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拍攝於1941年的一張照片,畫面里的一家三代,是近代中國少有的世家大族裡的一個小家庭。中間老太太年近九旬,是曾國藩最小的女兒曾紀芬(1852-1942);身後是他的三子聶雲台(1882-1953),父母都出身簪纓世家,他是創辦中國第一家紡織機械製造廠的先驅者,是20世紀初上海工商業領袖,上海總商會會長,可謂近代中國近代中國數一數二的民族企業家。
聶雲台一生結識富豪無數,見慣了巨富之家三代而衰的升沉寵辱,晚年寫下轟動一時的奇書《保富法》,在他看來:
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誇耀我有的東西都勝過其他所有的人。而道德、名譽、學問是錢辦不到的,這些富人無可奈何,只好在衣服、珍寶、房屋、器具上爭豪鬥勝,博得那些希望得到好處的客人來恭維奉承。
他總結說:
一、數十年來所見富人,後代全已衰落。二、六十年來文武大官世家,都已衰落,後人不興。三、惟有不肯發財的幾個大官,子孫尚能讀書上進。四、官極大,發財的機會極多,而不肯發財,念念在救濟眾人的,子孫發達最昌盛,最長久。
在他看來,中國富豪跳出「富不過三代」怪圈的方法只有兩個:其一,勇於「散財」,善於慈善,救世濟民;其二,鼓勵子弟讀書,以學術服務社會,以藝術綿延家風。
保富法(節選)
文 | 聶雲台
01
俗話說:發財不難,保財最難。我住在上海五十餘年,看見發財的人很多,發財以後,有不到五年、十年就敗家的,有二三十年即敗的,有四五十年敗完了的。我記得與先父往來的多數有錢人,有的做官,有的從商,都是煊赫一時的,現在已經多數凋零,家事沒落了。有的是因為子孫嫖賭不務正業而揮霍一空;有的是連子孫都無影無蹤了。大約算來,四五十年前的有錢人,現在家產沒有全敗的,子孫能讀書、務正業、上進的,百家之中,實在是難得一兩家了。
不單上海是這樣,在我的家鄉湖南,也是一樣。清朝同治、光緒年間,中興時代的富貴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總督巡撫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鎮大人的有五六十家,到現在也已經多數蕭條了;僅剩下財產不多的幾戶文官家庭,後人還較好。
就我所熟悉的來說,像曾、左、彭、李這幾家,是錢最少的大官,後人比較多能讀書,以學術服務社會:曾文正公的曾孫輩,在國內外大學畢業的有六七位,擔任大學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的幾位曾孫,也以科學專業而聞名;李勇毅公的孫子輩,有擔任大學教授的,曾孫也多是大學畢業;彭剛直公的後人,十年前也有在上海做官的。
凡是當時的錢來得正路,沒有積蓄留錢給子孫的心,子孫就比較賢能有才幹。其餘文官錢比較多的十來家,現在後人多數都已經蕭條了;武官數十家,當時都比文官富有,有十萬、廿萬銀兩的,各家的後人,也是多數衰落了;能讀書上進的,就很少了。
曾紀芬九十歲全家合影
02
我家與晚清中興時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數都是世代相交的關係,所以各家的興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於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豐厚的,遠遠勝過了湘軍諸人,但是今日都已經凋零敗落,不堪回首了;前後不過幾十年,傳下來才到了第三代,已經都如浮雲散盡了。然而當時不肯發財、不為子孫積錢的幾家,他們的子孫反而多優秀顯達。
最明顯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權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時候只有兩萬兩銀子;除鄉間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間房子,也未曾買過一畝田地。他親手創立的兩淮鹽票,定價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張鹽票的票價二百兩,後來賣到兩萬兩,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兩;當時,家裡只要有一張鹽票的,就可稱為富家了。
