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異，猶太人「自古以來」都是歐洲社會各階層歧視、憎恨與迫害的對象。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他們不僅沒有政治權利，並且禁止擁有和買賣土地，以至於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只能從事「上不得台面」的放貸產業。
他們只能居住在偏僻、狹窄的「定居區」內，出門時必須佩戴帶有歧視性意味的袖章；一旦社會遭遇危機，他們通常都是最先被放逐、迫害與屠殺的對象。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猶太人在歐洲如此「不受待見」？我查了一些資料，接下來跟大家簡單聊聊。
1948年5月14日，大衛·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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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火不容」的基督教與猶太教
客觀地說，發端於公元1世紀的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視為「脫胎於猶太教但叛逆於猶太教」的宗教。
為了能在宗教競爭中「後來者居上」，基督教會炮製出了一系列刻意詆毀與攻擊猶太教義的言論，並不斷將之增補進《新約》當中，成為了後世歐洲人「排猶」的理論源泉。
1）反猶主義的萌芽
巴勒斯坦地處地中海東岸，當地最早的土著居民可能是腓尼基人。大約在公元前1800年前後，原本一直居於美索不達米亞南部的希伯來人，在族長亞伯拉罕的率領下移居於此並繁衍生息了下來。
據西方史料記載，早在公元前11世紀，大衛王（約前1107—約前1027）率領希伯來人即古猶太人建立了大一統的以色列王國，並將耶路撒冷設為了國家都城。
可惜好景不長，大約在公元前928年左右，王國分裂為南北兩部，並先後被亞述帝國、巴比倫王朝、波斯帝國和亞歷山大帝國征服。
一分為二的以色列王國與猶大王國
大約在公元前332年前後，亞歷山大大帝（前356年—前323年）的大軍征服了耶路撒冷。待局勢日漸穩定後，他在當地推行了一系列「希臘化政策」。
客觀地說，馬其頓版本的「同化舉措」總在體上是比較溫和的。可即便如此，依然有很多猶太人拒不買帳。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歐洲境內開始出現了「反猶主義」的萌芽。
亞歷山大大帝肖像
2）羅馬帝國征服耶路撒冷
公元前63年，巴勒斯坦被羅馬軍隊占領。再度被外敵征服的猶太人，不得不接受著比過往更為殘酷的經濟剝削和宗教壓迫。為了反對羅馬帝國的統治，當地爆發了多次「反羅馬大起義」，但均以失敗收場。
公元66年，耶路撒冷境內再度爆發了反抗羅馬的大規模起義。4年後，羅馬軍隊徹底攻克了耶路撒冷。出於報復的心理，羅馬人不僅將宏偉莊嚴的第二聖殿付之一炬，還將以七寶燭台為代表的猶太教聖物運抵羅馬。
可即便如此，猶太人的抵抗一直沒有停下來的意思。
為了一勞永逸地解決「猶太人問題」，羅馬大軍在公元136年再度攻克並徹底摧毀了「聖城」耶路撒冷。不久，羅馬皇帝哈德良（76—138）下令，「所有猶太人不得返回猶太行省和耶路撒冷」。至此，猶太人徹底失去了自己的國家、聖城與首都。
伴隨著基督教國教地位的確立，被迫散居於歐洲各地的猶太人徹底淪為了「異教徒」和「流浪者」。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針對猶太人的歧視與迫害現象，開始變得日趨嚴重了起來。
哈德良被羅馬人視為「友善而不失威嚴、嚴肅而不失風趣、節儉而不失慷慨、多才多藝而又追求變化」的皇帝
3）中古時代的「反猶主義」思潮
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被日耳曼人所滅，歐洲迎來了「中古時代（476—1453）」。
在這一期間，歐洲大大陸上相繼出現了以西哥特王國、法蘭克王國、蘇維匯王國、倫巴德王國、盎格魯撒克遜等為代表的「蠻族國家」。但需要指出的是，儘管各國之間戰爭不斷，但傳統的「排猶思想」一直被完整無損地保留了下來。
實際上，即便在東西方教會正式分裂後（1054），無論是信仰天主教的西歐地區，還是信仰東正教的拜占庭與斯拉夫地區，「排猶」依然都是「心照不宣的共識」。
尤其是在基督教的神學觀念逐漸演化為歐洲各國的文化傳統之後，「排猶運動」逐漸升級了一種整個歐洲「喜聞樂見」的社會現象。
中世紀歐洲的農民和貴族
根據《聖經》裡面的說法，「加略人猶大因為三十個銀幣選擇背叛了耶穌」。因此，「猶太人必須為耶穌之死負責」成為了基督教世界大肆歧視與迫害猶太人的最正當理由。
