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王晶垚先生寫的一篇筆記里知道了師大女附中有王永海這個人，後來又在陶洛誦的書《生之舞》裡讀到了少許關於他的文字。他是女附中的校工。
校工王永海是滿清皇族後裔，因此身份成了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的賤民。他個子小，頭有點歪，眼睛也有些先天性的毛病。一九六六年他四十歲上下時文革爆發，他的生理殘疾被判定為「髒病」（性病）的後遺症，被打成「壞分子」在校園裡勞動改造。兩年後「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開始，他由於對鬥爭會的恐懼而出走，在這個世界上失蹤。
這樣一個卑微人物自身不保，卻在卞仲耘事件中有過非凡的善舉——他登門探望過難屬，並對卞仲耘慘案做出過見證。
王永海探望卞仲耘家人的事情記錄在王晶垚先生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筆記中。在這個日期的前一天，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王永海到過卞仲耘的家，那時候卞仲耘遇難已經三個多月。
王晶垚先生寫到：「王永海先在樓下門前察看了一陣，看附近還有沒有女附中的學生。他看到四寶（卞的四女兒，作者注）走到曬台上，就打招呼。四寶告訴我，我到曬台上一看，示意請他上樓，他就到家裡來了。王坐下之後，半天沒說話，很難受，兩眼的眼瞼激烈地抖動著，想要哭……」（摘自王晶垚的敘述記錄）
那天，王永海說，「……我一直惦念著四寶，一直想來看看四寶，看看你們一家子，因為我被打成了壞分子，天天參加勞動，也不敢來，怕學生看見。……今天我到建築工程部看親戚去，先過來看看你們。」在這篇口述的記錄中，我讀到了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也就是卞仲耘遇難當天王永海的生存狀況：「我、白松泉、陳洪濤（即《我雖死去》中的見證人林莽，作者注），我們當時正在拉黃土，有學生命令：『你們把大便（指垂死或者已死的卞仲耘，作者注）拉走！』我們都怕挨打，哪敢不應。」
難得的是王永海惦記著卞仲耘遺體的安置以及她的孩子，「後來，我心裡一直惦念著，卞校長的遺體是什麼時候從郵電醫院送走的？是火葬了麼？……（看看堂屋裡的四壁）家裡的樣子也變了，原來那麼多書呢？……現在四寶怎樣？以前在學校里我常常逗她，我就喜歡逗她玩。」（引文摘自王晶垚筆記）
請注意這些話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里說的。今天讀來，不能不為這位工友的善良和仁義而動容。「紅八月已經使北京的天空乃至全國的天空變成血淋淋的」（《生之舞》P7），可是人分明還能選擇自己的行動。王永海雖然毫無人權，過著半自由的生活，隨時可能落入無產階級專政之羅網而斃命，他卻敢於表達對卞仲耘的同情，登門看望她的家屬。今天想來，人，本該像他那樣採取善良的行動。
在陶洛誦的書《生之舞》裡，我又讀到了關於王永海悲慘命運的點滴記錄：他的綽號是「小王子」，「嘴歪鼻斜，雖然不到四十歲，走起路來卻東倒西歪」，文革中他的一條腿曾被一出身高幹的女紅衛兵「一鐵鍬」「鏟斷了」。（詳見《生之舞》，澳大利亞經濟報版本，p64）。
王永海，這個對卞仲耘之死懷著勇敢的同情之心的人，早已在政治運動的洪流中無聲無息地失蹤了。他的生命消失了，他遭受的屈辱和苦難也消失了。多虧那篇筆記和那本書，為這個生命留下了一點苦澀的痕跡。
二O一O年五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