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眾和警方的語境裡，00後劉星星是個不折不扣的「惡人」。作為一個遊走在血站外圍、靠兜售捐血證謀生的「血牛」，他明白這份工作並不光彩——
「對於國家，我們屬於投機倒把；對於無償捐血（志願）者，我們可能（是）吃人血饅頭。」5月13日，他在帶有「互助」字眼的抖音帳號私信里，這樣對鳳凰網回復道。
這個在醫療體制裂縫中生存的年輕人，自己也是被生活逼到了牆角。劉星星過去在養豬場打工，掙的錢大都寄回了家裡，家裡媽媽身體不好，每月光是看病買藥就要花2500塊。今年失業後，他試過去跑外賣。扣掉工作服、配送箱和租電動車的費用，到手根本剩不了幾個錢。幹了一個月，他沒再做下去。
走投無路之下，他成了一名遊走在灰色地帶的血液仲介。他說，對於我這種沒錢吃飯的，當血牛是「雪中送炭」。
中國「血荒」已久。鳳凰網聯繫到各地醫生和血站工作人員，多位受訪者表示，疫情之後，無償捐血者明顯減少，血庫告急成了常態。國家衛健委的數據印證了這一趨勢，2024年捐血人次較上年下降約7%，為近年來最大單年跌幅。
這構成一個荒誕的現實閉環：當官方的無償捐血體系面臨嚴重失血，一群處於社會底層的邊緣人，正用最原始的市場交易，縫補著這個龐大醫療系統的裂縫。
儘管深知自己幹著刀口舔血的買賣，劉星星反問道：「沒錢，不是更可怕嗎？」
鳳凰網輾轉接觸了4位買賣血液的仲介，在地下市場，他們被稱為「血牛」，也就是倒賣血液的黃牛。他們有的曾是養豬場工人、汽車配件廠職員，失業以後，通過兼職群或熟人介紹，進入了這個灰色地帶。
劉星星是剛入行一個月的「新手」。最近一次失業後，他在兼職群里看到有人發互助捐血有補貼的消息，想去試試。按照對方指引，他到附近血站獻了400ml全血，拿到了900元報酬，領到了捐血證。
走出血站，他看到跟他交易的血牛在和其他客戶聊天，便上前攀談。對方見他頗有「興趣」，就委託他把自己的捐血證送去醫院。從病人家屬那裡，他聽說，這個證轉手賣了1200元，瞬間溢價300元。
「這生意可以做。」劉星星想。
之後，他和這個老血牛成了固定的合作夥伴。兩人三七分成，誰拉來了需要捐血證的客戶，誰就拿七成。老血牛告訴他，身邊有朋友靠這個一年賺了30萬。
劉星星的日常變成了兩件事：在網上的備血求助貼下留言「愛心互助」，以及到血站附近像上班一樣蹲點。他從早上8點半待到下午4點，看到神色著急的人就上前搭訕。運氣好的時候，一天能碰到一兩個「客戶」。
在這個隱秘的鏈條里，像劉星星一樣，既做仲介、又出售自己血液的底層血牛，並不算少。在北方一家三級血液病專科醫院的輸血科，鳳凰網又碰到了血牛王辰。他身形壯碩、皮膚黝黑、穿著人字拖。
「要血小板嗎？」他主動向鳳凰網搭訕道。看著眼前的人一頭霧水，他補充了句，「愛心互助」。
攀談之中，王辰告訴鳳凰網，自己原本是一家汽車配件廠的工人，去年遇到裁員，沒錢交房租，才想著來賣血小板。
按照規定，單採血小板每半個月可以獻一次血，王辰每次能拿到900元，一個月就有1800元的收入。從入行至今，他已經賣了十幾次血小板。他向鳳凰網伸出手臂，上面密密麻麻全是針孔痕跡。
由於長期賣血小板，他偶爾會頭暈。他說捐血並不輕鬆，他用手比了比：400ml的血，差不多能裝滿一瓶兩塊錢的娃哈哈礦泉水。
失業後，王辰也試過跑外賣，但他體型偏胖，受不了夏天的暴曬，只在晚上氣溫降下來後才出去跑幾單，跑到凌晨12點，每天掙兩百來塊。加上賣血和倒賣捐血證的錢，一個月能掙四五千。
