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十年中，國際媒體和組織揭露了中國政府在西北地區新疆的嚴厲政策，以及一系列旨在同化全國各地所謂「少數民族」的措施。少數民族為何讓中共領導人如此緊張?中國總人口的90%以上屬於漢族，剩下的約1.25億人口雖然絕對數量龐大，但卻被劃分為55個正式承認的「少數民族」，而這些少數民族本身在文化、語言、人口數量和地理分布上就存在很大差異。如果人口學無法解釋中國政府對「民族問題」——中共官方對國家民族多樣性的稱謂——的焦慮，那麼還有什麼可以解釋呢?對於黨和國家來說，有三方面的問題使其成為一個特別敏感的政策領域：領土控制、中國共產黨(CCP)意識形態和官僚政治。
領土控制
對中國官員來說，一個基本問題是少數民族集中在中國幅員遼闊、資源豐富的邊疆地區。正如毛澤東在1956年所說：」我們說中國是一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國家，實際上，人口眾多的是漢族，地大物博的是少數民族。」
漢族文化影響力和中央政府對大片邊疆的控制相對薄弱，這也加劇了中國政府對領土被外國對手和地方獨立運動奪走的擔憂。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PRC)最北、最南和最西邊的大部分地區都是清朝在17和18世紀征服的，中國共產黨仍然認為這些地區與核心地區的融合還在進行中。中國的「屈辱世紀「通常被理解為從19世紀中葉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期間，中國屈服於西方和日本的殖民統治，但這一時期也見證了中央對邊疆控制的削弱：1912年蒙古獨立，蘇聯支持新疆維吾爾民族主義運動，英國挑戰北京對西藏本已脆弱的控制。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新中國政權仍然害怕外來勢力對其周邊省份的影響。在五個所謂的民族「自治區「以及數十個下級自治區中，名義上的民族(如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壯族)在地方政府中的代表權、公共就業機會、在官方場合使用本民族語言的權利以及根據當地情況調整中央政策和立法的權利都得到了保障。
與此同時，中國劃定行政區劃，推動漢族移民，以遏制少數民族的政治和文化力量。內蒙古、寧夏和廣西的蒙古族自治區、回族自治區和壯族自治區自成立以來，漢族人口一直占絕大多數。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漢族人口急劇增加，現在維吾爾族在該地區的民族構成中僅占相對多數，而不是多數。如今，西藏自治區是名下民族仍占當地多數的唯一省級自治單位。
(上圖為漢族人口在幾個自治區所占比例)
近幾十年來，中國政府促進了邊疆地區的經濟發展，提高了國家能力，但新媒體和跨國接觸也有助於增強某些少數民族的民族意識。人們認為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在蘇聯解體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加劇了中國政府對民族分裂主義的焦慮，而對伊斯蘭政治運動和聖戰暴力蔓延的擔憂則被用來為加強對穆斯林宗教活動的鎮壓提供理由。正如最近發出的「穩邊固疆「的號召所表明的那樣，中國共產黨對其控制中國邊遠地區和民族多樣化地區的能力仍然感到不安。
中共的意識形態
在中國共產黨的經典世界觀中，民族政策是一種管理長期同化過程的平衡行為，也就是黨的理論家所說的「民族融合」(ethnic fusion)。中國共產黨本應指導全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但由於中國人口由不同的族群或「民族「組成，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並處於特定的發展階段(按官方說法漢族是最「先進「的)，因此不可能取得統一的進步，少數民族必須得到額外的支持，以實現物質平等。只有這樣，民族之間的差異才會逐漸消失。
數據來源：CSIS China Power Project;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此外，如果中共過於激進地將其「先進「文化強加於少數民族，將會引起反彈，會疏遠少數民族，強化少數民族意識，危及中國的整體融合。因此，中國共產黨必須給予少數民族足夠的空間，讓他們作為獨特的民族發展壯大——例如，讓他們使用自己的語言，發展自己的文化，參與政府管理，尤其是在自治區——同時不助長分裂主義情緒，也不放棄共產主義和民族融合的長遠目標。
意識形態從來都不能直接左右政策，在後毛澤東時代，中國共產黨已經從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觀念轉向追求市場經濟發展。然而，民族融合的概念卻一直存在，它提供了一個平衡一致性和多樣性的框架，符合中共指導和管理社會、經濟和文化變革的自我認知。隨著中國共產黨越來越多地從中國傳統出發來證明其統治的合理性，黨內的民族多樣性變得更加棘手，同化也變得更加迫切。2021年，習近平將「樹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民族工作的首要目標，通過促進各民族「接觸、交流、交融「來實現。中央領導層繼續將鎮壓與經濟發展和平權政策相結合，以激勵和促進融合。
換句話說，民族政策仍然是一種根據民族融合理論進行調整的平衡行為，即使黨不斷提高其監督和控制能力，也越來越有信心在控制潛在騷亂風險的同時推進同化。yibaochina.com
官僚政治
第三個因素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機構設置有關，其中包括各級政府專門負責執行和監督民族政策的辦公室網絡。
這些機構——被稱為「民委系統」(minwei system)但我將稱之為「民族事務局」(Ethnic Affairs Bureaucracy，EAB)——成立於20世紀50年代初，以回應有關普遍無視民族政策的報導。許多地方幹部顯然不清楚尊重少數民族的「特殊性「和其他指令的實際意義，有些人甚至蔑視整個民族政策的概念，因為這要求在少數民族地區放慢土地改革和政權革命議程的其他內容。在經濟發展和宣傳促進民族融合的長遠目標下，擴大了民族事務委員會，以確保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得到照顧，並制定了特殊規定(如減少使用暴力或確保少數民族擁有的土地重新分配給同一少數民族的成員)。
然而，在實踐中，官僚化使民族政策面臨著政治壓力和制度競爭，而這也影響著中國國家的其他方面。學者們記錄了不信任和向領導人表示忠誠的需要是如何產生獵巫和政策激進化的。這種普遍趨勢在民族政策中尤為突出，因為民族政策已經涉及到減緩和修改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議程。
隸屬於 EAB的官員的職業生涯取決於其工作的認知價值。當這種價值被重新定義為激進的政治議程時，受到懲罰的風險就會激勵民委官員採取越來越雄心勃勃的民族政策，以加速民族融合。例如，在20世紀50年代末的反右運動和大躍進期間，由於害怕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民委官員通過採取激進的同化措施，如強迫少數民族放棄傳統服裝、違反飲食習慣、只講和學習普通話等，來推動民族融合的加速。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共產黨試圖對少數民族的文化和習俗進行有限的制度化保護，但在意識形態的逼問面前卻適得其反。在「黨領導一切「的環境中，民族工作的去政治化變得十分困難，因為這一問題已被確立為一個官僚化的獨立治理領域，並成為政治話語的固定組成部分。
在習近平集權的背景下，展示個人忠誠已成為政治生存和晉升的必要條件，因此被指責阻礙或阻撓民族融合的成本可能從未如此之高。此外，由於少數民族事務局在全國各地開展工作，即使是在少數民族比例較小的縣，由此產生的偏執也無處不在。
結論
要了解北京對「民族問題「的焦慮及其日益同化的民族政策的驅動因素，僅從地緣政治和對領土完整與控制的擔憂角度看是不夠的。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為民族同化提供了理論依據，而中國的專制政治制度則助長了恐懼並將政策推向極端，因此，考慮這些因素也是至關重要的。
