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新聞網寧成月報導/ 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周日表示，將鼓勵二十國集團（G20）成員重新審視與中國的貿易條款，以縮小全球貿易失衡，並敦促中方徹底調整經濟結構，實現經濟的再平衡，降低對出口的依賴並切實提振內需。
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資料圖片©法新社圖片
在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召開前夕，貝森特在受訪時指出，儘管美國對華直接貿易狀況正在「迅速改善」，但中國目前的出口激增態勢是不可持續的。
貝森特說道:「世界不能有一個擁有1.2萬億美元貿易順差的中國。中國經濟目前相當疲軟，他們正試圖通過擴大出口來擺脫困境，他們需要實現其經濟的再平衡」。因此，世界其他國家必須共同建立機制與誘因，促使中方徹底調整經濟結構，降低對出口的依賴並切實提振內需。
貝森特力主針對中國採取協同一致的貿易應對措施，而此時美國正因遭遇法律層面的挫折而被迫重構其關稅政策；此前美方的關稅政策雖大幅削減了從中國的直接進口，卻導致中國商品大量湧入其他地區——尤其是歐洲和拉美市場。
美國已通過高額關稅以及對包括電動汽車在內的部分產品實施全面禁令，將許多中國商品拒之門外。貝森特表示，去年曾告知其他工業化經濟體，它們將面臨中國進口激增帶來的壓力，而「如今它們正面臨一些非常嚴峻的抉擇」。
貝森特提出，其他國家需要設法促使中方轉變依賴出口的模式，並提振其長期疲軟的內需。他說道：「世界其他國家將不得不重新審視各自與中國的貿易條款」。
美方正力促二十國集團就減少貿易和經常帳戶失衡發表聯合聲明。根據美國普查局的數據，自川普於2025年重返白宮以來實施的關稅措施，使得2026年上半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較2025年同期減少了三分之一，降至739億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一年（2025年）的1月份，由於進口商試圖趕在預期關稅生效前進行採購，從中國的進口量曾出現過一定程度的激增。
儘管一些經濟學家和歐洲領導人呼籲採取協同行動促使人民幣升值，但貝森特對這種做法的有效性提出了質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評估認為，人民幣被低估了多達21%。
貝森特說，認為達成一項新的《廣場協議》，即1985年旨在促使各國貨幣對美元升值的協議——就能解決貿易失衡問題的看法是錯誤的；他稱此舉不過是「迴避真正貿易問題的簡易途徑」，而真正的貿易問題在於中國過度的產業補貼和疲軟的內需。
貝森特表示，尚不清楚在川普總統與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定於9月下旬舉行的白宮會晤前，他是否會與中方對應官員——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進行面對面會晤。
貝森特表示，在此次峰會召開前，美中官員將繼續推進相關對話，議題包括可能針對非戰略性商品削減關稅，以及制定人工智慧防護措施，以防止強大的人工智慧模型落入非國家行為體手中。
貝森特說道：「我認為，雙方各有價值約300億美元的非戰略性、非關鍵性商品，我們可以取消針對這些商品的關稅」。
9月下旬峰會召開之際，美國正著手重建川普時期的關稅措施；此前，美國最高法院推翻了依據緊急狀態法實施的廣泛關稅——其中包括針對中國商品的20%關稅。川普政府曾在7月依據一項針對強迫勞動的貿易調查，對中國商品加征了12.5%的關稅；此外，美方還準備依據另一項針對工業產能過剩的調查，加征更多關稅。
貝森特還表示，計劃在正於阿什維爾舉行的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期間與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舉行雙邊會晤，但拒絕透露具體細節。
北京方面，中共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在周一的例行記者會上應詢時表示：「中美經貿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中方從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反對各種形式的單邊關稅措施。我們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以中國大市場為包括美國在內的各方提供新機遇」。
郭嘉昆續稱：「中美應當共同落實好兩國元首重要共識，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礎上協商解決有關問題，維護好當前經貿領域來之不易的良好勢頭」。
1.國際上其他「順差大國」的一般水平
在國際貿易中，除了中國，德國和日本也是傳統的順差大國（即出口遠大於進口），但它們的量級完全不同：
德國（歐洲第一順差國）：全年的貿易順差通常在2000億至3000億美元之間。
日本：近年由於能源進口大增，有時甚至出現逆差；在順差較高的年份，一般也就幾百億美元。
沙特阿拉伯（石油巨頭）：全年的貿易順差通常在1000億至1500億美元左右。
2.相當於一個已開發國家的 GDP
中國一年的貿易淨順差（1.189萬億美元），已經與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或荷蘭等全球前20強經濟體一整年的 GDP總量不相上下。
3.中國以前是多少
2000年前後：中國剛加入 WTO（世貿組織）時，全年的貿易順差只有200億至400億美元。
2020年：順差大約為5000多億美元。
2025/2026年：直接飆升至1.2萬億美元的大關。
中國如此巨大的貿易順差，在經濟學上不是由單一因素造成的
1.國內特殊的經濟結構：「高儲蓄、低消費」。這是貿易順差不斷擴大的深層結構性原因。
國內內需（消費）相對疲軟：由於醫療、養老、教育等後顧之憂，中國居民的儲蓄率長期處於全球最高水平。當國內老百姓的消費無法完全消化工廠生產出來的龐大商品時，企業就必須尋找海外市場來釋放這些產能。
投資驅動型經濟：中國過去的經濟增長高度依賴對基礎設施和製造業的投資。大量資金流向工廠和生產線，導致產能不斷擴大，而分給居民用於消費的財富比例相對較低，從而形成了「供過於求」的局面，只能轉化為出口。
2.產業政策與政府補貼
產業扶持政策：中國政府長期通過定向低息貸款、廉價土地、電力補貼、以及研發稅收減免等政策，對特定製造業進行大力扶持。
成本優勢的爭議：這種「非市場化」的政府補貼讓中國企業擁有了海外企業無法比擬的成本優勢，從而導致了西方產能過剩和中國廉價商品的大量湧入。
3.製造業鐘點工資：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和經濟數據對比，中國製造業工人的平均時薪雖已超越了越南、印度，但依然只有美國或西歐工人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左右。
全球最大規模的理工科畢業生：招募一個同樣資歷的軟體工程師、電池研發人員或機械總裝師，中國的研發人力成本（薪酬、加班配合度）可能只有矽谷或德國同行的三分之一。
高強度與加班文化，兩班倒/三班倒的飽和生產：中國絕大多數大型外貿工廠（如富士康、汽車組裝廠、電池廠）都能實現24小時「機器不停、人倒班」的運轉。
高速產能和進一步降低生產成本，在龐大的工程師紅利和供應鏈優勢底層，實際上是以數億打工人、工人和研發人員的身體健康、心理壓力以及生活時間的嚴重透支為代換的
4.全球宏觀經濟環境與匯率因素
儘管歐美對中國加征了高額關稅，但由於通貨膨脹等原因，歐美消費者和企業依然需要中國提供的便宜生活必需品和中間工業品。
出口的「借道」轉移：加征關稅後，許多中國企業通過將商品運往東南亞、墨西哥、拉美或歐洲進行再加工或轉口貿易，這使得中國的全球經常帳戶總順差依然保持在高水平
總結，中國的工廠太能生產了，且價格便宜在全球極具競爭力；但中國自己的老百姓目前買不了那麼多，於是多出來的巨量商品源源不斷地賣給了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