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加入進來，這個低門檻的行情越來越「卷」，收入也大不如前。只靠倒賣捐血證，劉星星掙的錢比王辰還少。5月以來，劉星星只掙了一千塊錢。客戶主要是老血牛介紹來的，靠他自己，只找來了兩個。他聽同行抱怨，一張捐血證的價格，去年能賣到2500塊以上，今年跌到了1500元以下。
在血液買賣的市場裡，還活躍著一些連仲介都算不上的純粹「血包」。在血牛們經常發布線上兼職的那些公眾號里，有償捐血被包裝成「獻愛心志願者兼職」，捐血是「獻雪」，「錢」則用「米」替代。24歲的失業大學畢業生小傑，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再次走進血站的。
小傑第一次捐血是在讀大學時。2021年暑假，他奶奶走路摔倒需要手術，醫院要求家屬先去捐血。小傑從安徽鄉下趕到合肥，在附近血站獻了300ml全血，上交捐血證的當天，奶奶就用上血了。那是一次純粹的親情互助。
但今年5月的第二次捐血，性質卻變得曖昧不清。起初，面對以患者家屬身份自稱的鳳凰網，小傑坦承自己是「有償」捐血；但當鳳凰網表明媒體身份，他立刻改口，稱這次是因為「一個朋友的叔叔」有用血需求，自己是去幫忙，事後拿到的500元只是「朋友給的紅包」。
小傑並不覺得捐血是多大事，「跟打點滴差不多，手麻幾分鐘就好了」。他坦言，這筆錢多少緩解了眼下的經濟壓力。他本科學會計，2024年畢業後跟家人做了一段時間生意，今年年初為了愛情來到南方城市，卻陷入求職困境。
「找不到工作就去當保全。」他在社交平台上調侃。現實是，他所在的城市很多崗位底薪只有三四千，而他和女朋友的房租每月就要2000元。成為「血包」，至少讓他有了一點點異地生活的底氣。
在這場窮人抽窮人血的互害遊戲裡，極度內卷和底線的滑落，變得順理成章。
劉星星告訴鳳凰網，血站附近全是同行，大多平頭模樣，背著挎包，以便收支現金。有了單子以後，劉星星要全程陪同找來的捐血者去捐血站捐血，直至把捐血證拿到手裡，「怕被同行挖走」。
「我在現場我就搶不過他們。」劉星星說，有時，他正和患者家屬談著價格，同行就來搶人，同樣一個捐血證，「你賣1400元，他賣1300」。他的報複方式是，「後面需要（撬）他的客戶，我也這麼幹」。
他聽說，有同行甚至為此動起手來。不過，被打了大家也不會報警，「都知道自己乾的是犯法的生意」。也因此，老黃牛才願意和他合夥，「一個人容易挨欺負」。
但就在幾天前，劉星星發現老血牛的電話打不通了。同行告訴他，那人已經被捕了。沒了客源不掙錢，「風險還大」，劉星星說，據他了解，血牛之間是不會有微信群的，而他和老血牛的微信聊天記錄，也是每天一刪，手機里甚至不會存下對方的手機號碼——避免一人被捕後，警方通過手機順藤摸瓜出其他人。劉星星也在考慮換個行業，只是，他不知道下一份工作在哪裡。
散戶們搶著殘羹冷炙，而真正掌控黑市的，是已經完成了某種「階層躍遷」的大血頭。
一位近年入行的血牛告訴鳳凰網，在北方醫療資源集中的城市，用血量越來越大，三甲醫院的輸血科幾乎都有血牛出沒。
那位在血液病專科醫院蹲守的前汽配廠工人王辰，這樣描述了他所依附的大血頭：拿兩部iPhone，有五個微信，最多的一個微信里加了五千多人；經常坐在醫院門口的長椅上打電話找人，一個月輕鬆掙三萬。大血頭「霸占」著這家醫院，碰到同行來搶地盤，他會把對方趕走。為了擴張業務，他還招了一名小工去四處貼小廣告。只是前陣子，小工被警察抓了個正著，為此，血頭給了小工700塊錢，作為拘留一天的補償。
「對他們來說，這都是小錢。」王辰說。
他翻了翻微信，展示了幾個血頭建的捐血者微信群，承諾道，一張捐血證一千多元，提前一天告訴他，他就能找到人。但他也說，自己不敢在群里直接發捐血招募消息，只會私下加微信，一個一個問。
在北方某核心城市的一家血站附近，鳳凰網見到了一名形似劉星星描述中的「血牛」的中年男子。