因此在這一時期，歐洲各地的基督教會都會在復活節前夕，上演所謂的「基督殉難」劇目，旨在提醒基督徒們「不要忘記這個血仇」。
劇目表演結束後，義憤填膺的觀眾們不僅會召開「排猶」集會，發表斥責猶太人的演講，甚至還會「組團」辱罵和毆打猶太人。
《最後的晚餐》
等到了十字軍東征（1096—1270）時期，基督教世界對猶太人的迫害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比如在征討伊斯蘭世界之前，十字軍通常會先拿身邊的「異教徒」猶太人開刀。他們不僅肆意掠奪猶太人的財產，將他們的居所夷為平地，還會血腥鎮壓和屠殺「反抗」的猶太人。退一步講，即便一些人倖免於難，但也不得不接受無家可歸的流亡命運。
十字軍東征路線圖
鑑於基督教與猶太教存在著較大的「教義差異」，因此猶太人會經常遭到基督教會的無端指控。比如很多反猶主義者認為，猶太教「宿主褻瀆」、「血祭」的傳統是「不能容忍的」。
所謂「宿主褻瀆」，就是指責猶太人使用行賄、偷劫等手段騙取「聖餅」，再借用自己「特有的巫術和道法」「予以褻瀆」，旨在使之「失去神力」。
所謂「血祭」，就是有著「排猶思想」的基督教徒們針對猶太人的指控。他們認為，猶太人為了獲得「猶太禮儀」中必須的血水，會秘謀殺害以基督教男童為首的非猶太人。
不過話說回來，根據猶太教義，猶太人不能食用「帶血的肉類」。因此，「以血祭祖、祭神」的宗教儀式，根本就是無稽之談。由此可見，這些針對猶太人的宗教指控，本質上就是想為迫害、驅逐和屠殺猶太人，尋找一個合理的藉口而已。
位於耶路撒冷的哭牆，是第二聖殿護牆的僅存遺址，也是猶太教的第一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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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外因：經濟利益爭奪戰
如果將「宗教分歧」視為歐洲猶太人與非猶太人「水火不容」的內因，那麼經濟競爭就是雙方「水火不容」的外因。
簡單地說，至少在中古時代，基督教徒們儘管對猶太人充滿了偏見，但卻離不開他們擁有的雄厚資金。其結果就是，很多以「放貸」為生的猶太商人成為了「貪婪者」與「吝嗇鬼」的代名詞——《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就是典型的代表。
不過話說回來，猶太人的「放貸者」角色，本質上依然可視為「排猶主義」催生出的產物。
《威尼斯商人》電影海報
1）從事農業的限制
在中古時代的以「土地分封」為紐帶的歐洲封建等級社會當中,猶太人一直處於「局外人」的尷尬境地。
他們無法在各封建制國家內擔任官職，不准服兵役，甚至不允許佩戴武器。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一些猶太人開始嘗試投身農業。
中世紀的歐洲農業
不過，在具體的農業生產環節，他們同樣受到了一系列的限制。根據猶太教教義，猶太人不能在星期六，即猶太教的安息日工作；但根據基督教教義，星期天、即基督教的禮拜日是不允許工作的。其結果就是，「寄居」在基督教世界的猶太人不得不「強制雙休」。
在生產力水平與生化科技均不發達的中古時代，農業生產對於時間和節令有著極為嚴苛的要求，可以說一天都耽誤不得。因此，一些猶太農民不得不主動「脫離農業」。
另外，猶太教義規定「猶太人不得蓄養猶太人為農奴」。因此，猶太農民們不得不僱傭工資更高且一直供不應求的「自由人」協助勞作。坦誠說，這又是一筆不小的支出。
因此進入9世紀以後，大部分猶太人主動放棄農業生產，開始投身商業和手工業，成為了城市居民。
中世紀的歐洲農業
2）從事手工業和商業的限制
在10—12世紀的近東與南歐地區，猶太人在印染、絲織、刺繡、金銀鍛造、玻璃製造等手工業領域，取得了較為突出的成就。
在埃及和希臘等地，猶太人的染色和刺繡紡織品一直以質地精良而馳名；在南歐地區謀生的猶太工匠們更是以技藝精湛著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壓」了非猶太裔工匠們一頭。
伴隨著商品經濟的高速發展，歐洲境內相繼湧現了各種手工業協會。出於擠壓猶太工匠的需要，這些協會不僅制定了極為苛刻的行規，甚至要求新人在入會之前，必須參加帶有濃郁「基督教風格」的宣誓儀式。這就意味著，「非主流」的猶太工匠不得不接受失業的命運。
中世紀的機械技術較之羅馬時代有所提高，座鐘是中世紀精密機械製造技術的典型代表
除了手工業之外，猶太人還在商業領域占據著一席之地。
簡單地說，在歐洲各地的城鎮、集市和貿易市場內，都能看到猶太商人的身影。他們利用散居於各地的優勢，成為了溝通不同國家、民族與宗教世界的「信使」。
不過話說回來，伴隨著十字軍東征的結束，歐洲各國與東方世界的貿易通道被打通了。很快，占據著「天時地利」的信仰基督教的歐洲商人們，迅速控制了地中海東部的商業貿易，猶太商人的優勢幾乎被盡數摧毀了。
