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90年代的分稅制改革也是導致東北衰落的重要外部成因。在分稅制改革前，地方政府上繳固定部分金額後，可以用餘下的財政稅收扶持本地的工業，而在改革後，大型央企國企的主要稅種均劃為中央稅，在計劃經濟時期留下了大量央企的東北自然成為了受分稅制影響最大的地區之一，大部分稅收都上繳中央，由此缺乏足夠的資金來扶持本地的企業，國企的破產與下崗如潮水一般洶湧而下。
儘管在2000年後國家不斷提出振興東北的口號，但東北的企業稅負仍然是全國最高的。
2017年中國製造業企業500強中，17家東北地區企業共繳納了稅收1045.54億元，占全部製造業500強納稅總額的7.15%，超過企業數量比例兩倍有餘。以東部地區企業為基準，中部地區、西部地區企業企均納稅額只相當於東部地區企業的48.96%和50.32%，而東北地區企均納稅額則相當於東部地區企業的187.85%。在這樣的稅負壓力下，民營企業的低活力已成必然。
這一系列原因導致東北愈來愈缺乏投資，專業人才流失，轉型升級愈來愈難。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李貴鮮慨嘆道：「東北是中國改革開放大業的唯一成本承擔者」。
東北被視為落後於時代的失敗者，社會主義時代的成就在市場經濟的蓬勃勢態中仿佛成為了遙遠的往事，衰敗的工廠成為商業景觀，而東北人的新時代形象也被固化為官媒中趙本山式的陳風陋俗和流行文化中的黑社會，東北的官僚特色成了萬惡之源。
通化疫情爆發時，小城一度陷入癱瘓，很多人因為隔離陷入飢餓，很多文章把這樣的情況概括為懶政、官本位文化、一刀切的結果，指責東北乃至北方城市沒有能力精準防控，只能用全面封鎖這種僵化的形式。
然而，需要討論的是把東北出現的一些困境歸咎於計劃經濟殘留的僵化體制，乃至於整個東北的文化問題這種敘事路徑本身有什麼問題。東北的衰落是一個社會歷史進程，而非客觀規律使然，其背後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財政系統和分配政策。這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問題，而不應該成為既得利益者的談資。
當下的東北
在今天，即便面臨許多發展上的問題，東北依舊是中國經濟、文化建設中不可忽視的力量。
廣袤的東北土地仍然是中國的重要「糧倉」。根據《東北黑土地白皮書(2020)》，中國東北黑土地總面積109萬平方公里，是中國最重要的商品糧基地，糧食調出量占全國的三分之一，被譽為中國糧食生產的「穩壓器」和「壓艙石」，為中國糧食安全提供重要保障。農業生產整體上經濟效益並不高，同樣一塊地，用來種水稻，還是用來開發商業，產生的經濟效益天壤之別，廣州在2004年到2013年，常用耕地就減少了1/4，而保障糧食安全作為東北的政治責任，改變每一寸耕地用途，都是一件大事。
工業建設留下的教育基礎也仍為國家科學發展提供著重要的人才資源。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33位傑出科學工作者中，有6位土生土長的東北人，還有3位在東北接受教育或者工作的科學家，已大大超過了東北人口全國占比。國防建設、航天事業也都離不開軍工色彩濃厚的東北專業院校，楊利偉在哈工大演講時稱，他所認識的航天人才中，從總指揮到工程師，40%以上的人都來自哈工大。
2020年疫情爆發後，整個東北支援湖北的醫護人員達2340人，而且最早到位。按最初到位湖北的全國10000多名醫護人員計算，東北以不到全國8%的人口，貢獻了將近20%的醫療力量。在武漢封城第四天，瀋陽準備了130多噸原本準備過冬食用的大白菜運往武漢，支援抗擊疫情。
當下的輿論環境中，對東北仍有許多負面的刻板印象，例如在小米預計將新能源汽車生產線設在吉林長春一汽的新聞下，仍可見一片唱衰之聲。但我們應意識到，對僵化體制和糟糕營商環境的抨擊，是錯把果當作了因。
在不平衡的發展模式下，為了時代的進程，總會有下一群人離開。「東北文藝復興」引發對下崗職工苦難歷史新一輪凝視的現在，我們不應該遺忘那些被侮辱和被遮蔽的群體及其背後的歷史，因為他們曾付出過真實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