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巴黎奧運從塞納河中起步，一幕幕遊河的陣列，經過巴黎聖母院、羅浮宮、協和廣場、大皇宮等建築，直達艾菲爾鐵塔對岸的特羅卡德羅廣場，那「流動的盛宴」，乃是我極熟悉的。巴黎的大美，實在不是幾句揶揄所能撼動的，無論來自美國人還是中國人；而我對那些後現代的玩意兒也絲毫沒有審美感。我只在三十年的記憶中回眸巴黎，就像發黃的報紙上還留著我們滾燙的情緒。八九年被中共追殺的我們，當時只有法蘭西慷慨收留，我們是法國的政治難民，手持通行歐共體的藍皮難民護照，所以，我們也有一條塞納河，流亡者的塞納河，但是它在巴黎嗎？】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五日那晚游塞納河，夜色里，法國輝煌的歷史在兩岸暗暗流動。逰艇上都是中國人，可大伙兒都好像故意不去議論那些著名的殿宇、雕塑，偏偏聚在甲板上齊聲高吼"妹妹——你大瞻地往前走哇"。歌聲濺落在河水裡，仿佛永遠不會得到回應似的。
我伏在欄干旁，被河上的涼風吹得直哆嗦，很想也跟著吼一聲，卻不知為什麼吼不出來。但我聽得出來，逰艇上這吼聲意味著某種深深的壓抑。大陸流亡者和海外留學生們在"六四"以後都染上了一種屈原似的亡國苦痛，據說發狂般的宣洩是經常發生的。
幾天後，我們幾個流亡者無意之中走到蒙馬特高地上的聖心教堂里。雖然在北京我也多次走進過缸瓦市教堂，但總是帶著欣賞者的心態品味那裡面的寧靜和聖潔，卻從未有過跪下去的衝動。然而，在這裡我卻身不由己地跪了下去。我想祈求些什麼，一時竟想不出來。出來聖心教堂才聽人說，它乃是梯也爾在鎮壓了巴黎公社後修築的，法國人頗為鄙視它。梯也爾便讓我們想起天安門廣場上的那些坦克和鋼盔，於是我又暗暗有些後悔。
坐在教堂前的山坡上，綠草地上落滿了不知道怕人的灰鴿子。我們幾個都默默地瞅著這些鴿子不說話。頃刻轉身一看，一路上說話頻率最高的老木已是淚流滿面。
我想，我們不必羨慕法國的歷史，因為我們本來擁有比他們更悠久的歷史。然而我們卻不能不嫉妒法蘭西藍天下的自由。說實在的，無論是凱旋門還是艾菲爾鐵塔，都沒有讓我特別激動，可是偏偏那些自由自在的灰鴿子，香榭麗舍田園大街兩旁酒店裡悠閒的巴黎人所投射出來的那種散漫而不經意的目光，卻讓我們這些從一場大屠殺、大逮捕中逃生的中國人受不了。
過去，我曾由羨慕西方人的自由精神而至羨慕西方文化，總是因為我們自己的文化未能湧出這種自由精神而不能原涼它。《河殤》或許正是這種想法的產物，而它的偏頗可能也由此產生。港台和西方的不少學者每每指出這種偏頗，認為當今中國的問題，主要在制度而不在文化。對此，我曾不以為然，覺得他們不過是太偏愛中國文化罷了。自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恨自己的落後，總是從文化上找根源，本來曾經認為，這總算找到了病根，慢慢來醫治它就是了。這十年的改革開放，大家也總認為只要觀念改變了，老百姓都懂得爭自己的利益，中國就有希望。大家都在做一種"文化救國"的夢。
在巴黎想起菜市口
繞開制度而去清算文化，自然有它的道理。我想這與其說是知識分子們的深謀遠慮，倒不如說是他們的謹慎和善良。即使有一九五七年反右和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災難，大陸知識分子依然沒有對導致這種災難的政治制度徹底絕望，相反，由於鄧小平的改革政策，大家甚至覺得這制度似乎還有起死回生的可能。大家善意地幫助完善這種制度，而決然無意推翻它。這情形，頗像當年的維新黨人，協助光緒改良而決不想推翻大清王朝。無論是直接參與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智囊團"，從學術領域裡論證各種改革難題的精英分子，或是在文學藝術創作上為改革而吶喊的作家們，哪一個不比常年的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做得更謹慎小心呢？