另外，大多數猶太商人的貿易範圍被限定在本國境內，甚至一些國家乾脆制定了「禁止猶太人經商」的法律。這就意味著，猶太商人的生存空間再度被嚴重壓縮了。
3）放貸產業，無可奈何的選擇
經濟活動的日漸複雜以及工商業的蓬勃發展，使得貨幣成為了商業生活里的剛需。
根據當時的伊斯蘭教與基督教教義，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是無法從事放貸行業的；但與前兩者不同，猶太教義只是禁止「猶太人之間借貸和取利」，並不反對猶太人向非猶太人借貸。
面對「全面失業」的慘澹局面，一些猶太人開始將目光投向了放貸業。隨著時間的推移，歐洲境內出現了大批猶太裔高利貸商人的身影。坦誠說，「放貸人」是個令人心生厭惡甚至是仇恨的角色——當然，今天何嘗不是如此呢？
於是，「猶太人是經濟的攫取者」，「猶太人是沒有生產能力的寄生蟲」等觀點成為了歐洲各階層民眾的廣泛共識。
進入13世紀以後，基督教會放寬了限制，即「允許基督徒從事金融業」。得益於得天獨厚的優勢，猶太高利貸迅速淹沒在了以基督徒商人主導的銀行業浪潮之中。
4）被敲詐勒索的日常
需要指出的是，猶太人不僅在職業發展中備受歧視和排擠，即便在日常生活中也經常能遭遇到勒索和敲詐的情況。
首先，為了換取一個安身之所，猶太人必須向當地政府繳納一大筆賦稅。
資料顯示，「他們需要繳交名目繁多的人頭稅、保護稅、特別稅、通行稅、結婚稅、生產稅、葬禮稅甚至祈禱稅以及不計其數的規費和捐贈，以換取基督徒統治者恩准居留的許可。」
可即便如此，猶太人的財產安全依然得不到十足保證。比如在法國，「猶太人經常被以各種名目起訴，判處高額罰款，或被沒收財產、驅逐出境，直到他們繳納了巨款後，才被賜予特赦的名義再度召回。」
其次，猶太人擁有的巨額財富，也是各國政府覬覦的「肥羊」。
基於拉攏民心的需要，官方會經常下令猶太商人「免除向基督徒貸款的部分利息」；在12世紀中葉，英國規定猶太人遺產的1/3必須上交給國王金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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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閡的日益加深
伴隨著猶太人與歐洲主流社會隔閡的日益加深，他們在衣食住行、文化習俗、語言文字等方面的獨樹一幟，對猶太教的虔誠信仰，讓歐洲各階層愈發感到惶恐不安。
更值得一提的是，儘管猶太人一直蒙受著歐洲主流社會的無死角歧視，但依然對《希伯來聖經》中「猶太人才是上帝在萬民中獨選了特選子民」的說法深信不疑。
因此，在他們的內心深處，一直存在著強烈的優越感。坦誠說，這種傲慢心態，是基督徒們無法容忍的。
1）黑死病背後的「排猶慘案」
基於宗教、社會和安全等多重因素的考慮，猶太人大多選擇聚族而居。可即便如此，每逢社會遭遇動盪時，他們就會淪為基督徒眼中的「罪惡之源」。
早在13世紀開始，基督教會就以殘酷的手段逮捕、拷打、囚禁和殺戮「異端分子」。有學者統計，「在西班牙、葡萄牙異端裁判所存在的三個半世紀中，這兩國就有四十萬猶太人受到審訊，其中三萬人被處死。」
在黑死病大流行時期（拓展閱讀：瘟疫與社會大變革：黑死病是如何改變歐洲的？（修訂版）），因為猶太居民的感染率與死亡率均遠低於非猶太裔的歐洲居民。因此，很多歐洲人愈發堅信，「黑死病是猶太人投毒的產物。」
但需要指出的是，猶太人的低染病率，主要歸功於以下幾點：
重視個人衛生和公共衛生的習俗，在飲食上有著更為嚴格的要求。
與生俱來的尊重醫生的傳統讓猶太人從醫的比例很高，進而使得他們享有更高的醫療保健水平。
猶太人與基督徒接觸很少，交叉感染的機會也大大降低了。
抄本畫中描繪的黑死病患者
猶太人的現狀，激起了歐洲各階層民眾的極度嫉恨。不久，他們發動了針對猶太人的大規模屠殺事件。對此，歐洲史料這樣記錄道：
1348年底，歐洲各地的猶太人幾乎都面臨嚴刑逼供、屈打成招的迫害，結果不是被活活燒死、打死，就是被永久驅逐。疫情的擴大，使得猶太人的命運變得愈加悲慘，自西班牙、法國南部、瑞士、日耳曼地區到巴伐利亞，約有三百餘個猶太人社區被夷為平地。
有學者統計，「在法國、西班牙和義大利遇害的猶太人合計超過二萬名，日耳曼地區也有近萬人被殺，波蘭邊境也有一萬多人死於非命；至於被驅逐、遭劫掠的災情更是無從估計。」
壁畫《死神的勝利》（十五世紀），現藏於巴勒莫阿巴特利斯宮
2）針對猶太人的「硬核隔離」
基於「防範猶太人和基督徒互相來往」的需要，基督教會制定了一系列隔離猶太人的舉措，其要點如下：
禁止基督教徒和猶太人社交、聘僱、通婚，日常交易甚至要通過特定的管道和手續才能進行。
嚴格限制猶太教的發展，禁建猶太會堂，杜絕可能危及信仰的一切交流。