而曾文正公特別諭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領;在他逝世後多年,後人也沒有一張鹽票。若是當時化些字號、花名,領一兩百張鹽票,是極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領票,表面上並不違法。然而借著政權、地位,取巧營私,小人認為是無礙良心,而君子卻是不肯做的啊!這件事,當時家母知道得很詳細,而外面人卻是很少有知道的。
《中庸》上面說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文正公曾經對僚屬宣誓:「不取軍中的一錢寄回家裡」,而且是數十年如一日無違誓言;這與三國時代的諸葛公是同一風格的。因此,當時的將領僚屬多數都很廉潔;而民間在無形當中也受益不小。所以,為官者躬行廉潔,就是暗中為民造福;如果自己貪錢,那麼部下將領官吏,人人都想發財,老百姓就會受害不小了。
聶雲台父親聶緝槼,望族出身,其家族以「三代進士,兩世翰林」著稱一時。聶緝槼本人是晚清封疆大吏,民族資本家代表。
03
《大學》上說:「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孟子》說:「為富不仁,為仁不富。」因為貪財與不貪財,關係著別人的利益和幸福;所以發財便能造罪,不貪財方能造福。
世人都以為積錢多買些田地房產,便能夠使子孫有飯吃,過得幸福,所以拼命想發財。今天看看上述幾十家的事實,積錢多的,反而使得子孫沒飯吃,甚至連子孫都滅絕了;不肯取巧發財的,子孫反而能夠有飯吃,而且有興旺的氣象。平常人又以為不積些錢,恐怕子孫會立刻窮困;但是從歷史的事實、社會的經驗看來,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顧己,不留一錢的人,子孫一定會發達。
現在我再舉幾個例子來說。
宋朝的范文正公,他做窮秀才的時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濟眾人。後來做了宰相,便把俸祿全部拿出來購置義田,贍養一族的貧寒。先買了蘇州的南園作為自己的住宅,後來聽見地理風水家說:「此屋風水極好,後代會出公卿。」他想,這屋子既然會興發顯貴,不如當作學堂,讓全蘇州人的子弟在此處受教育,可使更多的人都興發顯貴,那樣就更好了。所以就立刻將房子捐出來,作為學堂。他念念在利益群眾,不願自己一家獨得好處。結果,自己的四個兒子都發達顯貴,作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個個都是道德崇高的楷模。他的兒子們曾經請求他在京里購買一所花園宅第,以便退休養老時娛樂,他卻說:「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園林甚多,而園主人自己又不能時常遊園,那麼誰還會不准我游呢!何必非要自己有花園才能享樂呢?」
范文正公的幾位公子,平日在家都是穿著布素衣服。范公出將入相幾十年,所得的俸錢,也都作了布施救濟之用,所以家用極為節儉,死的時候,連喪葬費都不夠。照普通人的心理,以為這樣太不替子孫打算了,誰知道這才是替子孫打算最好的法子。不單是四個兒子都作了公卿,而且能繼承他父親的思想,舍財救濟眾人。所以,范家的曾孫輩也極為發達,傳到了數十代的子孫,直到現在,已經是八百年了,蘇州的范墳一帶,仍然有很多范氏的後人,並且還時常出優秀的子孫後代。世人若是想替子孫打算,想留飯積福給子孫,就請按照范文正公的存心行事,才是最好的方法。
范仲淹像
