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放水的盡頭——還有什麼能拯救停滯的經濟》，作者是滙豐銀行的全球首席經濟學家、英國人簡世勛。
西方高速發展下的"中國模式"
上世紀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10年裡，英國的人均收入，剔除通脹因素影響後增長了近37%"，接下去10年裡，"人均收入提高了13%，再後面10年，又上升29%。……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到本世紀初，英國人均收入幾乎增長了3倍。"（第x頁）
"20世紀下半葉，西歐國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3倍，而美國則提高了2倍。毫無疑問的是，科學在18世紀和19世紀有了非凡發展，但只有到了20世紀下半葉，技術進步才使人類的生活水平有了極大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僅僅是在財富方面，還包括人類預期壽命的延長、某些疾病的根除以及生活品質的改善。
"技術進步雖然重要，但它不是驅動西方經濟發展的唯一因素。……1945年到來的和平重建了被戰爭鐵蹄破壞的跨國界貿易往來。伴隨著新創建的國際組織對世界貿易和國際金融體系的培育，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已成為遙遠的回憶。工業化國家的經濟活動也因此開始蒸蒸日上，這與貿易乘數發揮的巨大作用有關。例如，20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對美國的出口一直以接近20%的速度增長。始於20世紀20年代的金融創新產品開始被廣泛使用。最為明顯的是出現了信用消費。消費信貸使消費者能夠今天消費而明天支付。美國家庭負債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從20世紀50年代不足40%上升到發生金融危機前的140%。由此帶來的消費需求的增加鼓勵了企業追求巨大的規模經濟效益，大規模生產變得越來越普遍。建立社會保險制度是為了防止再次出現20世紀30年代那種可怕的貧困現象。社會保險覆蓋率的不斷擴大，減少了家庭為預防未能預見的緊急狀況而將現金藏在床墊下面的需要。
"20世紀下半葉的確是一個非同凡響的時代，充滿經濟發展帶來的紅利。然而，推動西方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背後因素有許多似乎只是一次性的：世界貿易重新開放只發生過一次，消費信貸顯著增長只有過一次，推倒柏林圍牆事件只發生過一次。"（第3-4頁）
被毛澤東壓榨壓制大陸民眾到極點，大陸民眾生活水平也跌到歷史從未到過的最低水平。有文字記載的中國歷史上，從未有在沒有戰爭沒有連續十多年天災的情況下，二十七年的毛澤東時代非正常的死了七千多萬人，其中一半以上是餓死。
毛澤東死後的三十多年，得益於政府鬆綁及西方為主的經濟全球化，大陸經濟發展迅速。但似比不上西方那幾十年高速發展，從而也根本談不上什麼"中國模式"。
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起點太低，在這個極低的起點上所能釋放的能量，使經濟發展之顯著，也只有一次。
世界各地金融危機的各式表現
馬克思主義不能解釋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什麼規律性什麼必然性，非但是對人類五千多年文明史的牽強曲解，而且自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的二百年來的人類各國社會歷史，也證實了馬克思主義的謬誤。
然而，美國學者羅斯托（擔任過詹森總統的國家安全助理）的《經濟增長的階段——非共產黨宣言》，分析解釋現代工商經濟（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各個階段，似乎與四五百年來各國各地區現代經濟發展現實相符。
羅斯托從經濟角度將所有社會歸類於五種類型：傳統社會，起飛前提條件時期，起飛，走向成熟，大眾高消費時代.。
且不說，極權主義國家可以有力地從"起飛"推向"走向成熟"階段，但其根本制度決定不可能邁向"大眾高消費"階段。