為了避免和基督徒接觸，猶太人只能居住在指定區域，出門必須穿著佩戴黃色圓環、黃布條等特殊識別標誌。一些國家要求「猶太女子出門時，必須在身上繫上鈴鐺」，方便「遠遠就能識別」。
截至十六世紀末，幾乎所有的猶太人，只能居住在被稱為「隔都」的「定居區」內。定居區狹窄偏僻，四周以高牆環繞，大門口由基督徒把守，每天在固定的時間開關大門。
耶路撒冷俯瞰
就以德意志地區為例，早在16世紀初期：
這裡就出現了根本不允許猶太人居住廣闊區域，猶太人幾乎從所有大城市中絕跡，就連斯特拉斯堡也與奧格斯堡一樣，只允許猶太人白天在城市裡逗留。」
一到了晚上6時，驅猶號角便從斯特拉斯堡敏斯特教堂的塔樓上吹響，敦促猶太人趕快離開城市。
斯特拉斯堡大教堂
因為反對羅馬教廷在德意志各地大肆兜售贖罪券，神父馬丁·路德（1483—1546）於1517年發表了《九十五條論綱》，正式揭開了宗教改革的帷幕。
為了能讓這項改革事業在整個歐洲得以貫徹，他發表過曾在當時極為罕見的親猶言論。
但令馬丁·路德沒有預料到的是，「宗教改革不僅讓基督教陣營陷入分裂，而且似乎出現了一種猶太教復甦的可能性」。
馬丁·路德（1483—1546）
於是，他迅速從「親猶」轉向了「極度仇猶」，並在1543年特意撰寫了三篇反猶文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前面提到的《猶太人與他們的謊言》。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他提出了對付猶太人的七條恐怖性建議：
《猶太人與他們的謊言》中的七條恐怖性建議
其結果就是，「醜化猶太男性」成為了德意志地區的一種普遍現象。
比如在復活節期間，「當地每年都會出現流血的罪惡的猶太人」；在發表於這一時期的醫學論文中，猶太人被賦予了「患有痔瘡、內心憂鬱」的消極形象，猶太男性被定義為「存在身體缺陷、擁有一些女性特徵的娘娘腔」。
在「全民排猶」的大背景下，一些猶太人出於生存的考量，選擇「主動改宗」。可即便如此，這些人中的大部分，依然在私底下保持著對猶太教的虔誠信仰。對此，西班牙人一度將他們蔑稱為「馬蘭內」——在古西班牙語中，「馬蘭內」直譯過來就是『豬』的意思。
各地的民俗傳說、文學和藝術作品中所呈現出的猶太人形象，幾乎都是策劃陰謀、製造災難、散播疾病的「魔鬼」：
在中世紀的民間傳說和藝術作品中，猶太人有時被描寫成大母豬，或是有著黑黝黝的面孔、鷹鉤鼻、蜷曲的頭髮，渾身散發著惡臭的味道；在不同的木版畫中，猶太人長著魔鬼的尾巴和山羊鬍子，騎著一頭雄山羊。
電影《威尼斯商人》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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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反猶主義浪潮
發生於14—15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與16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宗教在思想界「一家獨大」的地位。因此，猶太人的社會地位有了一定改善。
進入18世紀以後，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影響下，歐洲各國境內的猶太人陸續取得了平等的公民權。
再加上勤勉、熱愛知識與重視教育的優良傳統，使得越來越多的猶太人成為了引人矚目的科學家、藝術家、醫生、律師以及銀行家和企業家。一言概之，近代猶太人的社會地位有了質的飛躍。
不過話說回來，伴隨著新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矛盾的愈演愈烈，歐洲主流社會對猶太人的迫害又以一種新的「排猶主義」面目出現了。簡單地說，他們「以種族化、政治化」為噱頭，大肆歧視、排擠和迫害猶太人。
人們普遍認為，猶太人有著「熱愛學習」的傳統
1）「種族主義」與新的反猶浪潮
學界普遍認為，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種族主義」思潮出現於19世紀，本質上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與白人優越論的衍生物。
在歐洲的種族主義者眼中，猶太人、黑人、亞裔等族群都是「劣等種族」，「猶太人更是劣等中的劣等種族」。
值得深思的是，這種帶有種族歧視意味的「反猶主義」理論，受到了很多啟蒙思想家的認同與追捧。
比如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1694—1778）就是一位堅定的反猶主義者，他所發表的那些影響深遠的「反猶著述」，為出現於19世紀的「反猶主義」思潮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對此，法國學者薩特（1905—1980）在《反猶太者的畫像》中如是寫道：