然而菜市口的悲劇卻重演了。學潮之初，便認定學生背後有"長鬍子的人"在操縱，絕食發生後，整個知識分子階層哭天搶地的清求，都被視為是"煽動"、"火上澆油"；及至"六四"開槍後，明令"堅決打擊"的首要對象，果然正是知識分子。掐指算算，這十年改革以來湧現的較有成就的各學科各專業的傑出人物，有幾個不被通緝、逮捕、批判、審查？
知識分子依然被視為這個制度的頭號敵人——這是我在"六四"後才恍然悟到的。什麼"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等等，原來都不過是些假面具。回過頭來看看，自文革結束後大陸搞過的兩次政治運動"清除污染"和"反對自由化"，對象都是知識分子。說這次"動亂"找不出"幕後"便拿知識分子出氣，這是一種解釋。但依我看，自中共取得大陸政權後，除了拿知識分子作為"敵人"外，實在也找不到其他任何"敵人"。這便分明是制度問題而非文化問題了。中國傳統社會裡，除了末世昏君，很少有以仇視和虐待儒家文人而能成功統御天下的王朝。而共產黨在這方面恰恰表現出極為明顯的反傅統傾向。如果說這也是一種文化現象——一種極為病態的反智主義文化的話，則我們更需要從導致這種文化的那個制度上去尋找根源。
大陸當局並未因為《河殤》反傅統而饒恕它。相反，他們卻認為這部繞開制度而去清算文化的作品"煽動"了這次民運，是"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把它同色情錄影帶和色情書刊一道碾碎、焚燒。這恰恰證明他們才不在乎知識分子反傅統呢。這件事本身便提醒人們：不要再奢談文化而不敢直接面對這個制度。
中國知識分子同這個制度的歷史很值得反思。一方面，這個制度早從它在延安的雛型時期，就以王實味祭刀來表明它與知識分子勢不兩立；另方面，它在四十年前恰恰又是靠廣大知識分子的衷心擁戴才取得政權。這個制度一旦確立以後，便肆無忌憚地對知識分子實施"去勢"手術。問題在於，大陸知識分子基本上是無可奈何地接受了這個手術。這樣，他們便失去了審視和批判這個制度的能力，除了趨附它，就只有逃避它。"六四"以後，這種狀況應該結束了。
自由的巴黎收留了我們這些流亡者。她那無處不在的自由精神對我們不應只意味著庇護，而應成為一種刺激和鞭策。因為沒有自由而殘疾的中國知識分子，應該在里舔淨流血的傷口，再生為健全的自由人。
拉雪茲神父墓地
三十年前我在巴黎，就住在拉雪茲神父墓地不遠處﹐靠近它的那座教堂鐘聲﹐常常在清晨殘夢中傳來﹐令我會有人生原本不幸﹐只是我多僥倖﹐而僥倖只是一場春夢﹐夢醒了無路可走之傷感。
幾天後忽然收到寄自香港的一封信﹐厚厚一疊﹐抖開滑出幾張照片﹐兒子一張緊繃的臉﹐沒有笑容﹐傅莉卻沉靜如故﹐看不出變故的一絲痕跡﹐只有媽媽更見其蒼老﹐令我落淚。此信系由一個在北大留學的美國學生轉寄。第一次知道什麼叫「家書抵萬金」。
就在拉雪茲神父墓地，我終於也被拍進電視，同幾位流亡者，按英國女導演的鏡頭設計，俯身將「六四」的鮮花，放在一百多年前的法國徇難者靈前。
BBC的電視導演露茜來找我拍片子。她到巴黎尋訪了許多大陸流亡者，逢人就問：
「你們要的民主究竟是什麼？」
人們大凡會對這位導演大講一通如今連西方人都不大聽得懂的民主理論，那情形好像是我們中國人在啟蒙盎格魯·撒克遜人。露茜每每聽得極認真，但末了還是不懂。