本書的作者簡世勛前面說了，西方正常的現代自由民主憲政的市場社會在近代的高速發展，以致人們覺得之後的社會都會這樣向前發展。事實卻在告訴人們，不是這樣的。經濟發展是可能停滯的。有各種各樣的停滯，有制度文化上的原因，有國際形勢外部環境的影響，甚至有表面仍是富足、發展，而實際卻在積累弊端而一旦爆發。
正常的自由民主憲政的市場社會，也不是必然有規律的由羅斯托所說的五個階段循序發展。
作者舉了很多國家的例子。
首當其衝的就是阿根廷。阿根廷曾經是世界上的富國，卻在整個二十世紀接二連三的發生金融危機，一個世紀裡軍事政變和民粹主義輪番替換，阿根廷跌入窮國行列。
"過後來看，應該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在兩次戰爭期間，阿根廷會走向最終導致其厄運的那條自給自足的道路：國際金融家似乎讓阿根廷失望了，搖搖欲墜的大英帝國再也無法提供那些在過去是確定無疑的東西，美國人更願意在本國而不是到外國去投資。此外，歐洲正在緩慢走向另外一場戰爭。這使阿根廷確信，只有自給自足才是最佳的。雖然這種看法非常吸引人，但遺憾的是，它錯了。"（第9頁）
阿根廷誠如其是。二戰之後，阿根廷的主要問題除了"自給自足"以外，還是軍事政變與民粹的輪替。直到最近米萊上台，堅決自由市場經濟，且看他能否領阿根廷走出困境。
中國人一直有強烈的"自力更生，自給自足"的濃重情結，即使在最開放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大陸各地各級領導高叫"招商引資"的年代，大陸人仍在同時提倡"國產化率"。
日本是另一例。
日本經濟"停滯30年"，"宏觀政策失敗或許有助於解釋2-3年的相對下降，但它卻難以解釋20年之久的失落"（第12頁）
"日本存在的問題，折射日本沒有能力實現其在20世紀80年代末對資產減值做出的內含許諾。眾所周知，從本質上來講，未來具有不確定性。儘管如此，日本和國外許多投資者在20世紀90年代依然樂於在金融方面下注。這些賭注，從總體上對日本未來經濟發展造成了令人震驚的高額負債。雖然覺得越來越富有，但這似乎是將負擔轉嫁給子孫後代。與此同時，債權人想當然地認為，下一代人能夠還清貸款，儘管在某些情況下，債務人的子孫後代還未降臨到塵世。有什麼可擔心的？反正土地價格一個勁地攀升。"（第13頁）
但是在主要工業化國家中，日本社會比任何一個競爭對手都要更為平等。至於全民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是毫無疑問的，還有日本在海外投資的"海外日本"，使日本非但沒有像阿根廷那樣社會政治發生動亂，而且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水平也沒有降低。相反，在三十年停滯的過程中，日本經濟內在的市場經濟因素在修復在調整在完善。
日本經濟在2023年全球流行新冠病毒疫情之後，明顯反彈，正常發展了。
西方各已開發國家在上世紀末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時，仍然認為自從有了凱恩斯主義（或修正的凱恩斯主義）適度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調整，他們的經濟不會發生這樣的危機，可是，2008年金融海嘯波及所有已開發國家，波及全世界。
各國情況不盡相同。
"各國政府借款成本的不同部分反映了不同水平的國民儲蓄，德國政府和日本政府擁有向本國居民借款的空間，其他國家（尤其美國和英國）可以選擇印刷鈔票來幫助政府籌款。西班牙和希臘只能從國外借款，預算赤字不斷增長、虛弱的銀行系統以及經濟增長停滯這三者結合到一起，意味著債權人很快就會開始擔心債務人無力償還貸款。"（第115頁）
英美國家說到底，其實一樣。英鎊美元不是英美政府說印就能印的，它受到眾多制約和監督。即使他們以貨幣寬鬆政策印刷鈔票，也是以購買國債的方式。那些債券放著，是需要還的。結果，還是一樣，赤字增大，債務增加。
"德國的情況又是另外一種情況。我們很難將德國的金融系統描述為是初級水平。德國公司並沒有面臨大量債務負擔；德國的家庭，如果他們願意的話，也可以不受約束的花錢。但和日本一樣，德國人口老齡化問題嚴重，而且人口數量正在縮減。……在退休前，他們都會忙於存錢以防年老後陷入窮困潦倒的境地。……德國人並沒有將自己所有的積蓄都投資國內……"（第108頁）
"儲蓄國家的行為為赤字國家提供了激勵，使赤字國家的借款越來越多，儲戶對這種危險視而不見，主要出於三個原因。首先，他們不知道也沒有詢問金融仲介將他們的存款投資到了什麼地方；其次，人口老齡化問題使人們忽視了這一風險；最後，他們信任特殊的金融資產，特別是政府債券以及美國抵押貸款支持證券。"（第109頁）