他面對陌生人很警覺，雖然連連擺手表示自己不知道捐血證，卻極其熟絡地介紹了買賣捐血證的流程和渠道。他提到，去年下半年，弟弟因鼻咽癌治療需要用血，醫生告訴他，可以找某病床的一個老太太，她有仲介聯繫方式。為這場病，弟弟花了30萬，最終還是在去年10月去世。如今，他自己也身患腎病，吃著中藥。
得知鳳凰網尋找捐血證，他詳細地介紹了流程，還把自己當初為弟弟買捐血證的聊天記錄翻出來，提供參考。臨走前，他又折回來告訴鳳凰網，可以去血站問工作人員，他們一般也會有仲介的聯繫方式。不過，當鳳凰網以需要捐血證的家屬前往血站求助時，工作人員稱「不支持」，否認了這一說法。
枯竭的血庫，使得盤踞在醫院之外的大血頭和醫療體系之間，形成了隱秘又無奈的「共謀」。多個消息源證實，面對即將重大手術的病人，在北方某超大城市，三甲醫院的醫生會主動向家屬提供血牛的電話。這裡，一張400ml的捐血證的市場價大概在1200元，和血牛講價的話，1000元也能拿到。
在這個地下黑市里，大血頭和醫院相關人員之間的「合作」，也許有利益輸送的可能——2017年曾有新聞曝光醫院女看護組織賣血獲刑，但絕大部分一線臨床醫生冒著風險給血牛電話，只是出於無奈。
一位90後上海三甲醫院的骨科醫生表示，在醫患關係愈發緊張的當下，他不會這麼做，病人「沒血就回家」，「把自己坑進去沒意思的」。
但他又說，師傅那一輩的熱心醫生會出於好意，動用自己私人關係幫病人家屬找血，甚至擼起袖子幫病人獻過血。一位在重慶某縣級婦幼保健院工作的醫生也表示，醫院有捐血指標，基本上每個科室的醫生，只要身體滿足捐血條件，都是要去定期捐血的。「很多醫生是下了夜班，來我們這獻個血才回家的。」一位深圳血站的工作人員說，「家屬的難處，臨床醫生都看得多。」
但在血庫告急的當下，醫生們無奈的善舉，某種意義上反而推動了血液地下黑市的勃興。
2026年4月中旬，公安機關和媒體公布了一起橫跨上海、江蘇的非法「血販鏈條」大案，犯罪手法和當下如劉星星在內的血牛們如出一轍：在網絡平台以「兼職」「愛心公益」之名招募捐血者，再把捐血證層層加價，倒賣給需要用血的病人。但一個毛骨悚然的犯罪細節是：為了獲取更多捐血證，血頭們甚至教唆不符合捐血條件的人，服藥後繼續捐血。
賣血者所服藥物早在十多年前便見諸報端：常見的是硫酸亞鐵片和複方肝浸膏片，通過補鐵補血，在極短時間內，拉高血液里的血紅蛋白指標；大量喝鹽水也能湊夠體重，擴充血容量。王辰也對鳳凰網提到，如果捐血者有高血壓，可以提前一天吃降壓藥，讓指標符合標準。
在這個行業，血頭因非法組織賣血罪被捕是家常便飯。王辰稱，他所依附的大血頭，就在鳳凰網到訪前四天被抓了。
但供需的巨大缺口仍在，血頭們仍在長江後浪推前浪。
在一個兼職微信群里，鳳凰網以賣血者的身份加上一位血頭的微信，他稱，「700補助」，「每天都要」。
他的朋友圈發布著各類要「血包」的信息：「xx全血現在能去的聯繫我，需要兩個。趕緊上人」，「小板（間隔）時間到的聯繫我，明天要……」
在5月中旬，鳳凰網還能翻至其4月15日的第一條招募「血包」的朋友圈，但在5月26日，他的朋友圈變為「僅三天可見」，所用文字也更隱晦了，不再出現「血」字——「明天301小板，價格高，600，要求有建設銀行卡，時間到了能去的速度報名」，「每天要各種型，小板滿14天就可以做，立結靠譜」。
李赤是一位無償捐血者，山西侯馬人，今年53歲。他第一次上新聞，是在2024年8月。當時，他朋友的母親出了車禍，在太原住院，急需用血。他便到侯馬血站志願者群發了條求助消息，結果幾分鐘後，這位累計捐血24次的捐血金獎獲得者，被血站大夫踢出了群聊。
「所以我從不捐血，」當時有網友評論道，「太寒心了。」