在反猶太者看來，猶太人和基督徒所做的同樣的事情，無論如何絕不相同，對他們（德國的反猶主義者）而言，一個猶太人身體投入水中，就會把水根本弄髒。更準確地說，猶太人呼出的空氣，會污染空氣。
伏爾泰（1694—1778），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
進入19世紀後半葉，世界格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伴隨著階級衝突、經濟危機和極端民主主義的泛濫，反猶主義思潮出現了「澎湃之勢」。
於是，猶太人獨特的文化與道德屬性，逐漸成為了反猶主義者們大肆攻擊的目標。比如一種觀點認為：
行為古怪、性格扭曲的猶太男性，存在著女性化的與病態的特徵。因此，他們不僅不適合服兵役，也不應該享有最基本的公民權利。
與此同時，猶太男性的「娘娘腔」氣質也成為了大肆抨擊的對象。比如一些德國的反猶主義者認為，「猶太人的犯罪率之所以低於德國的平均值，歸根結底就是因為猶太男性的氣質過於陰柔了。」
1872年的柏林
另外，伴隨著歐洲經濟的高速發展，猶太人與非猶太人的競爭也變得愈發激烈。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人堅持認為，「猶太人是一群精明貪婪、古怪自私的吸血鬼」。
一言概之，在德國的反猶主義者看來，「猶太這個種族從本質上、歷史上、種族上、自然屬性上就是一個能力低下、邪惡、不應與之交往、理應受到譴責或迫害的劣等民族，會破壞歐洲雅利安人種社會的純潔」。
一言概之，歐洲社會一旦出現新的危機，猶太人就會「自動」成為各界「公認」的「引發危機的罪魁禍首」。換言之，猶太人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轉嫁階級、民族和宗教矛盾的活靶子。
2）「排猶思潮」的政治運動化
隨著時間的推移，「反猶主義」思潮滋生出了一場大範圍的政治運動。最先宣布「給予猶太人平等公民權」的法國，實際上還是最早將「反猶主義」政治化的國家。
很快，歐洲各國境內均掀起了浩浩蕩蕩的反猶主義運動。
比如在德國和奧匈帝國，「反猶主義」一度成為了國家制度。在19世紀80年代，他們效仿美國的《排華法案》制訂出了專門的排猶法。根據「法案」的規定，「猶太人不准擁有土地，不准參加選舉，不准進大學讀書，還在旅行、求職和結婚等環節被給予了一定的限制。」
19世紀末的柏林
在沙俄，猶太人的境遇更為悲慘。
1881年3月，「解放者」亞歷山大二世遇刺身亡。不久，皇儲亞歷山大繼位，史稱亞歷山大三世（1845—1894）。
因為「遇刺案」中有猶太成員涉嫌其中，因此，沙俄境內的「反猶浪潮」空前高漲，各地猶太人遭遇到了滅頂之災。數據顯示，在1881—1884年間，沙俄境內爆發了多起針對猶太人的集體屠殺事件。
實際上，亞歷山大三世本人就是個堅定的「反猶主義者」。他曾聲稱，「看到猶太人受到虐打時，我是感到快樂的」；當顧問康斯坦丁·波貝多諾斯策夫神父提出「消滅1/3猶太人、驅逐1/3猶太人和同化1/3猶太人」的瘋狂計劃時，一度激起了他的濃厚興趣。
亞歷山大二世遇刺
1882年，沙俄政府頒布《五月法令》，對猶太人的活動範圍、就業、教育和稅收等實施了一系列極其嚴苛的規定。與此同時，猶太人在政府任職的權限被剝奪，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受到了嚴格限制。
另外，大面積的猶太人居住區被拆除，無家可歸的猶太人們被驅逐到了更為邊遠、生存條件更為惡劣的地區。1891年，沙俄政府甚至頒布了「禁止猶太人在莫斯科定居」的法令。
1894年，尼古拉二世（1868—1918）即位。次年，他頒布了更嚴苛的反猶法令，一度將猶太人居住區域，壓縮在了「沿帝國西部邊界劃出的50俄里寬的平原上」。
與此同時，一股更加瘋狂的「反猶風暴」在沙俄全境蔓延開來。在政府的默許和縱容下，以「黑色百人團」為首的極端民族主義組織，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等地炮製了數次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事件。
日俄戰爭結束後，沙俄各階層對猶太人的仇恨進一步加劇。簡單地說，猶太人的受教育權與不動產被剝奪，絕大多數猶太人開設的工廠被迫關門。另外，在一戰期間，至少有45萬猶太人被迫編入俄軍序列，淪為戰爭炮灰。
除此之外，在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東歐國家境內，反猶主義思潮同樣盛行不衰。猶太人不僅被視為「一切社會弊端最合適的替罪羊」，「無論社會上出現什麼樣的負面事件，第一責任人一定是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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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狂的希特勒