不過她總是知道不要讓這些中國人失望，裝出一副很能理解的樣子來。儘管露茜多次向我誇耀，她奶奶本世紀初在上海待過，但她對中國的知識仿佛只限於那座天安門，尤其令我驚訝的是，她竟知道那地方在七十年前發生過一場「五四」運動，也知道那場運動也是一群大學生折騰出來的。中國對她來說，大概除了末代皇帝、毛澤東和鄧小平，就剩下從「五四」一下子跳到「六四」這樣一種撲朔迷離的歷史斷層。
難題來了。「怎麼什麼事都發生在這個天安門？」露茜的藍眼珠子充滿了好奇，「怎麼什麼事情都是中國大學生鬧的？你得向西方人解釋清楚這些問題！」
我舔舔嘴唇（這是我的一個毛病），驚異露茜能夠如此抉刀斬亂麻地把中國人熬了七十年的苦難史，簡約到這般精粹的地步。我心裡在揣摩，過去我們對西方人講中國的事總是過於曾彎繞繞，不得要領；循著他們的思路，或許倒能談得明白些。橫豎這片子是拍給西方人看的，不必像我們在大陸搞「啟蒙」那樣，凡事都得從古希臘民主制、盧梭和伏爾泰講起。露茜如此快捷的思路一一從「五四」到「六四」，頗像我們搞電視片時的江洋恣肆一一從藍田人頭骨一下子侃到黃河漂流勇士。我預感我們的合作準能默契。
為啥總是天安門大學生？
我認認真真地準備了劇本。三個星期後，露茜領著攝製組從倫敦匆匆趕來。天公不作美，巴黎那幾天淒風苦雨，沒一天好日頭，弄得我心情極壞。
露茜穿了件黑色毛料連衣裙，干起活來很瘋狂，每天把我們弄得精疲力竭。我為每一位叫到鏡頭前面來的人都設計好了「台詞」，但露茜卻全然不理會我讓他們按本子講了些什麼，她默默坐在攝影機旁邊，等一拍完，她就會跳起來，讓攝影師重新打開機器，向每個人連珠炮似地發出一連串問題：
你當紅衛兵時，在天安門廣場上真覺得很幸福嗎？
毛澤東死的時候你多大？當時什麼心情？
在不能說真話的社會裡，你意識到自己是天天在說謊嗎？
民主難道就是選擇一個好領袖嗎？
民主對你們來說，是不是有點像宗教？
中國老百姓真的擁護你們的民主嗎？
鄧小平為什麼覺得沒有退路？學生是不是太不給他面子？
做翻譯的南希小姐已經面露慍色。她對我說過，一個翻譯的有效時間是兩個小時，露茜卻毫不留情地讓她五、六個小時不歇一口氣。
我在一旁也很惱火。原來露茜根本不要聽我們講民主的大道理，她壓根兒認為我們天天掛在嘴上的那些理論，BBC的觀眾不會感興趣。而她要的那些東西，我們總覺得很「膚淺」的，仿佛同我們流了血、死了人的那樁煞是悲壯的天安門義舉不大搭界。但露茜根本不管我是否高興，纏著每個人刨根問底，並且一再讓南希提醒他們：
「請用最簡單的意思表達。你就只當我露茜是個白痴。你是在對一個英國的白痴說話！」
我的天，我這才發現，我們的世界離他們的世界隔得多麼遙遠。
我們七十年來所拼命追趕他們的那個目標，竟然是我們向他們理喻不清的一件事情。難怪去年五月份北京天安門廣場如火如茶之時，美國《時代》周刊上有篇文章發出這樣一個皺著眉頭的「傻冒」問題：
「中國人要的民主究竟是什麼？」
我們和他們，究竟誰是白痴啊？
不但露茜，對每一個普通的西方觀眾來說，要想讓他們明白毛澤東為什麼讓人這麼崇拜？（我還自作聰明地用拿破崙來做一個蹩腳的比擬）「文革」是怎麼回事？林彪幹麼要坐飛機逃跑？（這事在西方人看來就像上帝的弟弟跑了一樣）大躍進煉的那些鋼都哪裡去了？（我只好說那時是把整個社會都扔進爐子裡去煉的，露茜滿臉燦笑）天安門廣場從哪裡殺出來一支摩托車隊？（我一急，說那是「小萬潤南」即個體戶，露茜高興得蹦了起來）如此等等，縱使我絞盡腦筋，到頭來發現好像都是在荒誕的層面上才足以同露茜溝通。當她明白了的時候，我卻糊塗了。
一禮拜下來，露茜要走了。我很憂慮地告訴她，這片子如果讓英國人看得懂，那麼中國人就恐怕看不懂了。她聽了以後若有所思，接著說：
「本該如此。」
——引自《晨曦碎語》
張貼者：NCN位於8/05/202401:23:00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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