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我年齡相仿的人，因為電影《紅日》的熱映，沒人不知道國軍七十四師的。七十四師在孟良崮戰役全軍覆沒，據說沒有一個逃脫，但我的鄰居竟然是七十四師的，而且還是一個營長，怎麼一回事？
1966年下半年的某一天，我家弄堂口的牆上貼了一張大字報，大字報上赫然寫道：打倒國民黨反動軍官王某梅（請允許我隱去部分名字，因為他的女兒是我的同學，至今還有往來），名字寫得七倒八歪，還在名字上面狠狠地用紅筆劃了一個大叉。
那個王某梅不就是我家樓下的「王家伯伯」嗎，況且上面還寫著他現在的住址，不會認錯人的。那個王家伯伯竟然是國軍七十四師的營長？
打倒王某梅的大標題下是王某梅的簡歷，後來我又聽到不少弄堂里大人們的各種傳言，拼湊起來是這樣的：他出生於浙江西部仙居縣某鄉的大戶人家，正值國內時局大動盪，他抱著為國為家鄉效力的理想，毅然投筆從戎，考入了黃埔軍校。黃埔軍校畢業後，打了幾次抗日的大戰役，一步一步升遷到了國軍七十四師軍需營的營長。
我與幾個鄰居正在看大字報。十幾分鐘後，一群很是威武的戴著紅袖章的工人造反隊隊員押著王某梅，來到了弄堂口大字報下，批鬥會開始了。國軍七十四師營長王某梅被造反派反拗著雙臂，跪在硬綁綁的弄堂口的水泥地上，跪在一旁還有他的太太，我們弄堂里著名的揚州美女。
弄堂口很是窄小，平時兩輛黃魚車都很難同時通行，現在卻要擠一堆人開批鬥會。火爆的批鬥會現場就在我站的面前半米處展開，我面對面的，那是平時我天天碰到的，很是喜歡我的王家伯伯、王家姆媽呀，我不敢看。
開溜。
那是1966年年底，文革的烈焰如火如荼。那年我正處在開竅與懵懂之間，對我來說最開心的事，就是不用上學讀書更不用考試了；學校里平時把我們管得嚴嚴實實的老師，或者被打成了反動知識分子，或者不見了蹤影，不知道躲到哪個角落裡去，沒人管我了。
那個時候，幾乎沒有什麼娛樂活動，一部電影可以讓我們津津樂道很長一段時間。電影《紅日》風靡一時，《紅日》裡國軍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那英俊豪氣的形象，在我們男生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別是孟良崮戰役的最後時刻，張靈甫親自帶著部隊堅守著最後的陣地，張靈甫手拿著步話機的話筒，呼叫著空中飛機的支援：「01、01，我是靈甫，我是靈甫……轟炸、轟炸……」課間休息的時候，我們男同學拿著喝茶的小搪瓷杯當作話筒，學著呼叫。
王某梅，我們鄰居小孩都叫他「王家伯伯」。現在想來那時他也不過五十歲不到的年紀，個子不高，額頭很高，頭髮稀少，平時見到任何人都是滿臉堆笑。一個很善良的鄰居小老頭，你無論如何也無法與電影《紅日》裡，那些殘暴血腥的場面產生聯想。
我與王家伯伯唯一一次，還留在記憶里的交集，是他邀請我去觀看他單位組織的文藝演出，好像是某一年的國慶前夕。
那次演出在正規的劇場進行。前面是唱歌呀，跳舞呀之類的節目，唱什麼歌跳什麼舞我也不記得了。漸漸地演出進入了高潮，魔術表演開始了，報幕的在一旁說：「下面一個節目是古彩戲法——」，我們那時候都把變魔術叫「變戲法」，古彩戲法就是傳統的魔術表演。魔術師身穿寬大的長衫，頭戴銅盆帽走到舞台中央，只見他手拿一塊彩巾，一個遮擋就變出一朵紙花，又一個遮擋就變出了一隻鴿子，還能飛呢。
那古彩戲法魔術師不就是我家樓下的王家伯伯嗎，雖然他化妝很濃，我還是認出了他。突然，他靈巧地翻了一個筋斗，身下出現一大盆禮物，是各種各樣的水果糖。他把水果糖拋向觀眾席，演出達到了高潮，王家伯伯他好像發現了我，有意向我多拋了幾顆糖。
很多年以後，我想，也只有那個靈巧的筋斗，能證明王家伯伯曾經是黃埔軍校的優秀畢業生。
王家伯伯在弄堂口被批鬥是文革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為什麼呢，王家伯伯是七十四師的營長，但他僅是軍需營的營長，身上沒有背著人命和血債。憑著黃埔軍校的學歷，憑著遠高於常人的精於計算的能力，和八面玲瓏的與人打交道的本事；他並沒有在孟良崮前線戰場衝鋒打仗，而是在後方管理軍需用品，在上海為部隊籌集各種款項。這也是為什麼七十四師在孟良崮全軍覆沒了，營長王家伯伯卻還能活到現在的原因。至於是不是因為與師長張靈甫的關係特別鐵，才得以留在後方管理那麼重要的軍需物質呢，那永遠只能是一個歷史的謎團了。