散居於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儘管在語言、文化、習俗、宗教等方面受到了居住國家與主體民族的影響。但是，他們的歷史、文化和傳統不僅始終未被徹底同化或融合，並逐漸鑄就成了一股無形的內聚力。
對此，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書中發出了這樣的感慨：
我們試問，世界上有哪一個民族能夠像猶太民族一樣，歷二千年而不改變其內在的特性的嗎？世界上有哪一個民族所經的大變，較之猶太民族更甚而且能歷萬劫而不變故態的嗎？
1）為什麼希特勒要「滅絕」猶太人？
首先，是「猶太印象」的持續惡化。
一戰的慘敗，不僅讓德國失去了八分之一領土與十分之一人口，為數不多的殖民地也被英法等國盡數瓜分。另外，德國人還要賠付各戰勝國合計1320億馬克（約合49.9億英鎊）的賠償款。
不過話說回來，當時有不少退伍軍人、資本家和中產階層不僅堅持認為，「優秀的德意志民族從未在戰場上失敗」，還將戰敗的罪責歸咎於「猶太人和左派分子的犯上作亂」。
一戰中的德軍官兵
1919年8月11日，《魏瑪憲法》正式生效。新憲法要求，「原則上，男女均有同等之公民權利及義務」。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德國猶太人陸續加入到了各級公務員隊伍，甚至可以擔任部長、市長等高級職務。
但不可否認的是，政治環境的好轉從未讓猶太人被大眾所廣泛接受。原因很簡單，新憲法在很大程度上動搖了本土男性的根本利益。
魏瑪共和國國民會議會址，《魏瑪憲法》在此起草
更何況，魏瑪共和國的統治本身就不穩固。進入20世紀20年代，因為長期的戰爭消耗和支付巨額戰爭賠款，德國經濟瀕臨崩潰。截至1922年，國家貨幣體系幾近崩潰，德國馬克已經淪為了一文不值的廢紙。
貨幣貶值以及衍生的物價飛漲，不僅讓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更讓中產階級「幾乎在很短的時間內失去了所有的一切」。
更令德國人感到憤怒的是，一部分猶太商人居然發了一大筆橫財。
首先，這些掌握著大量地產、工廠和礦山等固定資產的猶太商人，由於貨幣貶值而身家暴增；其次，由於他們手上一直擁有著大量銀行貸款與美元、英鎊等信用良好的貨幣債券。因此，貨幣貶值不僅讓他們輕鬆還清了所有貸款，還從債券中獲利不菲。
於是，德國社會呈現出了嚴重的兩極分化狀態。一方面，錦衣玉食的猶太商人們過著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另一方面，德國的老人、退休者、工人和職員們不得不為基本的生計奔走。
很快，猶太人成為了唯利是圖、投機倒把的代名詞。越來越多的德國人愈發堅信，「德國所遭遇的一切的不幸，都是由猶太人把持的國際金融財團共同策劃的，這些猶太金融寡頭利用各種手段掠奪了德國人的財富。」
其次，是希特勒的「個人選擇」。
與其他「反猶主義者」一樣，在希特勒看來，唯利是圖的猶太商人「不僅是致使國家與民族道德淪喪的寄生蟲，更是讓整個國家陷入崩潰的罪魁禍首」：
猶太人本身，絕無什麼文化可言。所以，他們精神活動的基礎，常常是受他族所供給的。他們的智力，在一切的時期中，都是因為和鄰近他們的文明相接觸而發展起來的。
可是，猶太人對於他族，那就沒有絲毫的貢獻了。因為猶太人現在所有的文化，大都是其他民族的東西，並在猶太人的手中敗壞了。一言概之，他們是異族的寄生蟲。
那麼問題來了，希特勒是天生的「反猶主義者」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當青年希特勒從家鄉小鎮林茨來到維也納時，曾經主動購買過幾本宣傳反猶主義的小冊子。與我們的想像截然不同，他在閱讀後認為，「這些小冊子裡面宣傳的論調一度使我疑團叢生。因為其中所說的，都是極淺極薄且不合科學的辯論。」
實際上，他在維也納流浪的幾年間，不僅與多個猶太人結為密友，還一度依靠向猶太人兜售自己繪製的維也納風景水彩畫來維持生計。當然，這一段「不光彩」的經歷，不可能出現在《我的奮鬥》一書當中。
希特勒的「猶太印象」的惡化，首當其衝與德國一戰的戰敗息息相關、
一戰爆發後，希特勒加入巴伐利亞預備步兵團第16團與英法聯軍作戰，先後參加了第一次伊普雷戰役、索姆河戰役、阿拉斯戰役和巴斯青達戰役。因為作戰勇敢，他還獲得了一枚一級鐵十字勳章和一枚二級鐵十字勳章。
在1916年的索姆河戰役中，希特勒因大腿被炸傷，不得不回國休養。
在歸途中，他驚訝地發現，無論在柏林還是慕尼黑，到處都瀰漫著失敗主義的情緒。對此，他感到相當失望，「因為失利只會是暫時的，只要大家同心協力，英勇作戰，勝利是遲早的事。」
