在困境之中，不變就每況愈下。其二，重建能不能為官員們創造出前所未有的發財機會，從而在官場上贏得官員們的廣泛支持，這是重建能否成功的關鍵。
因此，在中國要形成改革政策，必須先具備「卸責」和「給利」這兩大要件，但這兩大要件是「重建」醜陋的一面，所以從來不會寫在官方文件中。說得直白一些，「卸責」不僅僅是排除高層當中阻礙「重建」的政治勢力，更是改變高層權力結構之舉；「給利」也是排除黨內或社會障礙的手段。
任何改革的建議想得再好，如果不懂這兩個要件，就沒有真正的討論空間。筆者當年在改革智庫工作時對此深有體會，亦常苦於找不出創造「給利」要件的可能。至於「卸責」這方面，自然不容智庫研究人員置喙，那屬於「大內」秘辛；但智庫研究人員若悟不到其中壼奧，便淪為書生議政了。
「給利」有兩種，一種是普惠式，面向全體國人；另一種是特惠式，面向官場。農村改革全面改善了農產品供應，這就是「普惠式給利」，可以營造社會滿意度。「特惠式給利」則意味著，產生能引誘官場中人參與「重建」的利益動力。國企私有化和隨後的金融開放，便屬於典型的「特惠式給利」，只讓有權勢的人及其親屬沾光。
給利的來源從來都不是動用財政資金，遍撒「雨露」，而是使用「制度紅利」。「制度紅利」並非源於既得利益的重新分配，而是指制度「重建」新創造出來的機會和好處。所以，用「制度紅利」施惠，可能不致於引起強烈的社會不滿，但會引起社會妒忌。
但是，制度「重建」可能創造「制度紅利」，也可能產生「制度傷害」，比如，國企私有化過程中，幾千萬原全民所有制職工被迫下崗，就是迫使他們失去既得利益的典型「制度傷害」。中共對付下崗職工的辦法，無非是連騙帶壓。
俄羅斯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之所以能夠迅速推動私有化，其根本原因就是，官場人物搖身一變，拋棄了共產黨，轉身加入其他政黨，然後利用經濟自由化的機會，在國企私有和金融開放當中，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俄羅斯的經濟自由化與中國的最大不同，不在於「重建」的「制度紅利」被官員集團分享，而在於，法律是否保障這樣的特權分享。
俄羅斯已然擺脫了共產黨意識形態的束縛，所以，它在經濟自由化過程中通過的新法律，把侵吞國有資產規定為合法行為；即便如此，還是有大批發了財的前官僚不放心，把財產轉移國外。而中共則仍然受到共產黨意識形態的束縛，無法承認貪污合理化、合法化，這就產生了吞下了「制度紅利之特權分享」的官員們，與共產黨體制之間的利害衝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