於是，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世界範圍的金融海嘯爆發了。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信貸鏈條拉得太長了。在複雜的一系列新穎金融產品包裝下，債權人根本不知道最終的債務人是誰。人們或是不知道整個信貸鏈條上哪個環節出了問題，或者知道了仍然甘冒風險寄希望於未來經濟不斷的增長。
我們看到極權主義社會，除了最初的儲蓄者以外，極權政府掌握了信貸鏈條中的所有環節，甚至信貸鏈條以外的各關鍵點，譬如不受約束的印鈔權，貨幣管制權，甚至居民消費限制權……，他們就不會發生這樣的金融危機？極權國家自己也是這麼認為並引以為豪的。
極權國家有其自身內在根本性的問題，國際金融危機可以加劇他們內在的矛盾。
創新和發明的來臨無法預知
本書作者簡世勛正確的指出了二十一世紀的金融危機，作為銀行家的他從商業技術金融技術上詳盡分析了危機發生的原因。
我卻想從更寬廣更高層次上看金融危機。
如果我們僅僅從金融技術層面和世界貿易現行的種種問題看，現代金融衍生產品過於複雜，使債權人不知債務人，甚至使金融仲介——銀行也常常失去了追蹤資金流的看家本領：隨著世界貿易的高速擴展，各種意想不到的情況出現，現行的世貿（wto）規則有些已經嚴重滯後……。
這些問題的產生會使經濟發展停滯甚至倒退，然而這樣的倒退不可能否定經濟全球化，停滯甚至倒退只是在調整改善全球化貿易規則。我們似沒有理由認為，以後的發展不會再有高速的，停滯將是常態。
我認同羅斯托的經濟發展階段論，傳統社會，起飛前提條件時期，起飛，走向成熟，大眾高消費時代.，極權國家無法進入大眾高消費時代。然而，正常的自由經濟的市場社會，也不是一步一步有規律有節奏的從一個階段必然邁向下一個階段。它可能停滯，甚至有可能倒退。
人類社會不一定一直向前發展的，不一定有了一定積累就必然發展，因為決定社會發展的因素很多，不是只有社會積累給因素。
自從牛頓以後，人類社會真正進入現代科學時代。五六百年來，人類自以為掌握了宇宙的密鑰，不斷發現宇宙的秘密。對於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各種認識咸予肯定，認為創新和發明會不斷推動人類社會發展。
可是，人類的創新與發明會不會停頓呢？
十九世紀的物理學似乎已經很完滿很完美了，只不過"遠空中飄著一二朵烏雲"。人類志得意滿。但就是那一二朵烏雲，引發了十九世紀末開始的物理學大革命，二十世紀整個理論物理學井噴式的新的發現。突然，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卻又停滯了，至今沒有什麼新的重大發現，雖然理論物理學中現在還有不少明顯的"烏雲"。
應該說，人類各種科學認識與人類社會本身的發展都不一定是一直朝前發展的，可能停滯甚至倒退也是正常的。正像本書作者所說，我們應該適應高速經濟發展可能是"一次性的"。
最後，作為讀者的我們或許要正視作者的告誡："凱恩斯模式的財政刺激政策不會產生效果，原因在於，沒有人願意將錢借給那些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就變成國際棄兒的國家。弗里德曼模式的貨幣刺激政策也不會產生效果，原因在於，外匯匯率已經一落千丈，進口價格顯著上升，通貨膨脹也隨之上漲；印刷鈔票無異於火上澆油，於事無補。亞洲國家別無選擇，只好認輸，努力工作並接受才被削弱的地位。為適應新的、令人窘迫的局面。亞洲國家多少都會立即做出調整，將那種認為不斷發展繁榮會帶來經濟權利的信念束之高閣，承認世界發生了變化。"（地159頁）
所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不可能改變經濟本身運行的基本走向。當然，公共權力的產生，就決定了它有干預公共社會的必要。然而它的干預只能使公共社會運行，包括經濟運行波動平穩些。超過這個範圍，那些公共權力干預非但不能改變公共社會運行的方向，也不能降低公共社會波動的維度，相反造成公共社會更大的折騰。
這一切都是指正常社會裡的事、極權社會中權力掌握一切，自以為能夠改變一切。事實上，極權也的確能夠在相當一段時間裡改變一切。不過，社會還是有其自身規律，人為的緊箍，或是繃死一個社會，或是極權緊箍崩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