李赤的朋友最後帶了3個人去太原捐血，但只有1個人符合捐血條件，剩下800ml的血，是花數千元從黑市購買的。講到這裡，李赤有些哽咽。
2025年6月，李赤的經歷再次在網上發酵，引發了大量消極評論。這讓他感到，網友憤怒的背後有更複雜的原因。
中國的無償捐血制度確立於1998年。當年頒布的《捐血法》只規定了捐血者本人及直系親屬可「免費用血」，有關「優先用血」的承諾則是此後各省市為了鼓勵市民捐血，出台的激勵性政策。
但在血液極度緊缺的情況下，「優先用血」的承諾漸漸成了空頭支票。
在深圳某血站從事血液工作十七年的王麗說，優先用血的前提是「池子裡的血是夠的」。在血庫告急的情況下，血站只能優先保急救用血，可以擇期手術的患者的用血需求只能排在急救後面。
「我們這裡經常是車禍外傷的，高空墜落的，馬上要生孩子的，七八十歲在ICU搶救的一起來找我們要血，這種緊急情況你肯定要救對不對？在去年年底血庫最緊張的情況下，擇期手術的患者家屬拿著10年前的捐血證來找我們優先用血的，我們很想給他，可拿什麼給他？」王麗焦急又無奈地說。
鳳凰網聯繫到各地醫生和血站工作人員，多位受訪者都表示，疫情之後，無償捐血者明顯減少，血庫告急成了常態。
王麗對血液系統的脆弱性爛熟於心。捐血者獻出的全血，需要在血站完成傳染病等各種項目檢測，血液成分製備和貼標籤打包裝，光是準備工作就要耗去2-5天。理論上，紅血球的保存期限是35天，這樣算下來，一袋全血的實際可用窗口不足30天。血小板則更短，可用窗口只有3-4天。這意味著，血液無法儲備，一旦捐血人數下滑，動態平衡就會被打破。
另一位福建某血站的工作人員告訴鳳凰網，疫情後，血站給出的購物卡等補貼是原來的一倍，但來捐血的人只有疫情前的一半了。她所在的血站要給全市五十多家醫院供血，最近，全血庫的AB血型庫存只剩下8000ml，只夠應對僅僅一位出血量大的急診病人需求。
供給在不斷收縮，需求卻從未減輕，缺口甚至越來越大。王麗說，醫療技術進步讓越來越多以前救不了的病人得以救治，老齡化帶來更多用血需求，醫保聯網和交通發達又讓全國患者向大城市集中。「像北上廣這樣的大城市，它的用血量靠自己城市的市民捐血是遠遠滿足不了的。」這構成了「血荒」的結構性根源。
當血站發出「庫存緊張」的信號，壓力便直接傳導給了臨床醫生。重慶一家縣級婦幼保健院的婦科醫生陳娟告訴鳳凰網，疫情之前用血相對寬鬆，但近兩年，只有急救用血不受限制，治療用血基本都要患者家屬先去捐血，血站才會發血。「病人會覺得我們沒有同情心，故意為難他們，但血站不發血，我們也沒有辦法，一不小心就會被投訴。」
陳娟也覺得，在大多數患者用血都得「一換一」的情況下，優先用血已經失去了實際意義。
時隔兩年，當鳳凰網聯繫上李赤時，他解釋說，其實是熱心網友誤會了她的事。在志願群里發消息前，他曾求助過群主，也就是那位侯馬血站的大夫。對方幫他聯絡了太原血庫，但因為用血緊張，太原那邊不接受調配，問題還是沒有得到解決。他後來對血站的不滿，是因為他感到沒被尊重——如果被踢出群聊是由於他的求助信息被誤解為「有償捐血」，那位大夫本可以和他說明情況，但至今，他沒得到任何回應。
"這不是一個合法的事，」談到朋友後來走投無路買血時，李赤說，「但曝光出來，會不會影響到其他人用血？」
李赤感到矛盾，他明白血牛買賣血液是非法行為，但卻又是他們遊走於邊緣地帶，以黑色交易滿足了老百姓的剛需。在手術的極端壓迫感下，走投無路的家屬只能向大血頭妥協買證。一些血牛也因此有了「互助捐血」的濾鏡，一位自稱為志願者的人士提到，自己經常無償為家屬找普通捐血者，實在找不到時，她也會向家屬推薦靠譜血牛——只要這個人拿錢後真的辦事，而不是騙完家屬的押金後就拉黑。
