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慶與杭州，在太平軍與湘軍對戰的背景下形成了強烈對照。
1861年冬天，曾國藩攻克安慶後不久，李秀成率部在浙江攻城掠地。順著長江漂流而下的浮屍群，無言地陳述著安慶的暴行。
然而，比起湘軍曠日持久的圍攻、破城之後的瘋狂屠殺，太平軍攻破杭州的過程既輕鬆，也克制。李秀成有意爭取民心，入城之後約束軍隊，儘量不燒殺搶掠。人們不由得納悶起來：「豺狼也，豈尚有人心哉？」
接著，李秀成劍指寧波——又一個涉及洋人利益的通商口岸。英國人連忙警告李秀成，不要靠近寧波，離上海遠一些。
與洪仁玕不同，李秀成並不相信太平軍能和洋人聯合推翻清朝，只是天京那邊一直阻止他胡亂動武。但這阻止不了他的攻勢，太平軍繼續東進，輕鬆攻克寧波，進逼上海——依然沒有大開殺戒，也沒有破壞洋人的財產。
對於中國這場內戰，英國議會的態度是保持中立，嚇唬太平軍，使其遠離通商口岸，除非英國人性命受到威脅，否則絕不開戰。但英國在華官員卻不認同議員老爺們的天真想法：清軍看起來太弱了，無法鎮壓這場叛亂，太平天國要是贏了，很可能導致英國對華貿易停擺。
當硝煙逐漸逼近上海郊區，英國人迅速撕掉冠冕堂皇的「中立」大旗，迫不及待插手到中國的內戰之中。
外國勢力，已然是中國權勢結構的一部分。兩次鴉片戰爭的結果證明，以皇權為中心的天朝體制，無法應對外來的衝擊。1861年3月，北京設立總理衙門，負責外交，實際上兼管通商、國防、關稅、軍工、情報、留學生等事務。與其說是外務部，倒不如說是內閣。11月，辛酉政變，慈禧執政。在她的支持下，總理衙門首腦奕將權力伸展到軍機處，並擁有議政王的頭銜。
在新體制下，誰能更好地處理涉外事務，誰就能扶搖直上。
曾國藩拿下安慶後，將其作為自己的大本營，慢慢收緊對太平天國的絞索。曾國荃把安慶周圍清理了一遍，接著大搖大擺回到了家鄉，吃吃喝喝，揮金如土，順道招募了六千新兵。大批新人的加入，繼續敗壞著湘軍的軍紀，使其淪為像綠營那樣的兵痞隊伍。為了消滅天京城內的邪魔，曾國藩需要這群魑魅魍魎。
1861年冬天，江浙來人，請求救援。在此之前，江浙官紳全力支持江南、江北大營，不讓湘軍插手江南，雙方多有齟齬，恩怨幾乎不可化解。如今，江浙盡歸太平軍，只剩下上海一座孤城，他們不得不乞求曾國藩的保護。
曾國藩一開始並未答應。他認為：「上海東北皆洋，西南皆賊，於籌餉為膏腴，於用兵為絕地。」但由於手頭的軍費見底，他還是改變了想法：「聞上海每月實可籌銀五十萬兩，不忍坐視其淪陷也。」他本想讓曾國荃帶兵東援，但曾國荃志不在此，而是一心想要攻克天京，立下不世之功。
於是，東援的重任落到了曾國藩的學生——李鴻章頭上。
▲李鴻章。圖源：網絡
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跟曾國藩是科舉同年。曾國藩在湖南練兵時，李文安、李鴻章父子在安徽辦團練。1859年，李鴻章來到曾國藩軍中。曾國藩有意雕琢這位年輕人。他有一個習慣，每天黎明必召幕僚一起吃飯，李鴻章遭受不住，便說自己頭痛，起不來。曾國藩十分生氣，「必待幕僚到齊乃食」。李鴻章只好披著衣服，狼狽趕來。餐桌上，曾國藩不發一言，吃完飯後，才嚴肅說道：「少荃（李鴻章），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尚惟一誠字而已。」
