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BirchTree：一個靠謊言和暴力維繫的極權政權，是全世界兒童的敵人
9·18深圳日本學童遇襲身亡案發生後，許多中國網民對中共民族主義教育進行了反思。在日本的華人博客作家BirchTree更撰文指出，除了對外的「仇恨教育」外，這個體系對內有更大規模更深重的對弱者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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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是任何社會裡的最弱勢的群體，最應當受到保護的群體。當一個成年人的利刃充滿「正義感」地刺向兒童的時候，我們要問，為什麼這樣針對最弱勢群體的最野蠻的暴力，在中國社會裡，不僅成為可能，而且被頌揚和鼓勵？年7月在蘇州為保護日本學校兒童而被刺死的胡友平，又是為什麼而死的呢？
早一點我寫過一篇「為什麼有這麼多面目可憎的中國人」，講中共75年來處心積慮，持續不斷的意識形態教育和仇恨教育。
仇恨教育是對它們製造出來的「外部敵人」。但這個體系對內有更大規模更深重的對弱者的暴力。中國的兒童，女性，長年被這個體制大規模戕害。只盤點「有名」事件，就有1994年為了「讓領導先走」在新疆克拉瑪依被燒死的288個中小學生，有2008年三聚氰胺毒奶粉的30萬患兒。2008年四川地震現在還不知多少因為腐敗和豆腐渣工程而死亡的孩子。2022年北京冬奧會期間爆出的豐縣被拐賣被迫生8個孩子的鐵鏈女，到今天現在還被封鎖消息，不知所蹤。
此外，許多在日華人都表示憤怒、悲痛。其中不少人也對中日關係和華人在日本的處境表示擔憂。然而，作者則認為這不是中日關係的問題，而是「中國極權」的問題。
希望有面對這樣的令人髮指和無比痛心的惡性事件，大家看得到，日本人的「敵人「不是中國人，中國人的」敵人「也不是日本人。普通人的生活，沒有，也不需要「敵人」。所有追求真善美幸福生活的普通公民，如果有的話，都有一個共同的敵人，就是一個靠謊言和暴力維繫的集權政權。這個政權用國家暴力傷害本國普通人的權利，用謊言製造仇恨，宣揚暴力，這才是普通人苦難的根源。如果這個製造惡的根源不去除，惡性事件還會越拉越多。
希望更多在日本的普通人能看清這一點，一方面要對作惡者追究法律責任，一方面抗議中共的操縱和謊言，同時跳出普通人之間互相指責和仇恨的怪圈，看到，一個靠謊言和暴力維繫的極權政權，是全世界兒童的敵人，是需要去除的問題之源！
二、The Global Observer：社交媒體與調查性新聞：柴靜的新紀元
柴靜是中國最知名的記者之一。2015年，她的作品、紀錄片《柴靜霧霾調查：穹頂之下同呼吸共命運》（簡稱為《穹頂之下》）一經發布即獲得超過3億播放量。然而，僅僅七天後，中宣部就將這部影片全網下架。在那之後，柴靜隨之從公眾視野中消失。
直到2023年8月17日，柴靜攜她的新紀錄片系列《陌生人：對話聖戰分子》在YouTube回歸。今年6月7日，柴靜接受學生媒體全球觀察家(The Global Observer)的採訪，回顧了自己這些年消失在大眾視野中的心路歷程以及自己為什麼回歸新聞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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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柴靜與家人搬到了西班牙巴塞隆納。臨行前，她把工作時穿過的西裝都送了人，這是一個卸甲歸田的動作。
她說：「我下定決心，只是生活，不再工作。直到一個月後，我與家人經歷了一場恐怖襲擊」。在這場暴動中，三歲的男孩哈維喪生街頭。
作為一名中國記者，恐怖襲擊對她而言仍然是一個遙遠的概念。但她決定重返新聞現場。這個決定來自哈維的父親，他懇求人們去尋找真相。柴靜說：「我是一個歐洲的陌生人，對它的語言、文化、宗教幾乎一無所知。但是我是那個受過訓練的人」。
之後，柴靜成功採訪到前聖戰分子，通過對話、走訪和調查完成了這一紀錄片。
儘管內容的產生方式和與觀眾們的互動形式改變了，新聞的本質卻亘古未變。柴靜始終相信媒體的責任是揭示。
「有些問題在你準確地揭示它的同時，好像它就得到了某種程度的解答」，她說。法里德·本耶圖，一位前聖戰分子，在《陌生人》中接受了柴靜的採訪。他曾告訴她「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是把問題說清楚。」
採訪中，柴靜還談及了朱令案、網絡平台製作新聞的感受等話題。如今，柴靜的生活十分忙碌，然而她卻樂此不疲：
「你琢磨這件事的那一會兒，你從早上坐到桌前頭，一眨眼天黑了，再一眨眼天亮了。頭上日升月落騰雲翻滾，你能想像那個感覺嗎？這就是過日子，相當美好，我不知道這世界還有什麼其他事情比這更好，所以我就聊以度日，這麼幹下去」。
三、工勞小報：難以維生的最低工資
中國各地的最低工資標準偏低一直為人詬病。近日，工勞小報就發文分析並批評了中國這一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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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一開始就引用了一句藍領工人間流傳的順口溜：
「追魂奪命流水線，暗無天日鬼車間，生死輪迴兩班倒，廢寢忘食中無言」。
工勞小報發現，「一方面，基層勞動者憎恨超長的工時，另一方面，沒有加班的工作卻無法吸引勞動者」，而背後的原因正是最低工資標準過低，導致工人難以維生：
目前，全國各省市都有自己的最低工資標準，大多落在2000元左右的範圍。其中，最高的是上海市，達到2690元。最近幾年，我們也經常聽說最低工資調漲的聲音，但其實這些調漲遠遠追不上當地快速增加的生活成本。以上海為例，2015年國際組織The Global Living Wage Coalition計算出要在上海過正常合理的生活（來源），每個工人最低每月需要到手4136元人民幣，才可以支付其家庭開支（每個家庭平均1.78工人）。其中家庭開支包括食物費用1317元、租房2500元、交通衣物等其他費用2173元、其它還有儲備金、工資扣除額、給父母的贍養費等共1032元。
最後，他們表示，這樣的工資水平遠遠達不到國際標準：
在人社部的《最低工資規定》中明確寫到「國際上一般月最低工資標準相當於月平均工資的40—60%」（來源），然而國內的最低工資標準卻普遍連40%都不到。例如上海市2023年社會平均工資達到12307元每月，然而最低工資卻僅僅相當於平均工資的21.8%。四川每月社會平均工資約7518元，而第一檔最低工資也僅有2100元，僅相當於28%。這樣的標準無論放在已開發國家或開發中國家，都是非常不可思議的。極低的標準相當於讓工人自己面對企業談價格，在缺乏工人組織的前提下，這樣的談法只能談出慘澹的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