我小時候的上海市區主要由三撥不同區域的人組成：一撥是浙江人包括寧波人、紹興人和少數浙西人等，；另一撥是江蘇人，人數不少。江蘇人以長江為界分成蘇南人和蘇北人，如果當時稱呼某人為「蘇北人」，常帶有鄙視的意味，但揚州人常常自豪地自我標榜，可能是揚州出美女的緣故吧。還有一撥是廣東人，人數雖然不多，但提起著名的「永安百貨公司」沒人不知道吧，老闆姓郭，一個大家族，廣東人，人數不多名氣很響。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省份的人，人數極少，可以忽略不計了。
有人告訴我，王家伯伯的太太是揚州人，我更相信「揚州出美女」這個說法了：王家姆媽，典型的揚州美女，瓜子臉，修長的身材，隱約可以看出年輕時的婀娜多姿。王家姆媽，弄堂里為數不多的幾乎是唯一的，身上還殘留著一點點大家貴婦味道的揚州人。
我還記得，王家姆媽永遠有著一頭燙得隱隱約約的捲髮，但家境窘迫沒錢去理髮店燙髮發怎麼辦呢。據說，她自我發明了用夾煤球用的鐵夾子，在煤球爐上烤一下來燙捲髮的好辦法。王家姆媽平時說話沒有一點點揚州口音，說一口純正的上海話。弄堂里看到任何人都是主動打招呼，一臉淺淺的笑，笑得不卑不亢。
自從那次批鬥會以後，有一段關於王家姆媽的傳說，我記不得是哪個鄰居告訴我的，也只能把它歸類於傳說了：抗戰勝利後那幾年，有人看到王家姆媽坐在一輛美式敞篷吉普車上，身穿一身當年最時髦的，印有小花朵的齊膝蓋長的短旗袍，嘴角上叼著一支女式的「老刀牌」香菸，一副三十年代電影明星的派頭。身旁是一身戎裝的王家伯伯，前面駕駛座是美式裝備的勤務兵。不記得是哪個鄰居在一旁插話說，有什麼可以神氣活現的，你看現在倒霉了伐。語氣中滿是羨慕妒忌恨。
有時候在後門的自來水龍頭旁，有時候在底層的公共廚房間，王家姆媽與我的交集比較多。每次交集都是從同一套台詞開始的，王家姆媽微笑著對我說：「某某（我的名字）儂最乖了，我最喜歡儂」。聽得我樂顛樂顛的。
你可能不知道，那個年代，人與人說話，從來沒人使用「喜歡儂」這一類字眼或者說不習慣使用這一類字眼，我姆媽就從來沒有說過「喜歡儂」這三個字，儘管她很喜歡我。但王家姆媽就能把那三個字用得駕輕就熟，無絲毫不適感。難怪我媽媽偶爾聽到，回到家裡就會略含醋意地對我說，喜歡儂哦，儂骨頭輕來。
那個年代，相對於弄堂里一個四類分子來說，七十四師的營長王家伯伯遭遇還算幸運的。那個四類分子是弄堂里家庭婦女李葒金的老公。他，高高的個子，應該有一米八十幾，在當年算很高的個子了，人也長得膀大腰圓。平時在弄堂里常能見到他，永遠是同一個模樣：一手拿著一把竹製掃帚，另一手拿著一個帶把的簸箕，在弄堂里打掃衛生；走路幹活永遠低著頭，偶爾說話聲音輕輕的，從來不敢抬起頭正眼看人。
聽鄰居說，李葒金老公1949年前是三青團的成員，不知道是1955年還是1957年，他想逃往香港，不知怎麼的又被抓了回來，吃了幾年官司。釋放後，被打成了壞分子（四類分子的一種），也沒了工作，每月街道發八元錢生活補助，所謂補助也不是白拿的，你必須在弄堂里打掃衛生，通陰溝掃地清理泔腳缸等等。
時間來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改開開始了，最先來大陸投資的是港商和台商。與李葒金老公一樣也是1956年左右離開上海逃往香港的，弄堂里「阿六頭」的父親，人稱「小寧波」的從香港回來，儼然一副成功人士的派頭，六十歲左右的人了，還穿著一件花格子襯衫一條喇叭口，看得我瞠目結舌；特別是他的兒子「阿六頭」從此以後拎著一隻四喇叭的錄音機，喇叭里放送著「鄧麗君的歌曲」，弄堂口走進走出還把聲音開到最響，引來鄰居無數羨慕的眼光。王家姆媽在一旁喃喃地，似乎在自說自話：「儂看，出去（意思是離開大陸）了，都發啦……」
據說那段時間，有王家伯伯黃埔軍校的校友從台灣回上海投資，順道來看望他了。幾個「老戰友」幾十年沒見面，見面以後都聊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外人無法知曉。
在我看來那是冰火兩重天的體驗，人生的關鍵點一步踏進或者踏出，天差地別啊。但誰又能知道哪個是關鍵點呢。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在上海人民廣播電台任編輯。一天有個音樂編輯進科室後，滿臉堆笑地向遇到的每一個人分發巧克力，那天又不是什麼節日，弄得眾人一頭霧水，半天后終於搞清楚：他的爸爸從台灣回來了，受到了區政府領導極高的禮遇，希望他爸爸來上海投資。我們眾人很奇怪：你，指那個音樂編輯，不是爸爸早沒了麼。「49年的時候去了台灣，我哪敢對外說呀！」音樂編輯喃喃地耳語道。
那時候上海的住房非常緊張，音樂編輯正在為結婚申請住房。當電台台領導聽到此消息後，第一時間就把最後唯一的那套一室一廳的住房分配給了他。
感謝我的弟弟妹妹和一些相關的老鄰居，幫我指出文中的錯誤並為我提供不少細節。
2024年8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