對於這種失敗主義情緒的蔓延，大多數人通常會將之歸咎於「長期戰爭消耗的結果」。不過，希特勒卻給出了不同見解。在他看來，「這些都是猶太人惹的禍」。原因很簡單，「幾乎每個職員都是猶太人，他們不斷在後方散布失敗的傳言蠱惑人心。」
對於德軍在戰場上連連受挫的原因，他後來在《我的奮鬥》中分析指出，「儘管我們有大炮，我們還是不能取勝，因為德國人民無形的敵人比敵人最威猛的大炮還危險」。顯然，文中的「無形的敵人」無疑包含著猶太人。
1918年11月，德國爆發了「十一月革命」，霍亨索倫王朝覆滅，德國宣布戰敗。對於希特勒而言，戰敗無異于晴天霹靂。原因很簡單，「自己的祖國在軍事上尚未完全失敗的情況下主動投降，簡直是不可理喻的。」於是，他再度將戰敗的「大鍋」扣在了猶太人的頭上。
伴隨著國家經濟的持續惡化，他對猶太人的評價也變得愈發尖銳和刻薄。比如他曾在《我的奮鬥》一書中指出：
對於猶太人而言，我沒有什麼條件可講，決定勢不兩立。因為我知道，他們就是無信義的無恥的惡棍。當他們和德皇握手親善的時候，另一隻手已經在暗中拿起利刃了！
因為商業宰制了全國，所以金錢也就變成了萬能了。舉國上下，每個人都困為了拜金主義的奴隸，紀律敗壞到了這樣的地步。
與此同時，他還在書中極力渲染「猶太威脅論」：
如果德國再衰落的話，儘管英國的政策並沒有什麼利益，但是對那總攬國際金融的猶太人是有著大利的。因為壟斷金融的猶太民族，顯然是與英國的見解相反，他們不僅希望德國在經濟上永遠衰落，還希望德國在政治上完全成為奴隸。
因為這緣故，猶太人便竭力提倡滅亡德國。猶太人的用意是十分明顯的，就是想摧殘德國民族的智力，並竭力借用猶太人所操縱的世界的金融，來摧殘德國勞工的勢力，作為擴張猶太人征服世界計劃的第一步。
用發展的眼光看，一戰的慘敗使得德國境內充斥著強烈的反猶情緒。因此，希特勒提出的「反猶主張」，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民意的。
第三，是「反共」和「反猶」思潮的魔幻綁定。
十月革命的勝利，使得一大批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猶太知識精英們，被推上了革命領導人的位置。
比如在新生的蘇俄政權的24名元老當中，16個是猶太人；素有「革命之鷹」美譽的德國共運革命家羅莎·盧森堡（1871—1919）與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創始人庫恩·貝拉（1886—1939）也都是猶太人。
列寧左邊是貝利亞，右邊是季諾維也夫，左上是托洛茨基，左下是布哈林，右上是加米涅夫，右下是史達林
伴隨著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歐洲大陸的廣泛傳播，一些反猶理論家們敏銳地意識到，「利用資產階級恐懼共產主義理論的心理，可以有效推動反猶運動」；與此同時，一些反共理論家們也認為，「利用傳統的反猶理論，可以有效遏制共產主義的傳播。」
於是，雙方「一拍即合」，共同炮製出了一個所謂的「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概念。其結果就是，以《錫安賢達議事錄》為代表的帶有強烈反猶色彩的文學著述，相繼被譯成多種文字，在歐洲各地傳播開來。
另外，以馬克思（1818—1883）、費迪南德·拉薩爾（1825—1864）乃至托洛茨基（1879—1940）等為首的眾多猶太裔革命家，無一例外都被扣上了「打著共產主義旗幟，為猶太國際陰謀效力的野心家」的帽子。
第二國際成立大會現場
進入20世紀20年代以後，歐洲的反猶思潮迅速向右翼極端勢力靠攏，最終與崛起的法西斯主義同流合污。很快，一種融合了反共、反猶、種族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納粹主義」理論，在德國逐漸蔓延開來。
「納粹主義」一詞，極有可能是德國民族主義作家布魯克（1876—1925）在出版於1923年的著述《第三帝國》中率先提出的。
但將這一理論發揚光大的，當屬希特勒本人。比如他曾在公開場合宣稱：
面對自由資本主義已經分崩離析，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們，意欲征服全歐洲乃至全世界的大背景下，為了爭取更多的生存空間，身為優良種族代表的雅利安人，必須通過一場永久性的革命，徹底消滅猶太人以及馬克思主義。
參加閱兵式的希特勒
希特勒甚至得出了一個在今天看來匪夷所思的結論：
當德國在政治勢力有所進展的時候，商業就有了起色；反之，一旦商人們道德淪喪，只知惟利是圖的時候，國家必定再陷入崩潰，進而商業也就跟著衰敗了。因此，要想拯救德國和日耳曼民族，必須要先徹底消滅猶太人。