再說元朝的耶律文正公,他是元太祖及元世祖的軍師,軍事多數是由他來決策,他卻是藉此而救全了無數的百姓。因為元太祖好殺,他善於說話,能夠勸諫太祖不要屠殺。他身為宰相,卻是布衣蔬食,生活儉樸。他是個大佛學家,利慾心極為淡泊。在攻破燕京的時候,諸位將領都到府庫里收取財寶,而他卻只吩咐將庫存的大黃數十擔,送到他的營中。不久,就發生了瘟疫,他用大黃治療疫病,獲得了很大的效果。他也是毫無積蓄,但是他的子孫,數代做宰相的卻有十三人之多。這也是一個不肯積蓄私錢,而子孫反而享大發達的證據。
耶律楚材像
再說清朝的林文忠公,他是反對英國侵略以致於引發鴉片戰爭的偉人。他如果想發財,當時弄個幾百萬是很容易的事情。他認為鴉片貽害人民非常嚴重,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燒毀了鴉片兩萬箱。後來,英國人攻廣東,一年攻不進,以後攻陷了寧波、鎮江。清朝不得已,就將林文忠公革職充軍,向英國人謝罪談和。林公死了以後,也是毫無積蓄,但是他的子孫數代都是書香不斷,曾孫輩中尚有進士、舉人,至今日仍然存在顯達者。數年前故世的最高法院院長林翔(編註:林翔,1882年—1935年7月5日,中華民國司法官員、中華民國第3任銓敘部部長 ,林則徐的曾孫。),也是其中的一人,而且道德亦非常的崇高。這又是一個不肯發財,而子孫反而大發達的證據。
林則徐書法
再看與林公同一個時候發大財的人,我可以舉幾個例子:就是廣東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鴉片場裡發大財至數百千萬銀兩的。書畫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內有名的古字畫碑帖,多數都蓋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圖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經在這三家收藏過,可見得他們的豪富。但是幾十年後,這些珍貴的物品,又已經流落到別家了。他們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別家作妝飾、木器了。他們的後人,一個聞達的也沒有。這三家的主人,總算是精明能幹,才會發這樣的大財。當時的林文忠公,有財卻不肯發,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職辦罪,總算太笨了吧!然而至數十年以後,看看他們的子孫,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間最有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孔氏,卻是最愚笨的人了。
廣州十三行總辦伍秉鑒
04
上海的大闊老很多,我所認識的,也可以舉幾個例子:
一個是江西的周翁,五十年前,我在揚州鄙岳蕭家,就認識這位大富翁。有一天,周翁到蕭家,怒氣沖沖的,原來是因為接到湘潭分號經理的來信,說是湖南發生了災荒,官府向他們勸募捐款,他就代老闆周翁認捐了銀子五百兩,而周翁嫌他擅做主張,捐得太多,所以才發怒。那時他已有數百萬銀兩的財富,出個五百兩救濟,還不捨得。後來住在上海,有一天,譚祖安先生與他同席,問他,如何發到如此的大富?他說,沒有別的法子,只是積而不用。他活到八十多歲才死,遺產有三千萬元,子孫十房分了家,不過十幾年,就已經空了。其中有一房子孫,略能做些好事,這一房就比較好,但也是遭遇種種的意外衰耗,所余的錢也不多了。若是以常理來說,無論如何,每房子孫都有三百萬,不會一齊敗得如此之快;然而,事實上卻是如此衰敗。若是問他如何敗法?
讀者可嘗試著閉目想一想,上海闊少爺用錢的道路便能夠明白,不用多說了。這位老翁,也是正當營業,並未取非分之財;不過心裡慳貪吝嗇,眼見饑荒,而不肯出錢救濟,以為積錢不用是聰明。卻不知道此種心念完全與仁慈平等的善法相違背,我若是存了一家獨富之心,而不顧及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極處。除了本人自己受到業報外,還要受到余報的支配,也就是《易經》所謂的餘慶、餘殃的支配,使獨富的家敗得格外的快,使大眾親眼見到果報的昭彰,能夠醒悟。