「打擊黃牛隻是權益之計，」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大學第三醫院骨科主任醫師劉忠軍對鳳凰網說，「真正的出路是讓血荒不再發生。」早在2020年，他便呼籲放寬捐血年齡，增加潛在捐血人群。
沈浩是南京一名理工科博士，從去年開始定期捐血小板。他經常在網上刷到帖子，說獻了很多年血，家人住院需要用血，醫院卻讓重新去獻，舊的捐血證根本沒用。他覺得好奇，便主動在小紅書上搜索優先用血成功的案例，發現用上了捐血證的例子也不少。
為了方便在網上和人「對線」，沈浩索性截了100多張圖，囊括全國各地的案例，其中不乏異地用血成功的。他注意到，各地政策對捐血者本人和直系親屬的優先用血限制，是相當寬鬆的，不認捐血證的情況，通常是親戚朋友借用、且在異地用血的。
但不同醫院，甚至不同的一線醫生，對捐血政策的了解程度並不相同。「直接讓病人去捐血，審批最快，有的醫院就圖省事，」沈浩說，「我就寫了一些攻略，告訴大家，有時候你找醫院是沒用的，不如直接去聯繫血站。」不過，他認真寫的攻略熱度很低，只有70個點讚，遠不如捐血者李赤無法用血在網際網路上的發酵熱度。
這種信息偏差，在北京堅持捐血26年的劉有福觀察得更為透徹：血庫越是缺血，優先用血的承諾越難兌現，負面信息就越多，無償捐血的人就越少。
面對這個惡性循環，劉有福試圖做點什麼。2024年3月，他50歲，創立了「小白板」公益團隊。他邀請了一批固定無償捐血者，每人按照自己的周期去獻，把捐血指標定向給北方某大城市醫院的血液病患兒病區——那裡的孩子大多從學校全國各地轉來，陪床的家長既沒有身體條件去捐血，又難以負擔血牛開出的價格。
這和血販子的操作在形式上有幾分相似——血販子找來的捐血者也需要去醫院輸血科，簽定向承諾書——卻又有本質區別。劉有福說，他們無償、盲捐，沒有人會為了錢瞞報健康狀況。「不過，我們用的這種定向捐血的方式，是官方不推薦的。」劉有福說，互助捐血原本寫進了現行的1998年《捐血法》，並非強制，卻因催生灰色產業鏈，已於2018年被原國家衛計委全面叫停。但互助捐血並沒有因此消失，只是轉入了地下。
兩年多下來，「小白板」團隊每個月有約五十人、七八十人次捐血，能滿足上述醫院定向病區大部分的用血需求。劉有福自己累計捐血126次，捐血量共計48300ml。
民間努力之外，國家系統也在努力應對血荒困境。施行了27年的《捐血法》，正在面臨首次重大修訂。2025年底，國家衛健委發布徵求意見稿，擬將捐血年齡上限從55歲提高至60歲，將全血捐血間隔從6個月縮短至3個月，新增優先用血相關條例，並要求建立全國統一血液管理信息系統。
目前，全國電子無償捐血證小程序上，已經可以辦理異地用血血費減免。沈浩整理的正面案例里，浙江和武漢出現的頻率最高——前者做到了入院自動簡訊提醒相關權益，後者上線了優先用血申請小程序。他所在的江蘇，捐血滿4000ml可獲三免卡，免景區門票、免公共運輸、免門診掛號費。他自己，也是看到這項政策後，才再次捐血。
劉有福經常和團隊骨幹「暢想」：我們現在簽承諾書，是為了以後不簽承諾書。他希望通過團隊的存在感召到更多人主動捐血，讓血庫不再依賴互助捐血，讓家屬不再被迫求助血牛。
山西侯馬的李赤已經不能再捐血了。他的身體在2021年出了問題，此後雖然又獻過兩次，但血站最終還是告訴他，不能再獻了。他有些遺憾，當初想在50歲之前里程碑式地獻夠1萬毫升，結果沒有做到。
但他仍有心結，希望無償捐血這件事，可以被全社會每個人積極執行起來。
「都不獻的話，你拿著錢也買不到血，」他說，「到時候受害的還是咱自己。」
應對方要求，文中劉星星、王辰
小傑、王麗、陳娟、沈浩為化名
作者王雯清李秋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