由此可見，當希特勒的政治野心、反馬克思與社會主義思潮、對社會不公感到憤憤不平的德國民眾、源遠流長的「反猶」傳統以及嚴重的經濟危機交織在一起的時候，猶太人悲慘的命運就已經註定了。
2）反猶高潮：瘋狂的種族滅絕
希特勒上台以後，納粹政府宣稱，「單純警惕猶太人的外部威脅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從內部保護雅利安民族。」於是，雅利安人和猶太人的婚戀問題受到了各界的廣泛關注。
在頒布於1935年9月的《德意志血統與榮譽法》中，不僅出現了「禁止猶太人與德意志或其同種血統的公民結婚和發生法外婚姻關係」等條例，還規定「違反者將被以種族污染罪行進行起訴」。
隨著時間的推移，「種族污染」已經不再局限於身體接觸，「即便是兩性之間的任何友好關係，都會被視為危險行為」。原因很簡單，這可能是「企圖污染德國種族或侵犯德國榮譽的前奏」。毫不誇張地說，德國猶太人已經被「社會性閹割」了。
1935年，一對德國男女被人押上了街頭，只因男子是猶太人
蘇德戰爭爆發以後，納粹政府對歐洲猶太人的迫害已經達到了喪心病狂的程度。1941年7月31日，希特勒特別通知希姆萊，要求他「作好一切準備，在歐洲德國勢力範圍內全面解決猶太人問題，儘快制定出最後解決猶太人問題的具體措施。」
希特勒所說的「具體措施」，就是「將所有猶太人關進集中營，使用種種殘酷辦法將之從肉體上滅絕」。為了儘快完成這一目標，納粹政府先後在奧斯威辛、馬伊達內克、克爾姆諾、貝烏澤茨、索比鮑威爾、特雷布林卡等不同地區新建或擴建了「專業」的集中營。
位於波蘭的奧斯威辛集中營
1941年6月，接到希特勒指示的希姆萊命令奧斯威辛集中營建立大型毒氣殺人設施。9月3日，這裡開啟了首次使用毒氣殺人的嘗試，並在每周「都會做出幾次」。進入次年6月以後，「差不多每天都用毒氣殺人"。
很快，其他集中營內頁陸續建立了旨在「滅絕猶太人」的毒氣室。其中，貝烏澤茨集中營共設有6間毒氣室，每天最多可以殺害15000人；索比鮑威爾集中營，每天最多可以殺害20000人；特雷布林卡集中營共設有13間毒氣室，每天可以殺害25000人。
奧斯維辛集中營內的焚屍爐
1942年1月20日，圍繞「如何高效屠殺27個國家境內的1100萬猶太人」這一問題，海德里希召集14個部門高級官員與黨衛隊軍官，在柏林近郊萬湖旁的大萬湖路56—58號別墅舉行了專門會議，即著名的「萬湖會議」。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會議全程沒有明確提及「大規模謀殺」，但參會的阿道夫·艾希曼（1906—1962）在1960年的以色列審判中表示，「與會人員實際上多次使用了諸如『消滅』、『毀滅』等更加直接的字眼。」
電影《萬湖會議》中的「萬湖會議」
從1942年6月開始，原本一直居於華沙猶太區內的猶太人被強制遣送到了各大集中營。數據顯示，僅在6—10月間，超過31萬的猶太人被強制驅送至不同集中營內集體屠殺。
對此，《以色列周報》在一篇發表於1943年11月的文章中毫不隱諱地指出，「猶太人實際上已經從歐洲大陸上被徹底消滅了。」
德軍占領下的華沙
進入1944年以後，德軍在各條戰線上盡顯頹勢。與此同時，納粹政府進一步加緊了針對猶太人的屠殺進程。8—10月間，居於特雷律城猶太區的18402名猶太人被集體送進了奧斯威辛集中營；荷蘭境內合計有14萬猶太人，其中有接近12萬人被送進了奧斯威辛集中營。
後來，奧斯威辛集中營司令官魯道夫·胡斯在接受審判時表示，「奧斯維辛集中營合計殺害了300萬人，其中250萬被毒氣殺死，剩下的50餘萬人是餓死或病死的；除少數人外，絕大部分都是歐洲境內的猶太人」；艾希曼也認為，「在二戰期間，至少有600萬猶太人被殺害，裡面還包括了近100萬兒童。」
奧斯維辛集中營內的猶太人
二戰臨近尾聲時，同盟國軍隊發現，歐洲境內的猶太人數量，已經從戰前的1100萬人銳減到了310萬人了：
波蘭原有350萬猶太人只剩下7萬餘人，羅馬尼亞的65萬猶太人僅剩下25萬人，德國和奧地利的33萬猶太人僅有4萬人生還，希臘的7萬多名猶太人僅1.6萬人倖存，烏克蘭境內的90萬猶太人命赴黃泉，白俄羅斯的24.5萬名和俄羅斯的10.7萬名猶太人也成為了犧牲品，捷克斯洛伐克的35.6萬猶太人僅剩下1.4萬。
奧斯維辛集中營內的猶太人
6
尾聲
總的來說，歐洲反猶主義思潮出現的原因是極其複雜的，裡面囊括了宗教、社會、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宗教敵視、經濟掠奪、社會排斥、種族歧視的一系列「量子糾纏」，讓反猶主義產生了極為惡劣的負面影響。
最後想說的是，牢記歷史教訓，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狹隘的宗教對立和種族主義偏見，加強不同國家與民族之間的對話與合作，共同社會文化的和諧與發展，才是歷史發展的趨勢和時代進步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