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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傳》中,梁山好漢的某些殘暴惡行讀來真令人髮指、十分不適。
有網友列舉了好漢們的十大惡行:武松血濺鴛鴦樓,斬殺張都監滿門;李逵為了賺朱仝上山,刀劈四歲的小衙內;火燒扈家莊;宋江等人為了賺秦明上山,派人假扮秦明燒殺無辜百姓;宋江吳用等人為了把盧俊義弄上山,設計陷害盧俊義,使其家破人亡;梁山軍攻下大名府後,屠殺大名府半城百姓。等等。
總之,可以說是非常反人性、反道德了。
對於梁山好漢的這些殘暴行徑,應該怎麼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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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認為,這如實地記錄了古代社會草寇流氓、綠林好漢的真實狀態。畢竟綠林草寇嘛,殺人越貨、打家劫舍就是他們的日常。
這麼說也對。
但是,在閱讀過程中,我發現一個現象:梁山好漢這些令人髮指的惡行主要發生在後期,在宋江主持工作之後。
而這些惡行都與宋江有脫不開的關係,有些是宋江直接參與組織策劃的,有些是宋江授意的。
總之,這些惡行都間接地體現了宋江的意志,甚至是以宋江為首的梁山官方有組織的作惡。
而在前期的惡行,一是不多,一是基本都是好漢個人行為,一是基本上也沒有那麼惡劣。比如武松血濺鴛鴦樓,是個人復仇的衝動驅使,與梁山組織沒有關係,而且,雖然殘忍,也倒是光明正大的行徑,還在人可以理解的範圍之內。
所以,這又怎麼解釋?為什麼梁山後期宋江主持工作之後,有組織的作惡那麼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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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來看看,宋江與晁蓋,這兩個領導之間有什麼不同?
一、身份不同。
晁蓋是一介江湖草莽,一個黑社會老大,一個鄉紳地主,但無論何種身份,他都是體制外的。
宋江不同,宋江是公務員,是體制內的。
二、目標、理想不同。
晁蓋的理想很簡單,就是建立梁山泊這樣一個獨立王國,和兄弟們一起大碗喝酒、大塊吃肉,不受官府欺壓,逍遙自在。雖然這麼說有點奇怪,但他真的是想建立一個遠離權力壓迫的「桃花源」「烏托邦」。
但宋江不一樣,他的直接目標是想招安,回歸體制,洗白自己,重新成為一名公務員;但他的遠期目標很偉大、很崇高,他是想消滅當道的奸臣,建立一個公平、道義的世界,還世界一個朗朗乾坤。
在晁蓋時代,梁山的議事大廳叫「聚義廳」,在宋江時代,「聚義廳」改成了「忠義堂」,「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立起來了。這正是晁蓋與宋江兩個人不同意志與理想的反映。
可以說,相比之下,晁蓋的理想是很私人的,很渺小的;而宋江的理想是有些無私的,是很偉大、高尚的。
那麼,這跟梁山組織後期的惡行有什麼關係呢?
有關係,而且大大地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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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很多讀者發出這樣的質問:你梁山打著「替天行道」的,幹著殺害無辜的勾當,你的良心不會痛嗎?