再說一家,是上海十幾年前的地皮大王陳某,家中的財產有四千萬銀元,兄弟兩房,各分兩千萬。一九二五年,我到他家吃過一次飯,他住的房屋十分的華貴,門前有一對石獅子,是上海所少見的。他的客房,四面的牆壁全部都裝了玻璃架,所陳列的銅鼎,都是三千年的古董文物。有一位客人,指著這些古董告訴我說:「這一間房子裡的銅器,要值銀元一百五十萬,中國的有名古銅器,有一半在此。」這幾句話,正是主人最高興聽的。原來,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誇耀我有的東西都勝過其他所有的人。而道德、名譽、學問是錢辦不到的,這些富人無可奈何,只好在衣服、珍寶、房屋、器具上爭豪鬥勝,博得那些希望得到好處的客人來恭維奉承。在我見了他之後,不過才七年的時間,上海地價忽然慘跌,加以投機的損失,以致於破產。陳家的古銅珍寶、房屋地產,一切的一切,都被銀行沒收變賣,主人也搬到內地家鄉去了。
哈同花園
再說一個實例,就是上海哈同花園的主人,近日報紙上常有譏諷的評論,說他們生平對於慈善事業不肯多多幫助,並說他有遺產八萬萬銀元。
試設想一下,財產八萬萬的收入,就照二厘的利息來計算,每年也應該有一千六百萬,如果他們肯將這尾數的六百萬元,用作救濟貧民之用,那麼全上海的難民,就可以得救了。
在三年前,上海的難民所中,有十萬人,每人的糧食,以每個月兩元計算,全年不過才兩百餘萬元。到去年米貴的時候,難民所中的難民才不過一萬幾千人,每人的月花費三十元,一年共五六百萬元,也還不過是他們收入年息的三分之一罷了。
再說上海死在馬路上的窮人,去年將近有兩萬多人,前年不過一萬多人,再前年不過是幾千人。就單說去年米貴,死人最多的時候,如果辦幾個庇寒所和施粥廠,養活這兩三萬人,也不過一年花個五六百萬元就夠了。這在富豪們來說,不過是九牛一毛,然而這一毛,他們卻捨不得拔。
如果能花幾百萬元,就能救幾萬個窮民。他自己的家用,若是沒有特別的揮霍,就算出手如何得闊綽,還是可以將一年所余的上千萬利息來用作儲蓄的。這樣一來,一方面得到了美名譽,一方面作了救人的大功德,再一方面又仍然每年增加了若干萬的積蓄。這樣的算盤,實在是通極了。然而他們卻沒有這樣智慧的眼光,一心只想這一千六百萬元,一滴不漏,全部都收到自己的銀行帳上,歸為己有,任意揮霍。竟然沒有想到這肉身是會死的,自己既無子女,結果財產全歸了他人。幾萬萬的財產,一旦變為空花,只是徒然帶了一身的罪業去見閻王,而且又遺下一片「為富不仁」的口碑,留在這個社會。
上海總商會舊址
05
俄國的大文豪托爾斯泰曾說過:「現在社會的人,左手進了一百萬元,右手布施了一二元,就稱為是大慈善家。」由此可知,這種行為是世界的通病。但普通人,還情有可恕,至於信佛的人,應當勉力改之。總要大家發起真慈悲心,救濟一切苦難同胞,以念佛修慧為正行,以力行種種善事、救人修福為助行,庶與佛法福慧雙修,正助分明之旨相合才好。我略將上文結束,條例如下:
一、數十年來所見富人,後代全已衰落。
二、六十年來文武大官世家,都已衰落,後人不興。
三、惟有不肯發財的幾個大官,子孫尚能讀書上進。
四、官極大,發財的機會極多,而不肯發財,念念在救濟眾人的,子孫發達最昌盛,最長久,一一都有歷史事實為證。
五、上文舉幾個實例,有的三千萬,四千萬,及幾萬萬的幾家,忽然一旦全空,這幾家都是不肯做救濟善舉。
六、大富者,只顧自己闊綽享用,積錢留與子孫後代,見有饑荒,卻不肯出大宗的錢救濟災難,無異犯殺人之罪,是要受道德上的譴責、業報的支配的。△
曾國藩的外孫,聶雲台居士一生親眼目睹諸多顯赫世家的興衰沉浮。太平天國以後,湘軍的一些肱骨名臣、爆發戶、中興時期北京和上海灘的一些富貴人家,家道紛紛敗落,聚斂財富不積厚德之家富不過三代,以及居士對照自家沉浮,深有感觸。遂將自己個人一生所接觸的、親眼所看見的,融合歷史的經驗教訓,並以自己的七世祖樂山公的善積福緣而庇蔭後人為佐證,指出其人之居心以及對財物的取捨,與後代子孫的昌達有莫大的關係。為善加福於人,自己自然得其福,後代子孫亦可昌隆繁茂;若廣肆聚斂,掠奪不義之財,為惡加害於人,自己自然得其禍,子孫後者也將受到貽害而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