李鴻章時常和曾國藩發生爭吵。在祁門時，他就提醒過老師，此地乃兵家絕地，不如移軍別處。曾國藩不聽，他據理力爭，氣得曾國藩罵道：「諸君如膽怯，可各散去。」
之後，曾國藩的患難久從之將李元度在徽州大敗，臨陣脫逃。曾國藩一氣之下，不顧多年情誼，要參劾李元度。湘軍上下都認為曾「過激」，反對彈劾。李鴻章極力勸道：「果必奏劾，門生不敢擬稿。」曾國藩不吃這一套：「我自屬稿。」李鴻章又說：「若此，則門生亦將告辭，不能留侍矣。」曾還是不為所動：「聽君之便。」
結果，李鴻章賭氣離去，在江西賦閒將近一年。1861年6月，曾國藩寫信給他，邀其「速來相助」，李鴻章就坡上驢，欣然前往。重入幕府後，李鴻章漸掌兵事。冬天，曾國藩醞釀安排曾國荃去上海時，明確表示讓李鴻章同去。既然曾國荃不想去，那麼統帥一職非李鴻章莫屬。
1862年初，李鴻章開始組建淮軍。他早年與父親在家鄉辦團練，與淮勇頭目如張樹聲、潘鼎新、吳長慶、劉銘傳等人相熟。有湘軍開創的體制在先，又有早已成型的部隊，只需要挑強汰弱，便輕鬆募得四營——樹字營（長官張樹聲）、銘字營（長官劉銘傳）、鼎字營（長官潘鼎新）、慶字營（長官吳長慶）。
3月，淮勇在安慶集結，接受曾國藩的檢閱。曾國藩覺得淮軍人數太少，戰鬥經驗不足，又調撥了九個營：曾國藩的兩個親兵營，開字兩營，林字兩營，以及熊字營、垣字營、春字營。開字營的長官是程學啟，安徽人，本是太平軍將領，在湘軍攻下安慶前夕倒戈。春字營長官張遇春，最初隸屬於李鴻章辦的團練，後編入湘軍，歷時數年，如今回歸淮軍。剩下幾個營的長官，全都是湖南人。正如史學家羅爾綱所言：「淮軍與湘軍，猶如兒子與母親，曾國藩與淮軍，猶如老褓母與嬰兒。」
經過補充之後，淮軍共十三營，每營500人，共6500名士兵。算上民夫，總人數達9000餘人。
▲淮軍名將劉銘傳。圖源：網絡
4月8日，李鴻章搭船抵達上海。不出一個月，朝廷任命他為江蘇巡撫的旨意就下來了。上海的局勢十分複雜，華、洋勢力雜處其中。曾國藩的政敵、原江蘇巡撫薛煥雖已卸任，但仍管理著東南沿海的通商事務，隸屬於總理衙門。曾國藩不敢貿然對其動手，怕惹到背後的大人物——奕。薛煥的親信吳煦掌管著上海的財政大權，控制著每年近200萬兩的收入，還僱傭了一支洋槍隊。
吳煦在1860年之前只是一個中下級官僚，沒有什麼背景。他能夠在江蘇官場步步高升、穩坐泰山，在於三點：會理財，掌握一支洋槍隊，善於和外國人打交道。
李鴻章到上海之後，並未立馬清算江浙官場，而是先穩住吳煦，然後暗地裡削弱他的權柄。首先，李鴻章派手下接管厘捐總局，派吳煦去管海關，之後又派人接替吳煦「蘇松太道兼管江海關事務」一職，讓吳煦成為空頭的江蘇布政使——反正布政使已經沒有什麼權力了。由此，李鴻章掌握了關稅和厘金這兩棵搖錢樹。其次，李鴻章親自出面與外國人交涉，試探一番後驚喜地發現：外國人雖然與吳煦有私交，但也有抱怨，只要能滿足列強的要求，他們並不在乎和誰談。到頭來，吳煦只剩下最後一張底牌：洋槍隊。
李鴻章與曾國藩有師承關係，淮軍也是湘軍的翻版。然而，踏上上海這方土地後，他們就已經走上一條不同的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