他們良心當然不會痛,而且,正是「替天行道」的旗號讓他們的良心不會痛的。因為打著「替天行道」的旗號,殺害無辜的惡行就有了正義性。
因為一旦包裝了偉大的目標、高尚的理想,所有卑劣的手段都有了正當性,合理性,因為那都是為了實現崇高目標而不得不做出的犧牲。
無辜的草民?對不起,你們只是實現偉大目標的工具,是通往偉大目標的路上必要的犧牲。至於燒死幾個老百姓,刀劈一個小衙內,陷害盧俊義一家,這都是手段,都是策略,都是必要。
畢竟,目標是偉大的,道路是曲折的。更何況,為了一個偉大的目標而犧牲,那是你們的榮幸。
所以,目標越是崇高、偉大,手段就越是卑劣、殘忍,犧牲就越是慘烈。
人都是有道德心的,有人性的。即便一個惡貫滿盈的壞人,他也會有道德的焦慮,有人性的困惑。
但一旦有了高尚的目標,一旦作惡是為實現崇高目標必要的手段,那麼作惡就有了高尚性,作惡的人也就沒有了道德負擔。他內心中的道德感與人性就會被實現偉大目標的高尚性所取代。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即便是李逵,如果他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小衙內,他會一刀劈了小衙內嗎?我想是不會的,他也許還會覺得小衙內很可愛,想要抱一抱。
再進一步,如果他為了自己的私利,比如他想搶奪小衙內身上的錢財,他會一刀劈了對方嗎?也許會,也許不會,但我想就算他要劈了對方,他的內心是會掙扎的,手也是會抖的。
但如果他的目標是賺盧仝上山,而這件事又關係著梁山替天行道的大業,關係著大哥宋江偉大的理想與崇高的目標,那麼刀劈小衙內就是必不可少的手段而已。
於是,他的手也不抖了,內心也不掙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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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點。跟著組織作惡,心理負擔則要小得多,要舒適得多。
當好漢們作為孤立的個體,他們的每一筆殺戮都在拷問著他們的良心,他們必須自己做出選擇,必須自己承擔作惡的道德與法律後果,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所以一般都會矜持一點。
但跟著組織作惡就不一樣了。組織作惡,責任都是組織的,負責任的都是組織者,後果也由組織來承擔。我聽老大的,老大讓我怎麼幹我就怎麼幹。
個人不用選擇,不用承擔責任,不用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既然這樣,一刀劈下去也就劈了。
而組織者呢,他們不用面對鮮活的人,不用面對血淋淋的畫面,不用親自一刀劈下去造下殺業。人的同情心、人性需要用畫面喚醒,當他們不用親自執行,人性就隱藏了。他們只是在做一個決策而已。
所以,有組織的作惡往往極其殘忍。就像二戰時期的納粹,他們雖然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每一個執行者、實施者反而覺得自己是無辜的。
當李逵在大名府、東京城裡見人就砍的時候,他只是組織的一員,他的殺戮也是組織的需要。他不需要為此負責,也就談不上什麼心理負擔了。
這就是為什麼,在《水滸傳》中,前期的好漢雖然也有殘忍的行為,但他們大體是可愛的、可佩的、可理解的、可同情的,他們有人性、有同情心。這樣的好漢,值得我們為之嘆息。
但到了後期,當好漢們成了組織的一員,他們就褪去了個性,喪失了同情心,丟失了人性。他們殘忍好殺、面目可憎。這樣的好漢,讓我們憎惡。
李逵、林沖就是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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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才是《水滸傳》的作者想要告訴我們的:當一個人包裝了看上去無私、崇高的目標的時候,他能做出什麼樣的惡行。
以及,當一個組織包裝了一個看上去崇高、偉大的理想的時候,它能爆發什麼什麼樣的破壞力。
他們口含天憲,言必稱天下、國家、蒼生,但眼前的老百姓從來不是他們口中的蒼生,只是可以利用的工具,或者是需要清理的絆腳石。
他們為了某種願景與崇高理想,可以使當下的世界變成修羅地獄。為此,劈死一個小衙內,燒死幾個老百姓,甚至餓死幾百萬人都在所不惜。
他們以理殺人,以道殺人。無辜者的鮮血,多少個家庭的災難是實現偉大目標必不可少的犧牲品。
為了所謂崇高的目標,他們無所不用其極。
《水滸傳》還想告訴我們,在這種組織下,組織中的個人的人性會異化、扭曲到什麼程度。
所以說,《水滸傳》不僅描述了現實,最重要的是,它還解釋了這樣的現實是怎麼產生的,人是如何墮落的,人性是怎麼喪失的,以及組織是如何誕生、作惡的。
我覺得,這才是它的偉大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